方家姐妹的“领头雁”——大姐方东平

大姐方东平(1919年5月-1997年4月)，又名方赛容、方寄华。1937年2月入党，曾任汕头市工委宣传部长、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妇委委员、中共潮汕特委委员、韩江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处主任。建国初期曾任汕头市军管会政务接管部部长、广东省妇女联合会秘书长、中共华南分局妇委委员、潮汕专署副专员。1954年任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省森林工业局局长。1958年9月，调任陕西省统计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经济计划委员会统计局副局长，是统计行业的专家。1983年当选为陕西省第六届人大常委、财经委委员等职。1988年正厅级离休。

大姐方东平从小勇敢坚强。村里的男孩子见方家男少女多，时常欺负她们姐妹。方东平总是站在前面，面无惧色，身上背着妹妹，与前来挑衅的男孩子对打，一番较量之后，男孩们落荒而逃。从此妹妹们将大姐视为保护神，村里人则叫她“严兰贞”(意为女豪杰)。

1934年-1936年，方东平在汕头市友联中学读初中。此时共产党员指导下的秘密读书会正在发展。从上海转移到汕头隐蔽在友联中学教书的共产党员潘念之、赵季良，指导进步青年曾应之、陈作启等组织友联中学读书会，探讨社会变革、革命理论和抗日救国的有关问题。随后，曾应之等成立了秘密的“汕头新文字协会”，普及平民教育，推进抗日救国教育。方东平在进步思想影响下，积极参加秘密读书会和“汕头新文字协会”，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大量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启蒙教育，逐步了解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迅速成长为潮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骨干。在此，她认识了李碧山、陈华等共产党员，并与曾应之等进步青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工委)在香港成立，随后派潮籍共产党员李平到汕头开展工作。李平在潮汕抗日救亡运动的原有基础上，从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华南抗日义勇军”入手，在救亡积极分子中发展队员，作为恢复潮汕党组织和建立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1937年3月，中共韩江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韩江临委)成立，并建立学生支部、文化支部和妇女支部。早在1936年7月，方东平已从友联中学毕业，到普宁县黄都女子小学教书。3个月后，她从普宁回到汕头，参加了“华南抗日义勇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到曾应之任主编的义勇军内部刊物《奋斗》工作，负责出版发行。1937年2月，由李碧山介绍，方东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即任中共汕头市妇女支部书记。妇女支部通过举办夜校识字班、妇女座谈会，出版《妇女周刊》等，团结教育妇女群众投入抗日救国行列。

“七七事变”后，汕头党组织拟建立抗日公开团体“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简称青救会)。方东平时任中共汕头市工委宣传部长，发起并参与筹备青救会。1937年8月13日，汕头市青救会(后改称“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成立后，方东平当选为青抗会常委、青抗支部委员、青抗随军工作队第三小队队长。接下来的两年里，为培养党的干部，她两次被党组织派赴广州参加国民党广东省民运干部培训班、到福建龙岩新四军后方办事处干部训练班学习，增强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养，后任中共潮安县委和中心区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汕头市青抗会第三战时工作队政治指导员、中共潮普惠南分委、潮普惠揭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妇委委员。

1940年1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后，方东平任南委联络员。1942年“南委事件”后，南方局要求潮汕党组织暂停组织活动，指示南委大部分干部党员撤退，由留下来的林美南负责潮梅党组织的全面工作，方东平协助其工作。1942年冬，林美南化名吴瑞麟，以从潮汕逃难到梅县做生意的商人身份，携同“妻子”、化名王雪娥的方东平，与“合伙人兼管家”、原潮梅特委政治交通员陈权，到梅县城郊的乌廖沙村，租下10多亩沙滩地，开始经营菜园。随后又调几名党员以“长工”、“佣人”的公开身份来菜园工作，林美南的母亲和儿子也来此定居，这个大家庭表面上有主仆，有老小，与当地较富裕的普通家庭无异，从而建立了长期隐蔽的据点。1944年，方东平与林美南结婚，这对历尽艰辛、共同患难，合作默契、长期并肩战斗的革命同志正式结为伉俪。

在此之前，方东平与曾应之于1939年结婚，结婚之后，隐蔽的地下工作使他们聚少离多。曾应之时任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青委委员，能诗善文，活动能力强，是潮汕地区优秀的青年干部。因长期艰苦生活、繁忙工作，1940年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辗转隐蔽在揭阳、潮安各地养病近10年，病中仍坚持写作和参加地下党的活动，直至1949年3月13日去世。临逝前，他在写给方方和方东平等人的遗信中，仍然希望多为革命、为党作贡献，坚信再活半年一定能看到革命的胜利。而在这期间，方东平与曾应之完全失去了联系，生死不明，经多方打听消息，都说他已去世。为了天下千千万万的夫妻不再分离，为了革命事业的早日成功，她强忍自己痛失爱人、痛失同志的悲痛心情，重新振作，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当中。

1945年初，上级党组织要求潮梅地区恢复党的活动。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成立，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委，谢育才任军事顾问，方东平任第二支队政治处主任。随后，林美南、方东平等研究决定：成立行政督导队，首先组建流沙区抗日民主政权，从第二支队调集干部共30多人成立行政督导队，由方东平任队长，展开建政工作。同年8月，韩江纵队委派方东平和谢育才前往东江纵队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两人装扮成做生意的夫妻，从惠来境内的望石岭到云落山，经普宁、揭阳、五华、紫金、河源到惠阳的大鹏湾东纵指挥部，日宿夜行，一路走了20多天。他们受到了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接见，通过他向中共中央汇报潮汕的军事和党组织情况，获中央批准成立潮汕特委，建立电台，并获得中央对潮汕武装斗争和党组织的重要指示。东纵派了一个机枪连护送他们返回，拨给电台一部，配备机要人员5名，选派10名潮汕籍大学生回潮梅工作，赠送手枪、子弹及200本七大的文件和其他物资。上级党组织和东纵的支持使韩江纵队指战员欢欣鼓舞。11月20日，中共潮汕特委成立，由林美南任书记，方东平为七个特委委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韩江纵队部分军事骨干北撤，林美南调到驻香港的广东区委任委员，分管农委。此时方东平已怀有身孕，无法北撤，随同方方一起到香港，先后担任广东区委、中共香港分局(后改为华南分局)组织部干事、秘书。1948年2月，方东平参加中共香港分局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后，于4、5月间回到潮汕，先后担任潮汕地委执委、潮普惠南分委宣传部长、潮汕抗征队潮普惠南指挥部政治处主任、潮梅行政委员会委员、第一督导团团长，为让潮汕地区早日赢得解放，奔波操劳，奉献自己的力量。

中共七大的“小代表”——二姐方朗

二姐方朗(1923年1月-2010年4月)，又名方丽君、方向明。建国前曾任中共潮澄饶中心县委妇委书记，1939年11月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时年仅16岁。22岁参加中共七大，被称为“小代表”。而后担任中共潮梅特委妇女部长、潮澄饶县委和揭阳县委书记、特派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汕头市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奉调北京，先后任中央纪委、中央监委编辑室副主任，中央监委办公厅秘书科科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组部老干部局副局长等职，是中央机关有名的笔杆子。1983年离休，任南方局党史征集小组南委组成员。1985年受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1993年任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方朗童年时在汕头市震南小学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书，后辍学在家做抽纱手工，补助家用。12岁时，到汕头市大中纺纱厂当纺纱女工，每月薪水微薄，且动辄受工头处罚刁难，幼小的心灵已埋下了对现实社会不满的种子。大姐方东平此时已参加了汕头市秘密的抗日救亡活动，见方朗爱好读书，且颇具革命意识，即引荐她参加了汕头市新文字学会，探寻妇女解放，救国救民的真理，结识了李碧山、曾应之等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在他们的带动下，阅读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鸭绿江上》《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不久她又参加了曾应之、李碧山等发起的“汕头新文字协会”和学习世界语活动。13岁时，她怀抱朴素愿望，孤身来到上海，想成为最有组织、最有觉悟的上海工人组织中的一员。她找到已返上海工作的潘念之、赵季良，请他们帮助介绍到工厂做工。在此期间，她参加了杜君慧、沈兹九组织的“蜂社”，也参加过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在上海找工未果后，方朗启程回汕头，在船上结识了她后来的革命伴侣李平。此时正值“两广事变”不久，李平受上海义勇军总部派遣，赴香港与国民党广西代表谈判关于上海学生南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事宜。李平利用船经汕头停靠时上岸，通过方朗与曾应之、方东平等认识并建立联系，掌握了潮汕抗日救亡情况，为此后回潮汕恢复党组织奠定了基础。1936年10月，方朗和姐姐方东平一起参加了“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被派遣到“和泰”“美最时”“协成”等抽纱洋行当工人，开展女工工作。1937年2月，经李碧山介绍，方朗与姐姐方东平同时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了方东平任书记的妇女支部。

七七事变后，方朗受党组织派遣，参加了汕头市青抗会以及“155师随军工作队”，155师是当时国民党驻防潮汕地区的部队，党组织在取得师长李汉魂同意后，在该部建立了随军工作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队员多为汕头地下党骨干。方朗随工作队奔走潮汕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协助各县建立青抗会组织，把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工作重点，逐步从城市转移到广大农村中去。1937年12月，方朗奉调福建龙岩白土区，参加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举办的训练班学习，讲课的有省委领导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结业后她留妇女部工作，跟随省委常委、妇女部长范乐春活动于永定、龙岩、梅县等地。1939年春她任潮汕中心县委妇女部长。6月，日军侵占汕头市和澄海、潮安，方朗此时正在铁路线上工作，即会同青抗会战工队集中于桑浦山，日夜兼程赶到潮安文祠，向中心县委领导汇报情况，此后又带领闽西南特委同志返回桑浦山参加汕青抗游击队成立大会。此时为加强以桑浦山为基地的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以林美南为书记的中共潮揭丰边县委，方朗任妇女部长，同年10月后她任潮澄饶中心县委妇委书记。

1939年11月，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选举粤闽赣边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叶剑英、方方等7人被选为正式代表，方朗虽没参会，但与鸟湫一起被选为候补代表。当时预定的七大召开时间已很紧迫，参加扩大会议的七大代表们于会议结束后未及返原单位传达，即动身北上，未能通知方朗和鸟湫同行(后七大会议延期举行)。方朗仍继续在闽粤赣边一带坚持工作。先后担任潮梅特委妇女部长、闽西分委特派员、潮澄饶县委和揭阳县委书记、正特派员等职务。

“南委事件”后，按照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指示，潮梅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党员隐蔽转移。方朗在完成上级指示在本地区的传达、安排所属地区党员干部的隐蔽转移工作后，即刻协助南委书记方方做好联络工作和最后南委机关的安置。此时，方朗化名阿霞，与方方及其爱人少萍、儿子方超，同潮汕革命母亲李梨英组成一个家庭，隐蔽在普宁、揭阳交界的一个小村庄中，方方以商人身份出现，继续坚持工作。1943年初，周恩来再次指示方方一定要撤离南方到延安去。随后方朗携方超先行撤退到重庆南方局机关红岩。5月，方方也撤退到重庆。6月，方方、方朗等一行100多人随周恩来一道赴延安。方朗进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在七大召开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主要在一部参加审干、整风和党的两条路线的讨论和学习。1945年4月，方朗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这次大会使她对党的路线、宗旨和优良作风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与会代表中，方朗年龄最小，时仅22岁，性格活泼，很受代表们的欢迎和喜爱。当时大后方代表团中徐特立年龄最大，李涛最胖，腰板最厚，方朗姓方，三人合称“大、厚、方”，正好是“大后方”代表团的谐音，一时传为笑谈。

七大会后，党组织派遣方朗和爱人李平(当时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一起去东南亚地区，负责联系潮汕地区撤退到那里的党员、韩江纵队的武装干部，组织他们学习七大路线和整风精神，协同当地侨党，对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经济工作，为输送干部回国准备经费。当时方朗正怀孕在身，为了争取在生育之前赶到目的地，他们乘坐周恩来专机返重庆办理出国护照，再辗转广州，由于生活动荡，胎儿早产了，在广州住院七天后，即携婴儿到香港，几经波折，终于1946年夏天到达泰国曼谷，迅即开展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方朗先后担任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组织部长、书记。他们先是以开缝衣店作为掩护和立足点，半年后又开办代理土特产进出口的佣行和代理壳牌石油公司的油行，作为筹措经费的主渠道。建立了韩纵驻暹联络处，联系南撤到此的地下党员和武装干部。于1947年11月，成立了“输送中心组”，开始分批动员组织南撤人员和进步群众，返回潮汕参加武装斗争，至1948年5、6月间，南撤的主要骨干力量，基本都已输送回国，共500多人。1949年春，方朗奉调回国，任潮汕地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的准备和培训干部工作。

方方身边的“小机要”——三姐方文

三姐方文(1925年5月-2013年8月)，又名方碧君。1938年7月，13岁的她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潮梅特委交通员、东江纵队机要科组长、中央新华总社干部科科员。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广东省农林厅人事科科长、中南海军司令部通信处协理员、省商业厅人事科科长、省财贸党委审干办公室副主任。1955年调任南京统战部干部处处长，1957年调任青岛市文教部干部科科长，1962年任青岛教育局党委副书记。1963年调任辽宁省锦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1970年调214工程指挥部工作。1974年回到广东，任中山大学政工组组长。1983年离休。

当大姐、二姐投身革命的时候，方文才上小学。此时抗战戏剧在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中大发展，受姐姐的影响，年方12岁的她，参加了当时潮汕地区有影响的剧团之一——惠来银河剧团，排演《放下你的鞭子》《冰天雪地》等爱国剧目，活跃在惠来城乡以及潮阳、普宁、陆丰等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捐献物资慰劳前线战士。由于党组织对方文大力教育、培养，她的革命思想日趋成熟。1938年5月，年仅13岁的她，由中共惠来总支部书记陈绍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到潮汕中心县委工作，同时参加了汕头市青抗会少年工作队，在汕头她认识了在县委交通站工作的年轻交通员王强。

1939年6月，日军侵占潮汕，在日寇进攻下，潮汕中心县委机关向潮安山区撤退，王强与时任县委妇女部长的方朗一起撤至潮安文祠。此时王强因鞋破，脚被扎烂发炎，加上身患疟疾，无法行走，方朗脱下自己的胶鞋给王强穿上，搀着他坚持走到文祠。方文从姐姐方朗那里得知王强病重后，专门从汕头赶来文祠探望，关于见面的情景，王强后来深情地回忆：“由于羞怯，言语不多，但从思想感情上则打下基础，以后终于发展为革命伴侣。”

1940年2月，方文调到中共潮梅特委当交通员。南委成立后，统辖范围扩大，南委书记方方决定加强电台建设。1941年1月，方文调到南委机要科任机要员，后任南委电台译电员，与在电台工作的王强又战斗在一起。为远离敌人的侦察，电台设在闽南的高山密林中。就在这与世隔绝的丛林里，这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有了深入了解的机会，他们认识两年多，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由于工作繁忙，总是失之交臂，没有机会深谈，现同在一处工作，他们工作之余时常出去散步谈心，从谈心中建立了感情。在此工作半年后，党组织调王强、方文、肖敏三人和革命母亲李梨英一起到方方工作地点的附近，组建南委的另一部电台，主要任务是抄收延安发来的文件和新闻。电台的选点和安置由李碧山负责。电台选址在大埔县的百侯镇，与方方所在的大埔角，相距20多里。王强主持电台的日常工作，肖敏负责报务，化装为嫂嫂，方文负责机要，化装为妹妹，李梨英化装为妈妈，作掩护工作，后来方方才两岁的儿子方超，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化装为嫂嫂的孩子。对外名义是一个华侨家庭，因家乡失陷到百侯继续升学。方方化装为杂货店的老板，有时也到电台来，名义是舅舅。这个革命家庭的生活生机勃勃，他们能最快地阅读到国际国内最重要的新闻，收听到延安新闻社正规而优美的播音，他们热情讨论，互相鼓励，常常为顺利抄全一个文件、一条电讯而兴奋万分。

“南委事件”后，南委电台被破坏，党组织决定，由王强护送方方等人先行撤退。撤出20多天后，王强未见李梨英、方文等撤出，非常担心，他冒着生命危险，二度返回，寻找李梨英、方文和方超，护送她们撤退。同年8月，考虑到方文的家乡惠来离敌占区较远，方家的两个姐姐都是抗战前入党的革命同志，找党比较容易，王强、方文一行转移到惠来。王强、方文化装为未婚夫妇，李梨英化装为王强的母亲，方超化装为王强的侄子，在方家附近租房居住。在惠来期间，他们得到了方家母亲和哥哥方振强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方家当时十分困难，但仍从方振强帮人碾米的微薄收入中挤出一些碎米，由小妹方小兰背着悄悄送给这个特殊家庭，以解燃眉之急。在惠来期间，为了更好隐蔽身份，他们双双到惠来中学继续读书，方文改名为方敏贞读初二，王强改名为陈子华读高一。不久，党组织派方朗到惠来了解撤退情况，传达方方的指示，并决定由方朗将李梨英、方超带离惠来，王强、方文两人继续在此隐蔽。他们以读书为掩护，广交朋友，参加读书会、讨论会，团结、教育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43年11月，王强到大鹏半岛东江纵队参加武装斗争，一年以后，东江纵队派人到惠来接方文等人到部队去，她们历经艰辛，回到了革命队伍，方文在东江纵队机要科任组长。

1945年的元旦，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东江纵队为王强、方文等三对年轻人举办了集体婚礼，纵队领导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送来贺信，新婚夫妇演出节目，唱歌游戏，气氛非常热闹。生活十分愉快，但物质条件却非常艰苦，三对新婚夫妇找不出更多的房子，只好共住一个洞房，三张床，三副蚊帐，三对新人，床床相靠，欢度良宵，也是别有特色。

1946年6月，为换取和平民主，保存实力，遵照国共双方协定，中共南方武装部队北撤至山东。王强夫妇随东江纵队北撤，此时方文怀有身孕，即将临产，她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大海颠簸带来的种种不适，于7月初到达烟台。不到一个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解放区的老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筐鸡蛋，表示祝贺。可是夫妻俩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只好忍痛将出生不久的女儿送给当地老乡抚养，后来孩子病得奄奄一息时，又被送回。山东的冬天，天寒地冻，条件极为艰苦，方文一边工作，一边哺养孩子，孩子体质弱，又无营养，她用母亲的寸寸爱心，温暖着孩子冰凉的身体，这个革命的后代，终于顽强地活下来了。1948年10月，方文随王强一起调到中央新华总社，任新华总社干部科科员。

大南山上的“小战士”——小妹方小兰

小妹方小兰，又名方兰君，1931年9月出生于汕头市。8岁时就当起了地下党“小交通员”，12岁投奔东江纵队，因年龄小未被接纳，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6月在大南山参加游击队，任指导员。后任中共惠来县委青妇委副书记。1956年，调上海复旦大学任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64年，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任高教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1984年至1992年先后任上海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兼任上海市秘书学会副会长，1989年任上海潮汕联谊会副会长，并于1989年受聘为汕头经济特区顾问。1992年离休。

抗战爆发后，方小兰随家人从汕头迁回家乡惠来居住，进入惠来第一小学读书。当时三姐方文在惠来中学读书，参加了惠来银河剧团，年龄幼小的小兰跟随姐姐和剧团一起到处活动，并扮演童角，作抗日宣传演出。小兰在姐姐们的教育下，逐渐成长，幼小的心灵里，爱国革命意识已然萌发。1939年6月，她随母亲到普宁县流沙镇，住在大姐方东平家，配合大姐将该处作为中共潮普惠中心县委的掩护处。8岁的小兰懂事机敏，勇敢地当起了“小交通员”，为罗天、王致远、陈初明等共产党人传递信息。母亲则在外观望放哨，掩护同志们开会。

1943年秋，方小兰考入惠来中学，此时该校聚集了一批具有革命意识的爱国青年。三姐方文也隐蔽党员身份，在此就读。方文和学校进步师生一起组织了“丛苗学社”，组织爱好文艺、要求进步的青年入社，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假阅读大量文艺书籍，学唱进步歌曲，组织远足调研，出版墙报，演出小节目，传播新思想、新消息。阅读了苏联《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解放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进步文学。受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潮流的熏陶，小兰逐渐不满足于仅获得新知识，产生了参加实际斗争的愿望，渴望与三个姐姐一样参加革命。当时王强正在东江纵队参加武装斗争，年方12岁的小兰追随一位亲戚去东纵找王强，从惠来到淡水徒步走了6天。由于年龄太小，无法加入游击队，王强建议她到韶关找堂姐方翘然，等待时机。1944年夏天，她和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再次投奔东纵，后由于叛徒告密，只好返回惠来。惠来沦陷后，她随家人逃难到普宁梅陇山区，途中遭遇日军的搜索，她们藏身在破船底下，鬼子的刺刀就在其眼皮上方晃动，惊心动魄，直至半夜才安全逃离。沿途见到日军蹂躏家乡的各种惨状，她深恨侵略者之残忍，投身革命的意识也愈发强烈。

1945年秋，小兰重入惠来中学续读，此时正值抗战胜利，校园内民主自由思潮风起云涌，师生们朝气蓬勃。共产党员陈君霸来校执教，他与小兰的三个姐姐都有过工作关系，对其有所了解。他找小兰了解了惠来中学和丛苗学社有关情况后，组织读书小组，团结进步学生，教育他们学好知识，将来为国出力。经过陈君霸培养教育，小兰向往没有剥削、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由陈君霸介绍，陈平、方小兰、陈绍麟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成立了惠来中学党支部，陈平任书记，方小兰分工宣传、妇女工作。不久又有一名同学陈翔真入党。为了保密，也为了表明他们的斗争意志，四人以坚(方小兰)、强(陈平)、英(陈翔真)、勇(陈绍麟)四字作为党内用名，先后参与组织了两次学生运动。1946年底，为反对县政府官员贪污救济粮，他们组织全体学生罢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斗争进入关键时刻，党支部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官方答应了学生要求的条件下，组织学生复课。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全国掀起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运动，惠来中学党支部配合形势，加紧开展工作，团结更多进步学生参加丛苗学社，教育吸收一批先进分子参加地下党组织。通过演出节目、发传单等方式，揭露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动员群众反对内战，参加斗争。党支部通过各种关系，多方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情报，递交上级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潮汕地区建立了大北山、大南山根据地，党支部想方设法为根据地购买药品、枪支、弹药，并输送党员和进步学生到游击队参加革命斗争。

1947年10月，上级党组织派遣方小兰到由方方主持的香港分局无线电台工作，并进英文补习班学习。此行由后任龙岩地委常委、秘书长的钟声化名“刘大夫”，与小兰单线联系。舟车劳顿后的小兰在暮色中来到香港，推开一栋楼房二楼的门，惊喜地发现开门的居然是多年毫无音讯的大姐方东平，此时姐夫林美南已在香港分局工作，方东平因身孕和生小孩未及北撤，也在分局当秘书。在英语补习班学习三个月后，方小兰被党组织派遣回潮汕参加武装斗争，小兰此番回潮汕，途中有两个任务，一是带回香港分局干部的两个2、3岁大的小孩，一是携带一批党的秘密文件返回。小兰年仅16岁，自己还是个孩子，却需一路照管两个年幼的孩子，保护党的文件，其机警、稳重可见一斑。

1948年6月，党组织决定，方小兰到大南山参加游击队，先后任潮汕抗征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文化教员、副指导员、中队党支部书记，120人的部队，只有小兰一名女战士，一个米袋、一支驳壳枪、一个背囊，17岁的她经过多年的革命锻炼，已历练成熟，与队友们英勇地参加阻击战。1949年2月，调往闽粤赣边区纵队二支队四团三连任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先后参加了解放隆江、惠来和普宁的战斗。同年8月，任中共惠来县委青妇委副书记。

建国初期，小兰先后任惠来团委组织部长、县妇联副主任、第五区(溪西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二区(隆江区)区委第一书记。1953年，方小兰被派往华南党校理论班学习，1954年考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师资训练部学习。在北京，她认识了同一专业的宓殿群(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他们有了较多的沟通交流，了解彼此的志趣爱好。1956年2月毕业后，方小兰回到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讲师团讲师。同年9月，调往上海，与爱人宓殿群一起在复旦大学工作。

历经风雨姐妹情深

新中国成立，广东解放，中华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此时的方家四姐妹满怀激情地投身到这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上世纪50年代初期，她们虽都在广东，但各自都是自己工作战线的领导或骨干，因工作繁忙，事务缠身，竟未合家团聚。1953年，二姐方朗调往北京中央纪委工作。1955年，三姐方文调去南京市委统战部，与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丈夫王强聚首。1956年，小妹方小兰也调往上海复旦大学。四姐妹天各一方，但彼此通信不断，心情畅快，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憧憬不已，正如王强同志在回忆录中对这个时期的描述：“国内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稳步上升，物价又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值得怀念的黄金时代”。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随着各类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1956年党的八大确定的建设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路线被严重干扰，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了挫折。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四姐妹均未能幸免，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一样曲折、坎坷。

坚韧顽强的大姐方东平最早受到冲击，1955年丈夫林美南英年早逝，她才36岁。1956年她被批判为广东“地方主义”，政治上遭受打击。1958年，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她调往西安工作。1959年3月，她身在西北，但仍以广东“地方主义”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1980年2月才得以平反)。“文革”时期，她再次受到冲击，但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片赤心，她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在自己所负责的单位和部门，竭尽所能将损失减低到最低限度。政治上的接连打击并未让她对党的信念有丝毫动摇，但生活却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丈夫林美南去世后，她独自抚养着四个孩子(两个为林美南与前妻所生，两个为林美南与方东平所生)，倍感艰辛。此时，同样遭受打击的邻居杨戈给予了方东平适时的帮助和抚慰。杨戈温文尔雅，极具才华，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时任陕西省科委主任，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相似的革命经历，相仿的年龄，两颗受伤的心灵，由最初的相互同情、相互怜惜，逐渐靠拢相爱，1970年，他们终于结合组成家庭。

1958年的反“右”斗争中，二姐方朗的丈夫李平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和降级处分，下放到工厂劳动。方朗此时在中央纪委、中组部工作，压力很大，有人劝她离婚，以保全工作。但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坚守两人的爱情和婚姻，顶住各种压力，忘我工作，并于1960年4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文革”期间，李平再次受到冲击，被批斗，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方朗也被下放到吉林、河南中组部干校劳动。即便身心遭受迫害，夫妻两人始终对党充满信心，凭着革命者坚强的信念，相互勉励和支持，共同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方朗于1972年恢复工作。1979年，李平历史上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和原行政级别。

三姐方文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夫妻两人都作为各自单位的“当权派”(王强时任海军通信学校的副校长、党委常委，方文时任锦州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遭到批斗。锦州第一个被戴高帽游街的就是方文，打击之大，内伤之重，难以言说。在那凄风苦雨的岁月里，他们时常受到围攻和殴打，但始终生死相依，想尽办法保护着彼此。王强事先探测好房子底下的暗沟，并在家里天花板上放了一块床板，造反派一来，夫妻二人赶紧藏身于暗沟里和床板上，他们不知爬过多少次暗沟，上过多少次天花板，经常弄得满身污泥，夜间与老鼠为伍，狼狈至极。

“文革”前，小妹方小兰的爱人宓殿群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曾任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学习秘书。“文革”开始，上海处于“一月风暴”夺权的中心，陈丕显首当其冲。宓殿群受到牵连打击。1969年10月，宓殿群和上海市1600名干部一起，被发配到黑龙江呼玛县农村插队劳动6年多。方小兰当时在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工作，“文革”之初，她怀有身孕，但也要经常参加陪斗或被斗，一站就是半天或一天，有时还到深夜。她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斗争会过后，就赶忙回家弄点营养汤、菜吃，补下身体，保证小宝宝正常发育。1969年，她被赶到五七干校，含辛茹苦带着读小学的女儿和上托儿所的儿子，在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初才获得“解放”。在这期间，夫妻相隔千里，有时甚至好长时间音讯全无，但山高路远也不能阻止这对年轻夫妻的心灵交流，他们相信彼此对革命的忠诚，相信总有云开见日的那一天!

1973年3月8日，是方家姐妹终身难忘的日子。当时“林彪事件”刚过，政治气候有所松动，一部分老干部已恢复工作。四姐妹虽然在政治上还未完全平反，但身体已获得自由。此时，正值三八妇女节，她们急不可耐，相约从各地赶往北京。在二姐方朗的家中，四姐妹紧紧相拥，大姐方东平抱着三个妹妹，激动地呼唤着她们的乳名，姐妹们头碰着头，脸贴着脸，不约而同地说“我好想你们啊!”。是的，革命的事业历经坎坷，个人的生活倍受摧残，她们栉风沐雨，她们砥砺前行，现在她们都还活着，她们的家庭都还在，这是多么让人欣慰的事啊!抗战之后，她们为革命四处奔波，三十多年未曾相聚。这是她们分别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大团圆，姐妹们紧紧相依，四个小家庭前后排列，大家高高兴兴地合影留念。大姐方东平一生无私无畏，侠骨仗义，二姐方朗稳重刚毅，原则性强，三姐方文性情柔韧，极像方母的贤惠善良，小妹方小兰机敏活泼、乐观向上。四姐妹虽都已人到中年，但脸上和眼睛里荡漾的革命乐观主义光芒清晰可见，作为革命者，她们依然年轻!尽管“四人帮”还未粉碎，祖国各地还乌云蔽日，但她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她们相约，十年之后再相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祖国大地沐浴着宜人的春风。方家姐妹相继被平反，相继恢复工作，她们满怀激情，投身到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1983年，时隔10年，四姐妹在北京第二次大团聚，此时她们心情欢畅，笑容粲然，四姐妹的合影真实记录了当时她们的心境。此后，随着四姐妹相继离休，退出主要的工作岗位，相互间的探视更加频密，欢聚更多，有时在北京、西安，有时在上海、广州，她们畅谈事业的风风雨雨，她们共抒彼此的革命情怀，唠唠家常，叙叙往事，姐妹之间聚散依依，情深意浓。虽然，她们告别了青春岁月，但是，她们依然怀有理想和激情，不断学习，不断前行，她们的心永不衰老，永葆青春的神采，如同山顶的松树，冬夏常青!她们永远是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公仆，儿女心中可敬可爱的好妈妈!

1997年、2010年和2013年，大姐方东平、二姐方朗和三姐方文相继去世，四姐妹中唯一健在的小妹方小兰，常念姐妹们深沉的感情，在向我们叙述三个姐姐的生平事迹时，仍然充满着浓烈的骨肉亲情和深厚的同志感情。她们的革命情怀，正如大姐方东平六十周岁时自题诗所述：

平生不及风马牛*，冷暖自知有何求?焚竹成灰节不改，逐鹿中原意未休。

几经风霜残痕迹，亦曾烽火度春秋，精生白骨夜漫漫，大江东去滚滚流!

——访原上海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方小兰

访问整理：王国梁罗素敏(执笔)

作者附记：本次专访过程中，方小兰老人非常谦虚，甚少谈及个人的辉煌，一再强调革命事业的成功属于中国人民和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她们姐妹只是革命洪流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为充分认识方家姐妹在粤东地区党史上的重要性，全面了解其革命历程，作者在专访之后，还翻阅了中共广东党史、潮汕党史、李平文集等书籍文献，参考了王强同志回忆录、方家姐妹的革命回忆文章等资料，撰写成本文，以飨读者。

广东省惠来县的方东平、方朗、方文、方小兰四姐妹，在红色的南粤大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被誉为“红色的方家四姐妹”。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她们风华正茂，激情满怀，冲破社会牢笼，求个性，争国权，投身革命，在战火中浴血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她们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几经奋斗，几经磨难，谱写了壮丽的红色诗篇。

2013年8月9日，方家四姐妹的三姐方文在广州因病去世，唯一健在的小妹方小兰从上海来到广州悼念。8月21日，本刊专访了82岁高龄的方小兰，听她讲述四姐妹的成长历程和革命故事。

母亲教诲：“社稷有难，应尽力效劳”

方姓是惠来县的大姓，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方家四姐妹的祖父曾在汕头地区当律师，为人正直，急公好义，为贫苦人家代理诉讼，从不收费，在当地颇有侠名。父亲方元龙，年轻时当过县参议，做过小学教师和文书抄写等工作。母亲吴洽才，其父为惠来乡下的私塾教师，旧社会普通人家的女孩是不让进学堂的，她当时年龄尚小，躲在窗外听先生讲课，久而久之，便学得比课堂内的男孩子还要好，其父深爱女儿好学上进，反“女子无才便是德”之意，为女儿取名“洽才”。方母为人勤劳善良，深明大义，生下五男五女，但活下来的只有一男四女。方家姐妹年幼时，家里已很贫困，父亲大多时间失业在家，家里全靠母亲倾力支撑维系。方母崇拜关公，信仰忠义，喜欢历史上的梁红玉、孟丽君等女侠人物。家虽困难，但遇到乞讨者，方母总要施舍，见其碗破，即换家中好碗与之。方母时常在家吟诵“不因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先贤名句，教育子女要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方家姐妹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母亲虽为家庭妇女，但极具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每每对儿女耳提面命，“社稷有难，应尽力效劳”。方母朴素的家庭教育，方家姐妹从小耳濡目染，激励着她们匡时救世，共赴国难。

1928年3月，彭湃和徐向前率领红军和惠来农民军攻占惠来县城，方家姐妹的表兄佘德明是中共惠来县委负责人，曾领彭湃等人驻方家办公。革命军撤退后，国民党军队进城，见方家存放了许多革命宣传品，以“通匪”之名，烧其房屋并没收部分财产，方家无奈迁居汕头市，直至1937年才迁回家乡惠来。经受过大革命的风雨洗礼后，方家的革命种子已在萌芽，四姐妹相继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