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在特殊的背景之下已作出了特殊的抉择，为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对外开放作出了初次尝试。中共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提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并大胆实践，在历史长河中，它虽然仅昙花一现，却为中国改革开放史、深圳经济特区史发端的书写埋下了伏笔。

一、开放思路产生及内容

李富林这一思路的诞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国内极“左”路线遭到现实重创和宝安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的大背景之下形成的。1959年他到宝安时，许多老百姓吃木薯渣，不少地方出现水肿病，甚至饿死人。1961年7月，李富林在南头会议上总结教训时指出：“三年来，我们确实做了许多不符合群众利益的事情，不仅生产遭受损失，带来生活困难，而且人民的精神状态也引起极大的混乱。粮食紧张，人的体质弱了，全县患水肿病的有1569人，子宫下垂的到处都有。死亡人口增加了，1957年全县才死亡1472人，1960年却死了2507人，占总人口的1.04%。”“不少村庄人口减半，劳力逃港7成以上，剩下的都是妇孺老幼，原来人口众盛的村庄，现在青年无几，就是节日也毫无生气，冷冷落落。”结果导致“土地丢荒，蚝田淹没，渔船减少，渔网破烂，菜园荒芜，技术人员越来越少，生产和收入逐年下降。”而与宝安对岸的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是国际自由港，世界各国都在那里争夺市场，倾销商品，赚取外汇。两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反差让“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结果大量的宝安人纷纷逃往香港，屡禁不绝，令地方领导人李富林头痛不已。处于生死边缘线上的宝安在全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之时，只好利用香港作为救命稻草实施自救，李富林带领县委一班人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得到了陶铸的赞赏。1961年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李富林向他汇报时进一步阐述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他很有眼光地说：“现在香港虽然是属英帝国主义管辖，但它和宝安也属于城乡关系。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还举了很多事例，陶铸采取默许的态度。

经过几年极“左”路线的严重教训，李富林在1961年8月宝安边防工作会议上反思“县委过去最大的错误是对香港缺乏历史观点看问题，自己束缚自己手脚。”而且“边防管理严重违背了群众利益，造成边防不平静。”他认识到：“香港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东西很便宜的万国市场”。对于宝安与香港关系的定位，李富林正确认识到是城乡关系，认为香港同宝安是“城乡关系”，宝安是“香港的郊区”等等。还认为边防地区群众与香港在历史上存在“经商关系”和“货物交换”关系。进出口物资是一种民间贸易。从这两种观点出发，李富林在许多场合公开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

1.主张在边沿地区流通两种货币。认为解放前在陕甘宁边区曾经流通过两种货币，宝安县是边境地区， 也可以同时流通人民币和港币。

2.主张大赚外汇港币。李富林说：“有港币就有一切。”为了赚港币，李主张大大减轻边沿地区的上调任务，从而恢复传统出口产品。他说：“政治不能解决生产困难，国家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农民生产什么，国家就上调什么，不把上调出口任务过重这条大水牛牵走，边沿群众祖祖辈辈也翻不过身来。”

3.主张由边沿地区群众自行出口产品。他说：主管部门不准农民自行出口物资，强调群众接受国家对外贸易管制政策，是严重缺乏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

4.为了能够真正利用香港，他极力主张开放边防，大量放人出港，他深刻指出：“我们过去把边防管理搞死了，搞到党群关系紧张，破坏生产。”还指出这种错误做法的危害：“不放人出港，造成夫妻分离，不得人心，不近人情，影响生产下降，生活困难，党群关系，军民恶化后果不堪设想。”

李富林这些主张目的是解救民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文革”期间，“利用香港， 建设宝安”的尝试被批判为“依靠香港，建设宝安”的“修正主义路线”， 认为是与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国方针相对抗，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他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戴上“陶、赵死党”、“刘少奇忠实走狗”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二、领导开放实践的特点

李富林“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在实践上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积极争取省委领导支持，着力解救民生和发展外贸。历史上，宝安与香港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人民交往频繁。但是，1956年封锁边防后，规定不准边防地区人民群众自己劳动生产的产品拿到香港市场上去出卖，或对换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面对百姓饥饿和逃港压力，宝安县委开始反思，决定在尊重群众的历史习惯的基础上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难题。1961年3月间，李富林在深圳火车站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请示，边沿区生产队要求用稻草到英界换化肥，两担多稻草换一担化肥，可以不可以。赵紫阳说稻草没有出口任务，可以换化肥。后来李富林向副省长魏今非汇报这些情况，魏批准年出10万担稻草，让生产队自己搞，所得外汇由生产队自己支配。从此，生产队可以用稻草换化肥。直至1962年起稻草换化肥生意，开始由县里统一经营。

仅仅开放稻草换化肥是不够的。有一次，省委副秘书长陆莹来宝安检查工作，向李富林转达了省公安厅珠海前山工作组情况，以及省委领导有关意见，同意为了适当照顾边民生产生活需要，可以搞些小额贸易。李富林按照陆莹的意图，于1961年8月29日请示上报，9月25日，省委正式批复。这样，小额贸易基本全面开放。因为之前陶铸来宝安时，李富林已经向他汇报过渴望开放“三个五”及小额贸易，所以当这些设想报到省委时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陶铸不便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李富林大胆地说：“那就一边报批，一边贯彻执行，有事我们承担好了！”后来李富林回忆说： “其实，陶铸对我们的做法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大胆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发动全县对港大开放。几年的历史教训使李富林认识到，在200多公里长的边防线上，光靠放哨控制不能解决边防的保卫问题。为了彻底改变边防地区党群关系，迅速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充分发挥群众生产积极性，李富林决定领导县委从实际出发，积极开放边防。1961年8月13日，李富林主持召开宝安边防工作会议，会上县委作了自我检讨。县委提出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会上作出部署，准备全县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深圳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后一步才开放坪山、坪地、龙岗、平湖等8个公社。还决定开放文锦渡、罗湖等13处口岸，作为“小额贸易”和非贸易进出口特定地点。还规定可作为“小额贸易”出口的商品品种。8月29日，县委向省委、地委请示《关于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放宽边防管理、开放边防后，群众热情高涨，一股对香港开放“小额贸易”的热潮在宝安上下发展起来了。许多港商纷纷来到宝安洽谈业务， 初时公社开展贸易活动还不敢公开接待港商，李富林为下面壮胆，公开说：“公社不敢接，县委接！” 县委开出边防证给港商自由来往，还让他们在县委进进出出，这在当时是要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

第三、大搞基础建设，为经济与文化开放双重奏创造条件。李富林认识到，深圳镇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国际通道，又是一个对外贸易的出口基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前来深圳的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越来越多，作为县城的深圳镇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为此，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深圳是国家的窗口”，使李富林受到很大鼓舞。在完成深圳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之后，陶铸向李富林指示，要把县城深圳镇好好建设一番。60年代初，宝安县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1960 年，全县财政收入只有40多万元，要大搞建设很困难， 于是想办法在政策允许的范围把外贸、边检、海关、中旅社等一些中央部属单位的节余“扣”下来，用于基础建设。经过集资，凑了100多万元，兴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深圳戏院，以及和平路、人民路等。另外，又集资修建了新园宾馆。深圳水库建成后，按原来协定：省财政厅应该把深圳水库收入的10%给宝安，宝安用这笔钱建了华侨旅社。深圳戏院于1960年建成，是全国第一家有空调、音响等先进设备的戏院，为对外文化演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61年5月，陶铸作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镇建成游览区”的批示。6月，陶铸再次视察宝安，指出：“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为了有计划地进一步作好深圳游览区的建设，李富林要求宝安县委专门部署，提出在今后二、三年内，要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劳动人民、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参观游览地区。至“文革” 前，共建成了深圳水库公园、深圳戏院；扩建了罗湖海关和罗湖火车站。建起了新安酒家、新园招待所、和平路华侨新村别墅群、人工湖等。这些基础建设，为许多港澳同胞前来观看演出和游览深圳提供了便利。在陶铸的关怀和曹若茗(原广东省外事处处长、当时下放任宝安县委书记，兼宝安县委对外演出领导小组组长，后调任中央工作，组长由马志民兼任) 的穿针引线之下， 深圳的对外文化演出得到了中央、省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1960年至1966年间来深圳演出的主要文艺团体有： 中央歌剧舞剧院歌剧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舞剧团、中央芭蕾舞团、广东粤剧团、中央乐团、上海越剧院、北京京剧团、东方歌舞团等。马师曾、红线女、吕玉狼、林小群等先后在深圳戏院登台演出。前来深圳观看演出的香港知名人士有：高卓雄、王宽诚、汤秉达、叶若林等以及廖一原、吴楚帆、白燕、谢贤、白茵、夏梦等文艺界人士。对于深圳戏院的演出，香港和内地传媒多有报道。深圳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对外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港澳同胞的游览圣地，深圳的知名度在海内外越来越大，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李富林功不可没。

第四、执行政策敢于超越雷池，勇于“变通”抗“左”倾。 人民公社时期“基层干部的行事风格也是多样的，在农村政策执行中，县社干部‘变通性’的运作还是很普遍的，远非我们想象中的‘规矩’与‘当然’”。李富林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灵活“变通”执行“三个五”和小额贸易的范围、对象，大胆与内地进行贸易活动。二是大开口岸，方便群众进出境。李富林尊重历史上群众过境耕作和下海作业的便道，对已开放的口子不予调整收缩，扩大60多处方便群众进出。三是不唯书、不唯上、唯实。开放小额贸易执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副省长魏今非来检查说批得太宽了，回去后以个人写信形式要求把小额贸易压缩到8种产品。魏来信以后，李富林坚持批过两笔超过了魏的8种产品规定：一是西乡大队遭到严重虫害，买不到农药，为了解决实际困难，他批准他们用鸭子去香港交换农药。二是大座海关没收了一批生产资料，他批准给予放行。后来省外贸局问他，魏副省长已经来信，你为什么还要批准他们呢？他说前面省委批得很宽，魏用个人名义来信，省委还没有正式发通知， 当作个别特殊情况处理一下也是可以的。

三、实行对外开放影响

应该看到，李富林“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尝试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它是封闭时代的一丝开放门缝，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宝安大开放，为最早提议在深圳地区设立“特区”的记者连云山顺利进入香港考察提供了便利， 而他日后写成的4篇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考察内参， 为邓小平后来倡议建立特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2年，宝安县发生大规模“逃港”风潮，被国内舆论界认为是“美蒋特务策反边民大逃亡”。广东省公安厅和宝安县领导在违心作检讨的同时，特别邀请《人民日报》军事记者连云山来宝安亲自走走看看。1962年秋冬之交，连云山在省公安厅和宝安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沿着大鹏湾到蛇口一带的边境一路走访，所见的一百多个村子，几乎全村跑光了，留下来的，全都是走不动的老人和村干部。为了调查逃港者的心理状况，他连续几天手凭宝安开放时颁发的“耕作证”从耕作口进出九龙半岛和新界。香港所见，更让他惊奇，香港物品应有尽有，深圳买不到的自行车，在香港毫不值钱。回来后，他还是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写成了4份内参，其中一份提出了设立“特别政策优惠特区”。回到北京后，他找到人民日报社领导，这位领导也很吃惊，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情，只能给高层领导写内参，而且面不能大，并建议他通过新华社内参这个渠道上报。连云山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夏公然同意送中央政治局，于是连云山拿出了4篇内参：第一篇：香港富裕的情况。第二篇：大逃港的深层原因。第三篇：设想从沙头角到蛇口，包括深圳纵深100里的地带设立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区，或叫边境特区。让这里退回初级社和互助组的水平，单干也行，同时允许自由贸易，免税、废除一切票证，不搞统购统销，以从根本上杜绝再次发生边境逃亡。第四篇： 如果不这样，这一带局面将如何发展、理由及其根据。为了把风险减到最小，夏公然就将内参呈送邓小平送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半年以后，陶铸在省委召开的一次县委书记会上，才提到这件事。他说，《人民日报》有个记者写了份内参反映大逃港的情况，他反映的事实是属实的，但建议是荒谬的。 陶的话说明了4篇内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已经传阅并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60年代初《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呈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深港考察建议在“左”的思想占上风的时代背景之下没有激起时代浪花的话，那么，70年代末，来到广东工作仅7个月的习仲勋向中央提交在深圳等建立“特区”报告的建议和邓小平想法竟是不谋而合，相隔15年两次收到建议在深圳地区建立“特区”报告的邓小平，终于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1978年，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同时，他对香港的情况也作了进一步的了解。邓小平回来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国也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用特殊的政策，使这个地方发展，这是一个实验。如何学习许多国家发展经验，这时在邓小平头脑中，则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方案：办特区。特区在哪里办？邓小平进行了思考，认为最好是在靠近香港等发达地区的地方。正在这时，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习仲勋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他还专门找到邓小平。习仲勋和邓小平都没有想到，二人想法竟是不谋而合。邓小平非常高兴地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对于办特区的地点，他们也是不谋而合，都提出可以办在深圳。邓小平还向习仲勋详细询问了深圳的情况。当他得知深圳只是一个小渔村，目前还很穷时，坚定地说：就在这里搞，这是一个实验，一个小渔村，是会搞好的，不会搞坏。 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在深圳试办特区的意见。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在这个决策背后，邓小平除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外， 连云山早期内参的建议也功不可没。

第二，70年代末宝安民众呼唤开放改革的基层呼声引起中央、省委的高度重视，为省委还原过去的政策和中央作出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粉碎“四人帮”后，人心盼富思变，宝安的老百姓十分渴望恢复60年代初行之有效的边境经济政策。中央、省委为顺应民心，派出领导干部或下基层调研，或出国考察，寻求强国富民之路。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办主任姚依林；广东省领导习仲勋、刘田夫、王首道、李坚真、王全国等先后到宝安调研，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向他们反映了边境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及其影响。他们了解情况后，都赞同宝安县干部群众的看法和主张，表示回去后要向中央、省委反映宝安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开放、搞活的强烈要求和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和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考察团的宝安之行改变了宝安的历史命运。首先，70年代末习仲勋到宝安调研对恢复和扩大这些边境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l978年4月习仲勋奉调到广东主政，7月上旬到宝安调研，调研中，他倾听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直言境内外经济发展和两地老百姓生活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这些事实都使他深感调整政策和改革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离开宝安前作了指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这就意味着60年代初行之有效的政策可以恢复。1979年1月23日，省革委会(1979)21号文正式批复同意。批准的实施方案比60年代初的边境小额贸易在政策上更放宽了。以此为标志，宝安的对外开放再次先走一步。

其次，中央港澳经济考察团提出建设出口基地的主张，使“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设想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文革”后，宝安继续高举“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大旗，要求建设出口基地，引起了上级的重视。1978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选派的三批出境考察团中的一批是以段云为组长率领的国家计委、外贸部等组成的港澳经济考察团，在赴港澳考察前夕于3月15日至24日首先对建立宝安县外贸基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了更好地建设出口基地，考察团从港澳回到广州后，向广东省党政领导人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这是意想不到的历史结果，为后来设立经济特区奠定了基础。考察团回京后，写出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把它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该团汇报并同意其建议。这引发了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可见，宝安的开放经验和呼声为中央作出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深圳地区的前后历史发展表明，对待资本主义必须要敢于吸收、借鉴和利用，而不是僵化地纠缠于姓“资”、姓“社”，陷入极“左”路线的泥潭之中，这是历史必须引以为戒的。

（作者：詹延钦）

来源：《广东党史》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