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香港启德机杨像往日一样繁忙。

当天下午1时26分， 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这里起飞， 搭载11名特殊的乘客飞往印尼， 他们是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以及越南、奥地利、波兰有关人员。可是飞机未能如期抵达雅加达玛腰兰机场。

傍晚时分，路透社传出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 在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上失事，坠入海中。该机最后同香港机场联络时间为下午6时25分。机上11名乘客和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经营救，除领航员、机械师和副驾驶员3 人生还外，其余5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全部遇难。这就是蒋介石特务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 破坏亚非会议而制造的震惊世界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

牺牲者中有一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兼该路团员领队黄作梅，时年39岁。

皇仁学院的高材生

几十年物与事的纷繁 ，也许很多人都记不得 “克什米尔公主号” 事件和它的牺牲者。可是，当我触及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被牺牲者无私无畏的奉献所深深震撼。于是我提笔写下了 黄作梅的一生， 但愿烈士们的英名永存。

“您还记得黄作梅吗？他长得什么模样？”

为了捕捉这位牺牲者的音容笑貌，我向当年和黄作梅共过事的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今他们都年岁己高。

“当然记得了。他人很斯文，个子不高，圆脸，皮肤微黑，眼睛凹陷，长得有点儿像西哈努克亲王。”和黄作梅同在东江纵队战斗过、现为安全部离休干部的曾兆辉如是说。

黄作梅，1916年2月13日出生在香港湾仔。父亲在政府工务科当高级文员， 母亲是番禺当地秀才的女儿。4岁时黄作梅进了私塾， 因成绩不错，常受到嗜酒的祖父以水代酒的奖励。9岁，黄作梅考上了香港湾仔区的 “敦梅学校” 。这所中文学校以创办人莫敦梅的名字命名，在当地颇有声望。

在敦梅学校7年苦读后，黄作梅在1932年被保送到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 。皇仁书院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孙中山曾在此就读过。该校教育水平比较高，一向被人们视为香港的名校。30年代的皇仁校刊《黄龙报》这样记录着黄作梅在校期间的成绩：“1932一1934，黄作梅获得二年级A班第一名嘉奖。”黄作梅只在入学的第一年交了学费，以后因年年拿第一，学费全免直至毕业。该书院一位姓李的校长曾对黄的儿子伟建说过这样一段话：皇仁书院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大多数毕业生走上社会后都是默默耕耘，而不炫耀自己。在他们为社会作出贡献后 ，人们才发现他们毕业于皇仁书院。令尊亦是如此。

1935年6月，黄作梅以可升入港大所有院系的资格通过了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学会考。但未满20岁的他还是忍痛放弃了大学的梦想，因为家里人口不断增多，兄弟姐妹9 人仅靠父亲的收入已很难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在皇仁书院就读时，黄作梅开始以自己的稿费和上街卖报得来的钱补贴家用。为了拿到一份稳定的薪水，在1936年1月报考了港英政府的文员。在几百人的竞争者中，他以第 11名的成绩被录取，被分到湾仔政府货仓工作。

东纵联络处年轻的首席翻译官

七七事变爆发后，黄作梅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也渴望像二弟和二妹一样，离开香港奔赴抗日前线。可是家中还有父母和五六个未成年的弟妹，为尽孝道，作为长子的黄作梅只得留在香港。其实不用远离香港，他也能为战火中的祖国奉献他所有的忠诚。就在1941年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英美的势力被日本人逐出了东亚。但是气焰嚣张的日本人没有想到，自进军华南以来，除了受到蚊虫的袭击之外，他们第一次遭遇上了真正的对手一一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是东江纵队的前身。当时，这支鲜为人知的队伍在广阔的东江两岸和港九诸岛神出鬼没，令日军坐立不安。黄作梅就是这支抗日队伍中年轻的一员 。

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东江纵队在香港沦陷后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有关方面合作全力紧急营救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以及盟邦人员。当时黄作梅是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不仅负责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的工作，而且直接战斗在营救工作的第一线。他利用战前在香港海军船坞工作，参加政府文员协会，社会关系 多的有利条件，积极搜寻被日军囚禁的原英籍文职官员的线索，组织营救，帮助他们脱离险境。日本侵占香港期间，东江纵队共援救了英国人20名 ，美国飞机驾驶员8人，印度人54人，丹麦、挪威人等共89名国际友人。比较有名的是英国军官赖特上校，要员祈得尊、港府警司谭臣等。东江纵队和有关方面成功地营救大批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以及国际友人， 得到党中央的来电表扬和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获救后的赖特对东江纵队深怀敬意， 返回内地后便建议英国军事当局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机构。1942年7月，经英国国际部批准，在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赖特任上校指挥官， 祈得尊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自此东江纵队开始了和英军服务团并肩营救盟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当时日军在香港市区统治极严，秘密警察无孔不入。黄作梅和东纵其他工作人员在极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 英勇沉着地帮助英团组织情报站，计划营救国际友人的办法，布置秘密交通线。黄作梅经常一马当先地担负最危险的工作，以鼓励英团工作人员的勇气，并经常指导他们关于秘密工作和坚持地下斗争的艺术，不断向他们提供改善工作的意见。在和英团合作过程中，东纵支付了庞大的费用。由于东纵和港九大队在新界英勇斗争， 游击区日益巩固，使盟国人员获得很好的安全保障和工作便利。东纵并允许英团在新界地区建立联络站， 担任与香港市区工作人员与惠州办事处的联络工作，便利了他们对市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轻了敌人封锁的危险和交通的困难。东江纵队与英军出色的合作，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1944年，美军空袭香港启德机场，其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因战机中弹被迫跳伞，幸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 “小鬼队” 的营救，得以虎口逃生，经游击区返回桂林。克尔将其历险经历报告了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陈纳德请示华盛顿后建议和东江纵队联手，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1944年10月7日，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欧戴义少校手持陈纳德及克尔的感谢信，率领观察组来到了东江纵队。

经中共中央同意， 东江纵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部门一一联络处，负责和欧戴义的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任联络处处长。因黄作梅英文娴熟，司令部便把他调到袁庚的联络处担任首席翻译官。为了顺利开展工作，黄作梅和欧戴义住在一起。 这位曾在广东阳江当过传教士的欧戴义很欣赏黄作梅的才干，后来他致信东江纵队司令曾生，赞扬黄作梅的优良工作。

英皇MBE勋章获得者

东纵联络处成立之日，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联络处情报组规模迅速扩大，情报人员发展到200多人，情报站遍及南自香港，北至广州，东自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所有东江地区的日军占领区。这些情报工作都是东江纵队的队员，并且由纵队用自己的财政来供给。为了配合盟军的反攻和登陆，他们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展开了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及在华美军司令部提供了大量、精确的情报。

黄作梅组织和领导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就设在香港深水涉的钵兰街， 叫 “ 广恒杂货铺店”，该店以黄作梅名义注册，他的父亲、大妹、弟弟和两个伙计都在这里工作。英军服务团总部的指令、文件、经费，经国际小组人员带到杂货店后，再转交给在港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将搜集到的日军情报及物品也送到杂货店， 再转到总部。为了工作的需要，黄作梅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出入无常，家里人整天提心吊胆， 惟恐何时发生不测，果然在194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军闯进铺子， 抓走了黄作梅父亲、大妹、五弟等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黄作梅的革命意志。

日本投降后， 英国人重返香港。当时英军只有2000人，自感力量薄弱，难以在香港立足， 他们同东江纵队谈判， 要求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暂缓撤退，以协助维待治安，并同意东江纵队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这次谈判中，黄作梅以少校衔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袁庚上校的英文翻译。中英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港九大队仍按原计划撤离港九和新界，但以灵活方式组织群众性的武装，维持当地治安。同时东纵在香港九龙接近半岛酒店的弥敦道172号二、 三楼设立办事处，由黄作梅在香港进行筹备。袁庚北撤后， 黄作梅担任办事处主任。

鉴于东江纵队对盟军作出的贡献以及黄作梅的工作，1946年英皇乔治六世邀请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黄作梅到伦敦参加二次大战胜利大游行，并予接见，授予他MBE（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勋章。1947 年6月27日《伦敦宪报》在刊登英皇颁发勋章人员名单时这样记载 ：“雷蒙·黄（即作梅）、学生、九龙。为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对英军东南亚军事行动作出的贡献。”

这是在当时唯一获得英皇授勋的共产党人。

新华社海外第一代英文发稿人

东江纵队北撤后，东纵办事处主任黄作梅奉命继续在香港活动。1946年10月，周恩来派乔冠华到香港组建新华社分社， 并在同年10月29日致电中央转方方、 林平并香港工委， 指示：“英文杂志可先登记出版， 即以黄作梅为发行人出面”，“新华分社望与汉夫、 乔木协办。”。黄作梅参与筹建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战后的香港，经济破败。 党组织活动经费困难，黄作梅千方百计为组织筹款。

1946年初， 黄作梅的伯父黄念初只身一人从韶关返回香港。黄念初没有子女、 自己积攒了一些钱， 战前在香港有些物业。回港后他将在九龙的一栋大房子送给了黄作梅的父亲。 这栋大房子占地有1亩， 四周种满了果树。 因为黄作梅是长子， 因此房契上写的是黄作梅的名字。 黄作梅让他的大妹一边办理好过户手续， 一边找买主，直接把房钱交给了党组织派来的人。 据说这笔钱后来用于筹建香港分社和有关组织。 此外，黄作梅还把父亲的退休金数万元港币全部拿出来， 作为内地撤到香港来的许多干部的生活费。黄作梅心里想的都是党的事业，丝亳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黄作梅牺牲后，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把当年黄作梅筹款的一笔钱交还给他年迈的母亲。

1947年2月，黄作梅受新华社派遣前往伦敦，创办新华社伦敦分社。1947年6月， 新华社伦敦分社成立， 黄作梅担任社长。 6月10日，以新华社记者黄作梅名义发行的新华社新闻稿第一期在伦敦出版，寄发欧美各国。香港分局1948年8月18日给中央并城工部的工作报告，称：“英分社去夏成立，开始均周稿，今年加发少量日稿”，“周稿发行范围遍及欧洲， 共约二百份。 ” “英分社并时为电讯社及英大刊物撰稿，影响不小” 。

黄作梅在伦敦的生活和工作是艰苦和辛劳的。 黄作梅来到伦敦后， 在当地进步华侨和英共的帮助下，以半公开的身份开展工作 。 刚经过战火洗劫的英国， 物资相当贫乏， 人民的生活也很清苦。 在伦敦，黄作梅几乎顿顿以土豆为主食。

和黄作梅认识的驻布拉格的新华社记者吴文焘在1985年曾有这么一段文字描述了黄作梅当时的情形：“那时，他是带着香港籍公民的护照， 在伦敦租了间小房子，和另外两位同志在一起， 以私人企业名义， 印发新华社每天的英文广播稿。 我觉得他踏实朴素，见解深沉，工作能力强， 有忠厚长者风。 记得他陪我到海格特陵园去凭吊革命导师马克思墓时，从他独立在海外工作所得到的兄弟共产党的热情帮助，同我谈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伟大口号的不朽含义。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就要格外注意‘慎独’ ，时刻不忘党和人们的嘱托。”

生活的艰苦，并没有使黄作梅革命的热情稍有减灭。每天他忙着接收来自延安清凉山的英文稿件、出稿发报、 向欧美各国散发来自共产党新华社的消息。 当时31岁的黄作梅尚未成家，一部手提打字机陪伴他在伦敦度过了辛劳而又充实的两年。这段经历使他成为新华社海外分社创始人之一、新华社海外第一代英文发稿人，伦敦新华分社成为新华社驻外第一个出稿站。

然而，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两年来没日没夜的忙碌，本来身体很健壮的黄作梅硬是累出了心脏病。回到香港后，他再也不愿意碰一口土豆了。

香港新华分社第二任社长

1949年上半年，内地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香港许多干部奉命北上到中央工作，黄作梅在此期间由伦敦调回香港，5月，任香港工委候补委员，负责新华分社工作。乔冠华6月给中央的报告称：“关于对外联络包括与港府的交涉及与洋人一般的接触， 打算由作梅及谭干接办。”乔冠华北上后， 黄作梅接替乔冠华任新华分社社长的职务。

黄作梅除了公开负责新华社分社工作外， 在党内还参加香港工委工作。香港工委1949 年10月15日给中央统战部电：“临时工委照旧由铁生、作梅、苏惠三人负责，以铁生为书记。 ”后苏惠、 张铁生调离， 黄作梅任工委书记。

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中华民国政府设在香港的“外交部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 宣布撤销。 周恩来向英方提出， 要援此先例， 在香港设立港方办事处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特派员驻港办事处” ，但英国不同意， 希望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大使馆或总领事， 周恩来拒绝了， 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香港是英国的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将香港新华分社升格为中国驻香港的官方代表机构。除了新闻工作之外， 还要处理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交往的事务性工作， 办理中方人员经港赴外国的手续。作为一社之长，黄作梅的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总社的发稿量大大增加， 香港分社也从初期单一转发总社文稿到向总社发稿，黄作梅除处理各种事务，还常在报上撰写社论、文章和国际评论。从1953年6月至1954年7月，奉外交部之命，他以黄傲霜、黄中流等笔名， 在《文汇报》的《天下大势》专栏上发表了近40篇的国际评论文章。

黄作梅的夫人雷善儒后来回忆说： “真没见过这么忙的人。我跟他生活的那4年里，他没有哪一天是在晚上12点之前休息的，总是工作。大清早起来，人又不见了。作梅喜欢打网球，如果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能挤出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打场球，就是他最好的娱乐了。其实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很单调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黄作梅忘我地投身到香港分社的工作中，一干就是5年。1954年，中英两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虽在1950年承认中国， 并断绝了同国民党集团的外交关系，但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仍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因此，中国政府只同意和英国 “半建交”，互换代办， 第一任驻英代办是宦乡。新华总社考虑到黄作梅曾在伦敦工作过， 有长期和英国人 打交道的经验，决定再调黄作梅去伦敦担任伦敦新华分社社长。

接到调令后， 黄作梅在1955年初匆匆从香港赶回北京向总社报到。这时中央已决定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亚非会议。新华社急需人手，因此派黄作梅和总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等随团采访，待会议结束后再到伦敦任职。

像往常一样， 黄作梅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

壮士一去不复还

亚非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万隆举行， 共有29个国家参加。由于亚非会议是亚非人民第一次共同举行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会议，对争取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并且把台湾排除在外，自然引起了美蒋的不安，他们竭尽一切手段来搞破坏。

为了参加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和“空中霸王号”飞机飞往印尼。公安部安排了两条飞行路线：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直飞雅加达。 二是代表团从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于4月14 日—16日访问仰光，商议有关亚非会议的问题，于是周总理及代表团人员于4月8日先 到昆明，再从缅甸飞往印尼。另有8人因工作需要先到万隆，他们是领队黄作梅，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以及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他们走第一条线路前往印尼。黄作梅在4月6日前先回香港做准备，其余的人随后赶到。

4月11日下午1时左右， 黄作梅等11人按原定计划登上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 从香港飞往雅加达。当飞机飞到沙捞越西北海面时，飞机起火坠入海中，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在纳士纳群岛海域， 一些烈士的遗体被打捞上来。由于受到水流的冲击，有的遗体除了脚上留下一根拴袜子的橡皮筋外， 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还被鲨鱼咬掉了几大块肉， 面孔已经分辨不清。 因天气炎热， 中方的善后人员来不及请示， 怀着悲痛的心情，将尸体火化了。周总理在印尼万隆听取了善后工作的汇报后，说：骨灰盒留下，我要亲自带回北京。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周总理还在百忙之中亲手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 案件的侦破工作，并派出他的特别代表熊向晖前往香港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代表高氏一道协助英方破案， 最终查明凶手是受蒋特唆使的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

1956年， 庄严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矗立起一座高5米的汉白玉纪念碑。碑上那展翅欲飞的鸽子， 象征着烈士们梦寐以求的和平。 碑文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书写的“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墓碑的基石上镌刻着周总理核定的 “殉难经过” ，墓碑背后镌刻着“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简历” 。

黄作梅和其他10位为世界和平献身的勇士就安息于此， 苍松翠柏永远陪伴他们不死的魂灵。

                                       （作者：傅颐）

                  （来源：《广东党史》2000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