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生平

邓拔奇（1903—1932年），又名邓岗，别名滕柏、伯奇、安伯、白希，广东省怀集县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2年春，到上海浦东中学补习，同年秋考进厦门大学。1924年7月，中止学业前往广州组建“怀集留穗同学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到广宁县领导青运工作并任共青团广宁县特支书记，同年冬回怀集县开展农民运动，组建高富村农民协会。1927年5月，任中共广西地委委员兼团广西地委书记，同年10月，任中共广西地委书记（次年1月任广西特委书记）。1929年初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9月回国后在广东省委机关工作，负责指导广西的革命活动。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到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红七军前委传达中央指示。1931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3月任中共两广省委委员。1932年春，到中共东江特委参加武装斗争，任组织干事和秘书。同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根据地参加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不幸遇难，年仅29岁。

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1903年6月4日（农历五月初九），邓拔奇出生在广西省怀集县屈洞乡高富村（现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甘洒镇永富村）一个殷实之家，生活比较富裕。父亲邓若星（又名邓灿英），是晚期秀才。母亲伍氏是位地道的农村妇女，勤劳俭朴，为人宽厚，生有4个子女，邓拔奇是长子。

邓拔奇自幼聪慧机敏，勤奋好学。1910年，邓拔奇入读屈洞乡私塾，熟读《论语》《孟子》和古代名家文章及诗词歌赋。1915年，他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1917年秋，邓拔奇考入四年制的怀集县立初级中学。在校期间，他加入进步师生组织的“讲学会”，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华民国学生爱国总会怀集分会（1918年10月成立）组织的反日拒约、抵制日货的宣讲和示威活动，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媚日卖国罪行，声援北京反帝爱国运动。

1921年7月，邓拔奇中学毕业。翌年春远赴上海，入读浦东中学补习英语。在沪期间，他通过“两广留沪同学会”结识不少进步青年，阅读《劳动界》《新青年》《向导》《共产党》等进步刊物，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萌生改造旧社会的信念。

1922年秋，邓拔奇考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里，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在进步师生影响下，思想进一步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1923年暑假，邓拔奇回家，被逼与父母包办的童养媳成婚。本来他是反对包办婚姻的，但苦于父亲以中断经济供给相威逼，只好应顺父母之意。邓拔奇同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的婚姻是不美满的，我知道你也很痛苦。我是许身革命的人，不能在家陪伴你。”他给妻子取名谢惠民，并说服父亲同意把惠民和妹妹阿彩送到县城读书。

1924年7月，邓拔奇毅然中止大学学业，奔赴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加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宣传队，并任小组长。未几，他联络在广州读书的怀集籍青年郑作贤、梁蕴石、郑淑鸾、陈嗣琰等组建“怀集留穗同学会”，创办《怀集青年》会刊。他在《告怀集青年书》一文疾呼：“青年要猛醒，投身到改造旧世界的大潮中去，做革命先锋。”该刊物经常寄回怀集，对县内青年的宣传、教育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刻，为怀集的革命造了声势，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不久，邓拔奇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怀集县第一位中共党员。从此，他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肩负着党的历史使命，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

领导青年工作

1925年春节后，共青团广州地委派邓拔奇到广宁县协助开展青年团工作。五卅运动中，团广东区委又调他回广州参加声援上海罢工斗争工作。6月23日，他同梁钟琛、邓卓奇等怀集籍的青年参加广州10余万各界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罢工的示威游行，面对英帝国主义军队的疯狂镇压，他奋不顾身地前去抢救遇难同胞。7月，他与梁钟琛、邓卓奇等人回怀集筹得600银元，送交省港罢工委员会，支持省港大罢工。8月至10月，邓拔奇调任共青团广宁县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广宁县的青年运动工作。其间，他大力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成立5个团区委，并在19个乡组建团支部、团小组。还跟随和配合中共广宁支部书记、西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先驱周其鉴，深入全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了解和掌握开展农运的技能和方法。是年冬，邓拔奇回到怀集县屈洞乡，宣传和推广广宁县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组建高富村农民协会，动员贫苦农民加入农会，开展减租斗争。他还到怀集东区其他乡村作调查，上报广东省农民部，请求上级派人来怀集指导农民运动。

1926年春，邓拔奇考取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又称孙文大学）资格，并被推选为广西留俄孙文大学同学会梧州临时办事处五位干事之一。启程赴俄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留邓拔奇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他不折不扣地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放弃留俄学习的机会。其间，他经常向留俄孙文大学广西学生会创办的刊物《疾呼》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

领导中共广西组织工作

1926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邓拔奇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与廖梦樵一起到梧州开展恢复重建党组织工作。1927年1月，中共梧州地委重新组建，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委员，由于另外两名委员没有到任，地委机关领导仅有廖、邓二人。经过两人的艰苦努力，同年5月在梧州成立中共广西地委（旧址位于现梧州市博爱路），廖梦樵任书记，邓拔奇任地委委员兼团广西地委书记，邓拔奇积极协助廖梦樵，先后到浔州四属和玉林五属及怀集县活动，指导各地开展恢复党组织工作。

1927年秋，邓拔奇和廖梦樵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召开地委会议，筹划举行秋收暴动，袭取梧州，切断西江航道，阻止桂系黄绍竑部进入广东，以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由于叛徒出卖，广西地委书记廖梦樵、组织部部长黄士韬等10多名党员遇害，秋收暴动计划流产。

幸免于难的邓拔奇也被敌人通缉，他从梧州转移到桂平、平南农村。10月，在桂平县白兰（又称白额、烂泥）村重建中共广西地委机关，邓拔奇任地委书记，宁培瑛、黄一平等6人为委员，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此后，他把广西党组织工作重点放在浔州四属农村，指导重建平南等5个县委和梧州市委，健全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11月，为策应广州起义，邓拔奇以中共广西地委的名义制定《广西冬暴计划》，并发布《我们的口号》，号召各地举行冬季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广西。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后，广西地委委员宁培瑛在冬至前领导劳五农军举行暴动，袭击平山团局，毙伤团局7人；次年1月，国民党平南县长马翼汉率反动武装1200余人突袭劳五区农会所在地新隆圩，宁培瑛等40人牺牲，广西冬暴计划失败。

1928年1月，中共广西地委改为中共广西特别委员会，邓拔奇任特委书记，隶属广东省委领导，特委机关仍设桂平县白兰村。此后，广西特委在邓拔奇的领导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指导各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至4月底全省发展新党员800余人，组建中共怀集县委、中共宣武县委等多个县委会。以浔洲四属为中心建立农民自救团和农民赤卫队，抗击新桂系集团“清党”“清乡”屠杀，把广西农民运动推向新的阶段。

1928年6月，邓拔奇在广西贵县圩心街广东巷秘密主持召开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后称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邓拔奇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总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广西党组织的情况，研究部署今后斗争任务。广东区委委员恽代英到会指导并作政治报吿。会议选举朱锡昂、邓拔奇等7人为常委，朱锡昂任特委书记。

7月和8月，受广西特委委派，邓拔奇分别到香港、上海向广东省委、党中央报告广西党组织的工作，请求中央派巡视员来广西指导革命斗争。

同年9月22日至26日，中共广西特委常委扩大会议在玉林县榕木根村召开，邓拔奇传达党中央9月3日关于“广西特委以后由中央直接发生关系，改为临时省委，同时应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等的指示信，并宣布党中央有关将中共广西特委改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调广东省委常委王强亚任广西临委书记的决定。邓拔奇任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委员，临省委机关驻梧州市区，他调怀集县委委员何定到梧州任春葩书店经理，负责临省委与怀集党组织的联络工作。随后，邓拔奇回怀集巡视工作，途中发展梁钟琛、陈浩然入党，进一步壮大怀集县党组织的力量。11月，驻梧州民主路维新里东一巷4号的广西临省委机关遭敌特破坏，邓拔奇脱险后到怀集、贺县、桂林、贵县等地巡视指导工作，后经香港转回广西，与朱锡昂在玉林县榕木根村重建临委机关。12月11日，广东省委致函广西临省委，决定“派文（沛）同志前来任临委书记。”文沛到职之前，广西临委的工作由委员朱锡昂和邓拔奇共同主持。

1929年1月，中央巡视员贺昌在香港召开广西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将广西临委改为广西省委的决定，任命文沛为书记，邓拔奇等任委员。2月，受中共组织委派，邓拔奇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他学习刻苦，经常联系革命斗争的实践研读马列著作，与同学们讨论中国革命的—些基本理论问题，并鼓励两广同学：“我们都是许身革命的职业革命者，能来赤都留学深造不易，只有学有成就，来日回国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同年9月，为加强对广西革命斗争的领导，党组织电令邓拔奇提前回国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工作，负责指导广西的革命活动。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邓拔奇建立由共产党员梁钟琛、曾烜昌以及堂侄邓亦民为秘密交通员的南洋鞋店，成为省委指导广西工作的联络机关，为后来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举行做了不少工作。

1930年4月，中共广西省委改为中共广西特委，机关设在贵县，邓拔奇被指定为特委书记。由于粤桂军阀混战桂东南，交通极为困难，邓拔奇未能前去任职。

与邓小平一起工作

1930年9月至次年1月，邓拔奇（化名邓岗）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前往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向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命令，同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等领导一起工作4个多月。邓拔奇在交通员黄晖、吴茜护送下，从香港出发，途径北海、南宁、百色，经过20多天的跋涉，于9月30日达到红七军驻地广西恩隆县平马镇。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邓拔奇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和关于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命令，并宣读《南方局给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并转右江全体同志信》。红七军前委对党中央的命令进行认真的讨论，决定接受中央命令，部署红七军主力集中河池进行整编，作好攻打中心城市的准备。会后，邓拔奇随邓小平等由平马赴东兰布置右江特委的斗争任务，途经恩隆县燕垌圩时，组织召开右江沿岸各县党政军干部会议(又称右江特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红七军前委平马扩大会议精神。

同年11月7日，红七军前委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邓拔奇在会上再次作政治报告，传达党中央命令，明确红七军的任务是攻打柳州等大城市。次日，红七军在河池三里亭进行整编，全军编为第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新编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随后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接受邓拔奇的检阅，士气大振。9日，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约6000余人（韦拔群率二十一师返回东兰县，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离开河池向庆远进发，踏上漫长的转战桂北征程，邓拔奇随队出发。在两个多月的东征中，红七军转战于桂、黔、湘边区，粉碎敌人多次的围追堵截，经过四把、长安、武冈、全州等数十次攻坚战，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其实，中共中央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市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已作出关于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案的决定，停止贯彻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但是，由于右江地区地偏乡僻、山高路远、信息闭塞，加之被桂系军阀层层包围封锁，所以邓拔奇和红七军对党中央的新决议全然不知，仍然继续按原来的决议传达和贯彻，最后导致红七军损兵折将。事后，邓拔奇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表示“要负很大的责任”。

巨大的损失和挫折，使邓拔奇和红七军指战员对党中央命令他们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产生怀疑。1931年1月2日，红七军攻占全县县城的当晚，邓小平召集前敌委员会的委员开会，邓拔奇应邀列席会议。会议总结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有关情况，决定放弃攻打柳州等大城市计划，整编部队，率部经湖南江华出广东小北江，向粤赣边发展，以期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邓拔奇同意前委会议的决议。次日，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常委、兵委书记兼军政部主任陈豪人陪同下，经桂林转香港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奉命来广西右江传达中央指令的经过及红七军的有关情况。

代表两广省委巡视广西

1931年1月，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多次遭国民党反动特务的破坏，省委书记卢永炽等被捕。2月2日，邓拔奇任重建后的广东省委委员兼秘书长，3月29日，中央决定由李富春、邓拔奇（邓安伯）等4人为省委委员组成两广省委。此后，邓拔奇与李富春等为健全两广省委机关、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受难家属、发展两广革命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

5月，中共两广省委委派邓拔奇（化名白希）去广西右江巡视，并指导广西特委（6月改为郁江特委）工作。邓拔奇受命后，与妻子莫佩琼稍作准备，即以商人身份，由交通员带路，经湛江、玉林到南宁。在南宁邕宁县，他在吴圩七坡村参加党员干部会议，指导吴圩革命斗争。随后乘船沿右江而上，巡视镇结、恩林、向都、恩隆等县的红军游击区。由于交通中断，敌军又严密封锁，邓拔奇一行无法进入东兰、凤山苏区而折回南宁。6月15日，邓拔奇给中共右江特委和红二十一师党委写信，指出“立三路线”是造成右江苏区红军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对自己执行“立三路线”所犯的错误作自我批评，体现一名中共党员敢于敢于担当、勇于自我批评和善于修正错误的高贵品质。9月1日，邓拔奇致信给中央政治局，详细报告右江苏区和广西全省政治形势，指出“领导薄弱和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是广西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建议中央派有实践经验和有相当领导能力的中央委员任驻桂巡视员，调派强有力的政治干部和有相当军事才干的干部赴右江任职，协助韦拔群的工作，夺取右江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同年9月26日，邓拔奇在南宁邕宁县吴圩七坡村主持召开郁江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总结和检査广西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健全郁江特委领导机关。他强调，“农民运动成了广西的中心工作之―，与城市的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只有重视农村斗争，才能促进广西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全会结束后，他在七坡村开办为期5天的短期训练班，抽调南宁、横县、贵县、玉林等县的党员干部，学习土地革命理论、党的基础知识、开展游击战争方法等，引导大家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纠正工作上“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从5月至10月，邓拔奇在恶劣的处境中，冒险奔走于梧州、贵县、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巡视，恢复各地党组织，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革命工作上。同志们都很担心他的安全，但他总是说：“要干革命就难免会有牺牲！”表现出一位革命者无私无畏的情怀。

血染东江

1932年春，邓拔奇奉命回香港汇报广西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两个师的强大兵力，围剿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的大南山苏区，东江苏区和红军处于极其艰难危险的境地。为加强东江特委的领导力量，中共两广省委指派邓拔奇到东江特委工作，参加武装斗争，任东江特委组织干事和秘书（组织部部长由特委书记李茂崇兼代，邓实际负全责）。在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邓拔奇带病坚持工作。他根据东江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及时制订5月至7月的组织计划，提出不少建设性强的意见。他设法举办不同类型的短期干部培训班，参加东江特委《东江红旗》《我们的生活》等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发表《怎样动员纪念“六二三”》《论党的一致》《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等多篇文章。

是年秋，敌人对大南山苏区“围剿”愈加频繁，国民党粤军师长张瑞贵率领全师3个团和1个独立营、警卫队共4000多人，大肆焚烧村庄，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人民武装力量和人民群众遭受莫大的损失。当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仍然指责东江特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0月，中共东江特委连续收到两广工委的两次来信和中央的一次指示信。尽管当时东江特委处境极端困难和危险，还是想办法决定召开一次东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上级指示，部署新的工作。10月9日晚，参加会议的人员陆续来到位于大南山的普宁县田墘村（现惠来县林樟村），准备10日参加特委扩大会议。10日早上7时，会议刚开始就突遭敌人的包围。突围战斗中，终因寡不敌众，除少数人脱险外，邓拔奇、杨善南等东江特委的负责人英勇捐躯。邓拔奇血染东江、名昭两广，牺牲时年仅29岁。

（韦相伍，中共肇庆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