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生平

叶剑英（1897—1986），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梅县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917年进入云南讲武学校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革命，任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率部反击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军，保护孙中山脱险。1924年，参与创办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7月，随军参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反蒋。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坚定机敏地策应了南昌起义。同年12月，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参与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指挥，为红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10月，任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出发长征。1935年9月，他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方面的代表商谈停战事宜。1948年年底，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参与促成北平和平解放，领导各项接管工作，为后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年8月，叶剑英南下，指挥解放广东和海南岛的战役，夺取华南战场的最后胜利。1954年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1976年10月，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83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85年，他辞去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务。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病逝。

上下求索，立得报国志

在广东省东部、梅江之滨，有一个著名的侨乡——梅县。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

学生时代，叶剑英聪明勤奋，曾就读于三堡学堂、务本中学和东山中学。其间，他读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受过西方进步文化的启蒙，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就曾赋诗言志：“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感，慰祝苍生乐大同。”这充分表达了他心怀天下、立志报国的豪情。

1917年叶剑英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炮科学习。他决心学得文才武略，将来在疆场上一吐英雄豪气，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将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1919年12月，叶剑英以最优等成绩毕业。1920年1月，获授陆军炮兵少尉军衔。随后，前往福建漳州，投奔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广州，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参加了同叛军的战斗，护卫孙中山脱险。1922年冬，叶剑英担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第八旅参谋长，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屡建战功。1923年5月，听闻许崇智率领的先头部队中了叛军的“假降计”，在言岭关损失惨重，叶剑英主动请命，与旅长张民达指挥第八旅在言岭关与陈炯明叛军林虎部激战，歼敌大部，取得胜利。言岭关大捷使粤军士气大振，张民达、叶剑英成为名震一时的战将。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叶剑英应廖仲恺邀请，参加筹备工作。军校开课后，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教官。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叶剑英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正式向中共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因少数同志认为，叶剑英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需要作较长时间的考验，事遂搁浅。同年5月，叶剑英升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1925年，他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第一次东征军攻占潮梅地区后，叶剑英出任梅县县长。他厉行德政，除暴安良，廉洁奉公，受到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戴。

担任梅县县长时的叶剑英（中）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叶剑英任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在攻打南昌战役中，他表现出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特意召见叶剑英并允许其佩剑晋见。11月30日，北伐军将收编的赣军组成新编军，叶剑英任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的叶剑英正率领新编第二师在江西吉安，他该何去何从呢？他曾这样回忆：“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个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 4月底，他在江西吉安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反蒋电文，随即赴武汉。5、6月间，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在武汉，通过中共党员李世安（梅县人，中共党员，时任武汉公安局主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叶剑英再次向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工作需要，叶剑英的中共党员身份暂不公开。从此，叶剑英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举义建军，迎难擎红旗

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与此同时，一批中共党员干部相继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到达九江。此时，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有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27年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贺龙、叶挺召上庐山软禁，解除他们的兵权。叶剑英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地告诉他。随后，他们与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到九江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同商议对策。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他们商定：贺、叶不上庐山；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正是叶剑英在起义前及时通报消息，保证了叶挺、贺龙等人的安全，并使叶挺、贺龙及时把部队开到南昌，顺利地发动了南昌起义。

甘棠湖烟水亭

南昌起义爆发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认为叶挺、贺龙率部起事，拉走了他过半兵力，是“公然叛变”。他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准备火速追赶叶、贺部队。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他劝张发奎：“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桂系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的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追上他们，即使捉获，我们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叶剑英的提议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的心愿。他当即放弃尾追叶、贺的计划，只表面上追赶一程，这使得南昌起义军摆脱了张发奎部的尾追之苦，从而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1927年7月中旬，叶剑英得知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企图以演习为名，围歼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阴谋，即刻找到张发奎，劝他出面解围，并趁机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以“左派”领袖的招牌，出面交涉。唐生智被迫停止围歼军校的阴谋。不久，张发奎宣布解散军校，把军校的学生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后又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从而，军校一百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及进步青年等革命力量得以保存。

1927年8月，叶剑英率第四军教导团南下广州。在广州站稳脚跟后，又想方设法组建了第四军警卫团。在广州起义前夕，叶剑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不仅秘密准备了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两支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有革命倾向的李明和李洁之等保持联系，以便到时让他们策应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由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宣告成立，张太雷任苏维埃政府代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12月12日，敌军组织了疯狂的反扑。在广州制高点观音山，敌我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当晚，起义军被迫撤离广州。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秘密转入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秋毕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1931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到江西苏区工作。叶剑英沿着中央红色交通线，途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于4月初到达江西瑞金。到达瑞金后，叶剑英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部长（后改称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东南战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等职，参与指挥反“围剿”作战，推动红军司令部和参谋业务建设。

浴血长征，忠诚破险局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军委、红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担任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主持军委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协助指挥行军作战。

 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后，进入湘桂交界的西延山区，叶剑英在途中遭敌机空袭，大衣被打了几十个洞，右腿受伤。叶剑英每次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留着它作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1935年2月，叶剑英调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9月9日又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时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获取这个电报后，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紧急磋商，当即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为此，毛泽东多次称赞叶剑英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并赞誉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征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这场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叶剑英与徐向前在陕北合影

辗转奔波，抗日御外侮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将流亡关内的东北军推到陕北反共第一线。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7月，毛泽东亲自点将，派叶剑英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专门做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在叶剑英的主持下，东线工委开办了两个市场，允许东北军到苏区采购货物，帮助东北军解决粮食、燃料等物资匮乏问题。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市场演出，吸引了大批东北军官兵来观看。人民剧社上演了一出悲剧叫《亡国恨》，很多官兵都大受感动，泣不成声。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东北军、十七路军改变了敌视红军的态度，他们与红军和睦相处，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1936年夏秋之交，张学良、杨虎城筹划与中共联合抗日，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特派的常驻代表秘密来到西安，和张学良进行了多次的秘密谈判，在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推动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停止敌对行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预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亲美、亲英派则主张以和平方式解救蒋介石。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叶剑英等赶赴西安，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

图为应张学良邀请赴西安参加谈判的中共代表（左起：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等职，在南京、武汉、长沙和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战工作，营救出数百位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有一次，叶剑英得到情报，国民党当局押送转运一批红军被俘人员到了西安火车站，叶剑英马上跑到火车站，要求国民党押送人员立刻放人，对方蛮不讲理，不肯放人，叶剑英急中生智，对那些红军官兵大喊“我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们快下来，跟我回去。”那些红军官兵一听，马上跳下火车跟着叶剑英返回了七贤庄。

他参加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争取扩充人民抗日武装编制员额，为八路军、新四军争取军需和装备。他广交朋友，努力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的工作。他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讲授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发表文章、演说和题词，阐述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

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布置军队在河北、山西、陕甘宁边区进攻八路军，八路军奋起反击，粉碎了这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企图在会议上公开宣布共产党八路军的所谓罪状，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会议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开会那天，蒋介石带头向八路军发难，其他战区的参谋长纷纷跳出来肆无忌惮地攻击八路军，捏造了一连串的罪状。叶剑英在3月8日的会议上要求发言，集中讲了关于作战和磨擦两个问题，用大量事实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种种诬蔑，揭露了国民党军勾结日伪军进攻八路军的桩桩罪行。事后，董必武称赞说“叶剑公舌战群儒”。毛泽东在叶剑英的发言稿上面批下“一九四○年三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博得了大多数的同情”。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说，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电报，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避免了损失。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惨遭国民党顽固派包围袭击。叶剑英召集有关人员连夜赶写和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一起，对国民党的行径进行严正抗议。

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对日作战。

1941年，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中国敌后战场的地位越来越受到盟国的关注，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6月22日，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作了长篇报告，叶剑英以大量的事实雄辩的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抗战中的重大作用。中外记者听了叶剑英的报告，给予高度的评价。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七八月，以著名的中国通——美军上校包瑞德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由重庆到达延安，叶剑英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的编制与装备情况，引起对方的极大兴趣。包瑞德听了以后，称赞叶剑英的报告很有价值。时隔25年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叶剑英将军是一个英俊精干的人，他的介绍是客观的”。

北战南征，建功新伟业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修养生息，以恢复战争创伤。而蒋介石政府凭借美国政府的支持，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面侈谈国内和平，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同蒋介石政府破坏和平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年12月，他随周恩来赴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并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定。

1946年1月，为履行停战协定，国民党政府代表、共产党代表和美国政府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下称军调部)，会商解决国内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月13日，叶剑英到北平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在军调部工作的400多天里，他同其他中共代表一起，全面阐述中共政策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抗击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军事进攻，捍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1947年3月，叶剑英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卓有成效地组织进行了侦察、情报、通信、兵员、后勤等一系列工作，为保证毛泽东、周恩来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叶剑英领导的后委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称赞：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1947年6月至8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胜利挺进大别山，叶剑英主持的总参谋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及时下定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1947年夏，叶剑英在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作解放战争形势报告

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了大批领导干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1948年年底，叶剑英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与彭真等同志一起，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在北平主政期间，他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工农业生产，发展文化教育，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妥善安排了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进驻北平。叶剑英与彭真等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北平的和平接管工作，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闻天地》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叶剑英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通告

1949年3月25日，叶剑英在北平西苑机场陪同毛泽东等检阅部队

1949年7月，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新的华南分局，并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的华南分局的成立，在组织上全面加强了党对整个华南地区的领导。8月9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于9月3日抵达江西赣州，与参加解放广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以及由方方率领的原华南分局、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负责人等汇合。9月7日至24日，叶剑英在赣州分别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三次分局扩大会议和高级干部会议（通称赣州会议），分析敌情，制定广东战役作战方案。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部署，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命令规定：为便利作战指挥，以四兵团为右路军，十五兵团（少四十八军）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同时对各路军的进军方向、路线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作了详细部署。10月2日，解放广东战役正式打响，14日，广州解放。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州市政府门前举行入城仪式，叶剑英、赖传珠、方方、杜国庠、李章达等在市政府门前检阅台上检阅了入城部队。

1950年2月1日，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军区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的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问题。叶剑英和与会人员反复研究，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4月中旬，组织海南岛战役。5月1日，海南岛解放。

华南解放以后，叶剑英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书记等职。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市政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叶剑英还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领导开拓了新中国的橡胶事业。

训研强军，为国铸利剑

1953年10月，叶剑英奉命调回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1955年4月，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叶剑英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和杰出的指挥才能。他强调，“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号召全军研究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理论，根据现代战争需要从难从严训练干部和部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1月，他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认真研究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问题，成功地组织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创造性地探索总结了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

叶剑英给参加辽东半岛演习的部队下达攻击命令

1956年9月，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向中央军委提出加强军队建设的意见，建议正确认识和处理“八个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人和技术的关系、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官兵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集中和民主的关系、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的关系、现实和发展的关系、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新的实践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根据军事科学发展的形势和我军建设的客观需要，1956年9月，叶剑英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同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叶剑英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1958年3月15日，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后又兼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提出要“抬头看世界，埋头钻学术”，领导建立全军的科研机构和队伍，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历代军事遗产、战役学、外国军事等方面研究，科学总结我军建军和作战经验，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在叶剑英的领导下，20世纪60年代编制出一批适应部队作战、训练、管理需要的条令条例，编写出一批优秀军事理论著作，推动了军事科学的繁荣发展。他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奉献了卓越才干，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8年3月15日，叶剑英同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合影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编辑的一期《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产生浓厚兴趣。他向军委上报《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毛泽东仔细看了报告，肯定和赞扬了郭兴福教学方法，并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叶剑英身体力行，呕心沥血，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先后访问缅甸、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发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常委。1965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力挽狂澜，大地又回春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针对从上海波及全国的“全面夺权”的风暴和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军队的言行，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发言，强调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1967年1月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反党乱军的行径，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他和谭震林、陈毅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奋不顾身、直言抗争，强烈谴责康生、陈伯达等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被诬为“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职务，被“疏散”到湖南，备受磨难。但是，他仍然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坚持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抗争。

1969年3月，叶剑英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研究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就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新局面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此后的三年时间，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多次接待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并参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的会谈，为建立和发展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1年10月23日，叶剑英陪同基辛格游览北京颐和园

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同林彪、陈伯达等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又受命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调查陈伯达的问题，上报中央。1971年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机毁人亡后，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他大力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

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他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应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叶剑英又全力支持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至7月，他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将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四人帮”的情况向他们通气。会后，他主持调整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支持，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6日晚至7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在北京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通报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的情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叶剑英在玉泉山

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华国锋同志起了决定性作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起了重要作用。

推动改革，致力现代化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平反“天安门事件”等冤假错案。1978年3月，叶剑英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这次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3月5日，叶剑英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总结三十年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叶剑英以耆耋之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祖国大江南北，深入工厂、农村、海岛、军营调查研究，考察和指导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各项工作。他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1980年，他主持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叶剑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他亲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五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间共通过6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叶剑英一直把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上。1978年12月，他主持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海峡两岸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等建议，提出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9月30日，他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构想。

风范长存，功勋耀千秋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1983年2月，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1985年9月，叶剑英与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自此，叶剑英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周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表讣告，指出：叶剑英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党性坚强、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始终随历史潮流不断前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化险扶危。他的诗句“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正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崇高的革命风范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支撑我们勇毅前行……

（中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