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生平  

阮啸仙（1898—1935），原名熙朝，字建备，号瑞宗，别号晁曦，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县下屯乡（今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先驱、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中共“三大”“五大”“六大”代表。1918年阮啸仙考进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19 年组建广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并担任执行委员。1920年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受陈独秀委托，对广东团组织进行整顿，被选举为团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代行团广东区委书记；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1924年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同年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及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担任第三届广州农讲所主任。1926年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相继成立，阮啸仙均被任命为委员。1927年因病未出席中共五大，依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负责组织广东省委，当选为省委委员，负责省委农委工作。1928年奉命成立中共仁化县委并任书记，负责组织发动仁化暴动；同年出席中共六大，并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奉命赴南昌参加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宣传部主任、组织部部长。1930年被党中央派赴天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先后两次代理河北省委书记。1932年奉调全国互济总会任救援部长。1934年被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并担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1935年3月6日，在江西省信丰县安西乡上迳村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2009年9月，被中宣部、中组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志存高远，救国救民信念藏心中

1898年9月5日，阮啸仙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县下屯乡（今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学生时代，阮啸仙就志存高远，曾立下“挥笔落下如云烟，意志坚强可敌天”的爱国壮志。1904年，自幼就品尝了生活的苦涩、艰辛与屈辱的阮啸仙在“洪亨”小屋接受塾师启蒙教育。1906年，入本村“闻啸轩”学堂（后改名道南初等小学）念书，学业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深得教员阮益三的喜爱，接受了大量进步思想。期间,阮啸仙阅读了大量描写民族英雄的故事书籍，非常崇敬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遂以闻啸轩学堂的谐音和蕴义,改名为“阮啸仙”，并在自己的墨砚上,用小刀刻写了“挥笔落下如云烟，意志坚强可敌天”的诗句,表达了他从小就立志改革社会、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1914—1917年，入河源县城三江高级小学读书，所写作文常念国家之贫弱、人民生活之艰辛，并主张变革、振兴实业。1918年3月，阮啸仙以优异的成绩，夺得河源全县唯一的招录名额，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简称广东“甲工”）机械科就读。时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年，马克思主义正陆续传入中国。阮啸仙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比较着各种新文化和新思想，思考着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勇立潮头，领导青年运动显担当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各校的爱国青年学生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阮啸仙与该校好友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进步学生，力主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走出校门，主持召集会议，参加示威游行，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教育引导下，阮啸仙与广州各个学校联络，于6月17日成立了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中上联”)，并担任该会的负责人之一。1920年8月，阮啸仙加入刚成立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青年团的各项活动，成为青年团的活跃分子；1921年初又加入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在广州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成为该会主要成员。

1921年春夏之间，阮啸仙与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等人，在广东“甲工”发动和组织全校学生，成立工校学生校友会，针对校长高仑压制学生、账目不清、校务废弛、设备残破等问题，掀起了一场要求读书、改造学校、驱逐校长的著名学潮，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四人被称为“甲工四大金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组织领导“甲工”学潮之后，党的“一大”召开不久，阮啸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也是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谭平山调离广东，团的工作由阮啸仙负责，先后任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第一届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届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秘书等，是广东最早从事青年团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2年秋从广东“甲工”毕业后，被安排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工作的阮啸仙随即投身工人运动，与刘尔崧等在广州创办爱群通讯社，出版《星期报》，并经常以通讯社的名义，出版发行《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等油印小册子，扩大马列主义在青年工人中的传播。1923年初夏，受陈独秀委托，阮啸仙对广东团组织进行整顿；8月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在“新潮怒放”的时代，争做“新社会的健儿”“为主义的实行家”。1923年11月，在党的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委会上，广东青年团的工作得到了团中央的高度评价：“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

敢为人先，领导农民运动践初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中央成立农民部，阮啸仙和彭湃、周其鉴、黄学增等人（史称广东省的“四大农头”）以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到花县、顺德等地去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足迹遍及东江、西江、北江等广大农村，走到哪，“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了哈哈笑，地主见了哇哇叫！”等童谣就传唱到哪，农民称他们是“脚上有牛屎的读书人，不是耕田人像耕田人，我们耕田人把他当成自己人。”

为培养农运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阮啸仙担任第一至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第三届农讲所主任。因过度劳累，阮啸仙患上哮喘病，身体十分虚弱，但“拼命三郎”阮啸仙仍坚持亲自讲授“农民运动问题”“广东农民运动状况”，组织军事操练，训练后的农讲所学员先后被派往各地建立农民协会，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被称为“农民运动的推进机”。除了开办农讲所，阮啸仙还奔赴各地，亲临指导各地农民运动。1924年9月，阮啸仙代表省农民协会在广州花县领导农民运动，亲笔为农会题写对联“坚忍卓绝为吾人本色，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会后，这幅对联被带到四面八方，大大促进了各地农民协会的蓬勃发展。

1925年5月，阮啸仙出席并主持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与彭湃、罗绮园3人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负责全权处理会内一切事务。10月，阮啸仙与彭湃为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同起草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导广东农民运动发展，前往惠州等地协助指导成立农民协会。为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彭湃、阮啸仙七人组成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由此，阮啸仙与毛泽东、罗绮园三人同时成为国共两党中央农委委员的共产党人。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阮啸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为配合广州起义，1928年1月，阮啸仙奉命带病前往韶关仁化安岗成立中共仁化县委并任书记，负责组织发动仁化暴动。他与仁化县农民运动领袖蔡卓文一起，在安岗地区深入发动农民，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成立了董塘区乡苏维埃政府和仁化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八独立团，并与由朱德、陈毅领导下辗转来到仁化的南昌起义部队互相配合，共同打击破坏农民运动的地主豪绅，于2月13日攻入仁化县城，发表了《仁化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和《暴动宣言》，打破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震撼了粤北大地，开创了以仁化为中心的武装割据新局面。在四面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他呕心沥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仁化苏维埃政府巍然屹立了10个月之久，堪称党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领导的武装暴动坚持时间之“最”，不但策应了湘南暴动，还呼应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大革命失败后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阮啸仙不仅有丰富的农民运动实战经验，对农民运动理论也颇有研究。他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也做了广泛的研究。他1926年所撰著的《中国农民运动》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是指导当时农民运动的重要作品，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把它列为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学习的必读教材之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安排，阮啸仙在会上做了“仁化县农民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并作为周恩来军事报告的副报告，就游击斗争的实际经验向大会做了报告；会后，阮啸仙奉命继续留在莫斯科，负责整理总结仁化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经验材料。

坚韧卓绝，建设红色政权写忠诚

阮啸仙是中共地方党政重要领导人，不管身处何地何职，阮啸仙始终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驰骋大江南北，踏遍逶迤河山，用他的忠诚和担当，用他的辛劳和热血，在中共历史上镌刻了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1929年初，阮啸仙从莫斯科回国后，即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根据关于要“巩固并扩大苏维埃区域”和“要健全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委派阮啸仙任江西省委委员、常委、宣传部主任，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要职。11月下旬，江西省委遭敌特破坏，省委书记沈建华等党的负责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300余人被捕杀害，阮啸仙因一周前与省委农委书记王凤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因而幸免于难。

1930年春，阮啸仙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阮啸仙集中研究了中国苏维埃问题，连续撰写发表了11篇文章，全面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斗争的中心策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创立和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5月，中共中央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阮啸仙化名“王宏”，担任大会秘书长，负责大会日常事务，并向大会作《关于苏维埃组织法报告》。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阮啸仙被委任组织部部长(未到任)。9月中旬，阮啸仙奉命从江苏徐州返回上海后，迅即又被派赴天津工作，化名“阮笑仙”，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后改任组织部部长。

1931年2月5日，河北临时省委成立，徐兰芝任书记，阮啸仙由代理书记改任军委书记。4月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在天津正准备召开全体常委会议，突然会场所在地的省委招待处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新任临时省委书记徐兰芝等省委领导人及机关干部13人被捕。当天，阮啸仙正遇哮喘“病发”，因“迟到五分钟”而逃过此劫。4月10日，阮啸仙一方面向中央报吿省委遭破坏情况，一方面将省委机关紧急转移北平，并主动召集在北平的省委委员开会，与省委委员刘锡五等3人组成临时中共河北省委，再次代理省委书记，在艰险中继续坚持工作，直至5月8日新任省委书记殷鉴到任，阮啸仙才改任组织部部长。

6月26日，中共河北省委、团省委、军委、互济会及北平市党团组织又一次遭敌大破坏，殷鉴、薄一波、廖划平等20多名领导干部被捕，阮啸仙因外出巡视再次躲过一劫，后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7月后，阮啸仙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身份，赴沈阳指导满洲省委工作。

11月7—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阮啸仙虽在白区未出席，但因其在党内久负盛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63个委员之一，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董必武等人一起，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工作。

11月12日，由于叛徒出卖，河北省委代理书记马星荣等人被捕，河北省委遭到第三次大破坏。正在沈阳执行巡视任务的阮啸仙又躲过一劫！阮啸仙逃脱敌特魔爪后，立即通知城内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人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伺机行动。面对省内绝大部分党组织遭敌破坏的严峻现实，在与满洲省委和河北省委机关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阮啸仙决定只身冒险潜回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下一步的工作。但因上海党中央机关转移，阮啸仙与党失去联系。在一次外出寻访党中央机关时，阮啸仙旧病复发，倒于路上，不省人事，幸遇路人帮忙。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和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阮啸仙写信给老家族叔阮镜波及族中几位兄长，请求给予接济，并暗示要继续寻我党组织。收到家中汇款后，阮啸仙立即谢别了热心资助的百姓工人，利用对上海环境熟悉的有利条件，继续四处秘密打听党组织的下落，直至翌年初才与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2年6月，阮啸仙化名“晓山”，奉命以江苏省委巡视员身份赴北平，督促河北省委贯彻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决议。7月中旬，阮啸仙又以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身份，再次奔赴徐州，指导发动徐州苏维埃区域斗争。1932年冬，阮啸仙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协助邓中夏从事救援被捕同志和安置救济烈属等工作。

1933年5月，邓中夏不幸被捕牺牲。考虑到阮啸仙是一名著名的共产党员，目标很大，不再适宜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工作，上海中央执行局将他从上海全国赤色互济总会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0月初，阮啸仙由中央交通员带领，风餐露宿，几经辗转，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中心—江西瑞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阮啸仙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苏区日常必需品极度匮乏，广大军民生活仍异常困难，中央苏区财经管理工作问题重重。经过几个昼夜的深思熟虑，阮啸仙向毛泽东汇报了治理苏区财经混乱的初步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1934年1月，阮啸仙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75个委员之一，并被选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自此，阮啸仙卓有成效地开展审计，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和红色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卓越贡献。

呕心沥血，扎根红色审计奠坚基

由于阮啸仙有领导学运、工运、青运、农运和武装、秘密工作等经验，中共五大时就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六大时又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高度重视阮啸仙关于健全苏区审计监督制度的建议，并在大会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第一次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机构组成、主要职责、工作流程及人员配备等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按照中央组织法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将原由中央人民委员会领导，升格改为直接由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与中央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并列，成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其职权主要是“审核国家岁入与岁出”和“监督国家预算之执行”。这次对苏区审计体制的重大变革，既强化了监督检查苏区财政收支执行的职能，也大大提高了苏区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威。阮啸仙也在此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2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新组建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位“审计长”，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苏维埃共和国领导对阮啸仙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阮啸仙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绝对马虎不得!”为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阮啸仙，虚心求教，认真谋划，开始紧张有序地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确保苏区审计工作有法可依，阮啸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审计工作建章立制，组织起草了一份条理清晰、规则明确、程序简便、操作性强的审计规章，于1934年2月20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审查通过，规章被正式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以下简称《审计条例》)。当天，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字第二号”命令颁布实施这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完整的审计法律文献。条例共19条30款，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及省和直属县审计分会的体制职能、权限范围、程序规则、报告制度，以及规范审计的表格和簿记等。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审计工作开始步入了依法审计的轨道，为国家审计工作奠定了法制基础。

接着，阮啸仙依法组建了严密的审计组织机构，除中央设审计委员会之外，省及中央直属县（市）设审计分会，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省、福建省、粵赣省及瑞金直属县和部队机关很快也成立了审计分会及有关审计机构，并有序开展各项审计工作。同时，阮啸仙开始着手挑选审计人员。他把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会知识，能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斗争、刻苦耐劳的年轻干部选入审计机关，并进行严格教育培训。为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阮啸仙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亲自制定了审计工作人员“六不准”的工作纪律，要求每个审计人员都要熟记和坚决执行: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在阮啸仙的努力和带领下，中央苏区审计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人负责、有人监督，逐步走上依法审计轨道。

“审计工作应抓重点，党政机关抓节支，企业单位抓增收！”在审计委员会会议上，阮啸仙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并决定审计工作从苏维埃中央领导机关开始，通过财务审查，促进建章立制，规范收支行为，遏制腐败现象。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支持。鉴于审计委员会刚组建，人手少、任务重，毛泽东同意阮啸仙的请求，批准从苏维埃政府各部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和“轻骑队”，成为中央苏区在反腐斗争中群众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阮啸仙的领导下，中央审计委员会三驻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深入各省、中央直属县、各事业单位和革命团体、国有企业进行审计监督，严格遵循“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的原则，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严审细核，跟踪督办，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审计风暴。

1934年3月，阮啸仙亲自带领审计人员，对“中央政府”(其实是中央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委、厅，包括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部、内务部、粮食部、工农检察部以及总务厅等机关二月份的预算进行审查。首先，“由总务厅召集各部工作人员组织突击队，相互到各部查阅账目，号召节省运动，并帮助编制预算决算”。当了解熟悉情况，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迨接到三月份预算时”，阮啸仙就“直接与各部负责人，按照工作需要上来详细检讨”，对三月份预算情况进行认真审查。在审查时，阮啸仙特别注意查核各审查单位三月份前几个月的预算情况，并将此与三月份情况作对比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经过缜密核算和查实，依期得出了审查结果，很快形成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这份审计总结报告有理有据，旗帜鲜明，褒扬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阮啸仙要求审计工作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注重解决问题。针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的极端困难，以及审计发现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存在的贪污浪费等问题，阮啸仙提出要裁减冗员，实行预决算，开展节约运动，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因此审查结束后，阮啸仙又召集各部门领导及财务管理人员开会，强调编制预算的重要性。各部门领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审计人员的帮助下，普遍加强了相关财经管理，并及时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财务混乱状况得到遏制。到3月中旬再次核查时，各部当月的预算，其“工作人员由上月的849人核减到680人”“经费由上月的3678元核减到2831元”，机关开支和人员大大节省减少，审计核查工作初见成效。

按照《审计条例》规定，阮啸仙将《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及时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并同时抄送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读完审计报告，当即批示当时号称“苏区第一大报”的《红色中华》予以公开发表。于是，这份经阮啸仙精心修改并审签的对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预算编制情况的审计总结报告，在3月1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63期第三版显要位置公开发表，全面接受社会各界对审计结果的监督，首启了审计结果报告在媒体公布之先河。从此，公开发表审计报告，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坚持，从而加快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扩大了社会影响，提升了苏区审计地位，树立了审计权威。

阮啸仙认为，要保证中央苏区党政机关和前方战事的供给，必须做到重点审计与全面覆盖相结合。为此，他率领审计人员，既到中央机关各部委和国家企业这些“重点单位”，审查财政预算、决算、收入、开支和计划等“重点问题”，又到群团组织、部分省苏维埃政府以及军队后勤医院、中央直属县等审查财政收支和节省运动开展情况。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把腐败分子驱逐出苏维埃的斗争，阮啸仙率领审计人员，借助审查账目的有利条件，先后揭露了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中央军委印刷厂三个国有企业的会计科长贪污案，以及提供了土地部、邮政总局、互济总会、反帝拥苏同盟等单位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管理人员贪腐问题线索，有力配合和协助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彰显了国家审计声威，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坚定决心，也极大地震慑了那些试图以身试法的贪污腐败分子。阮啸仙也因为审计铁面无私、精打细算，被人誉称为中央苏区的“铁算盘”，中央审计工作人员被誉为“中央苏区的经济卫士”。

在阮啸仙的领导下，中央审计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审计活动，在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制度建设、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有益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中央和各级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政府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在反贪污腐化和反浪费斗争中，不正之风很快得到遏制，并在苏区节约运动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为苏维埃政府赢得了“空前廉洁政府”的赞誉，还为红色审计监督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临危受命，血洒青山阮誉传岭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阮啸仙奉命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1934年12月后，阮啸仙奉调中共赣南省委，任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此时，中央苏区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敌人以重兵设置重重包围圈。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阮啸仙毫不畏惧，沉着镇定，抱病部署突围工作。为适应战斗环境，他将部队化整为零，一面组织保护、疏散和安置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及领导干部家属，一面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树立信心，以于都、安远、兴国、信丰等县为中心区域，广泛开展坚壁清野，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处处给敌人以打击，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和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3月，阮啸仙带病率独立第六团及赣南省机关干部从于都上坪南坑山出发，往赣粤边的安远、信丰方向突围。3月6日，阮啸仙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第二支队突围人员，冲破敌牛岭、马岭封锁线。当突围至信丰县安西乡上迳村时，阮啸仙不幸被敌弹击中，鲜血如注，但他忍着剧痛，喘着粗气，对突围人员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就这样，阮啸仙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7岁。

战士们悲痛万分，默默地向阮啸仙的遗体致哀!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望着远方，脸色阴沉。他沉痛地说:“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在安全突围到达信丰油山后，惊悉阮啸仙和中央军区总政治部主任贺昌先后壮烈牺牲的噩耗，含泪写下了一首题为《哭阮贺》五言诗，抒发了他对革命战友的悼念之情:

最近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这，就是阮啸仙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努力前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行动诠释了革命家的精神境界，书写了天高地阔的壮丽人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新征程上，我们缅怀阮啸仙同志，不但要钦仰他的革命风骨，传颂他的革命事迹，更要传承他的革命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锚定“走在前列”总目标，勇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东使命。

（中共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