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皖籍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与身份转换 ——以1919—1923年安徽青年运动为中心》发表于《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4年第2期，近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24年第11期全文转载。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青年运动的兴起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大现象，有关于此的研究成果亦颇丰富，但多基于整体视角，即在全国范围、全时段中阐述其发展过程，基于详实史料的区域研究和具体个案探讨仍较缺乏。在五四运动中，安徽被视为全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19—1923年间，安徽影响较大的青年运动更是多达十数次。然而，既有关于安徽青年运动的研究可谓只有零星几笔，且均微观聚焦于狭义上的五四运动在安徽的具体开展情况、某个皖籍人物在运动中的作为与贡献，未宏观把握1919—1923年间安徽地区青年运动的发展轨迹，亦未考察皖籍进步青年在运动中的思想转变和身份转换，及其与安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党组织建立的内在关联。

革命青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鲜活体”，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创建发展的实践者。故而，本文以皖籍进步青年为主体，基于《白话书信》《五四》等一手地方材料静态考察青年思想发展与认知进步；以安徽青年运动为窥点，动态考察青年在运动中的决策与行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自身转变，探讨一代青年在复杂时局中主动作为的“前冲力”和“后坐力”，并以此尝试分析安徽青年运动与当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党组织建立的内在互动关系，以期描绘这一时段安徽青年运动进退升降之全貌及运动中皖籍进步青年的群体画像与个体面相。

一、五四运动：学生主体力量的发轫

清末民初，新式学校和班级授课的出现使学生脱离了农村私塾教育的分散状态，聚集到城市中来，成为一种群体存在。作为五四运动早期阶段的斗争主力，青年学生通过向上请愿申诉和向下发起群众，与社会各阶级产生交集与碰撞，其作为群体存在的主体力量由此脱胎而出，五四运动也就成了这股力量形成的历史场域。各地在响应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基于学生主体的实践差异均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如广东、上海的集会游行规模之大，江西的运动秩序之井然。安徽对北京五四运动的响应极快，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皖籍青年在运动中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斗争姿态。

1913年安徽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倪嗣冲踞皖，扩编兵匪、绞杀革命、克扣教育经费。同时，英、美等国在安庆、芜湖等地创办了多所教会学校，奴化青年思想。皖籍青年内受军阀官僚压制，外受帝国主义侵凌。1919年5月6日，北京五四游行的消息传到安徽。翌日，芜湖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喊出“废除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口号，并向镇守使署递交请愿书，要求支持运动，电请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5月8日，安庆各中等学校全体学生3000余人在黄家操场集会，结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北洋军阀政府！”到5月19日，北京学联发出全国大罢课号召。芜湖学联会得到消息，立即决定响应，并派代表前往安庆联络，以采取一致行动。安徽全省学生团还致电北京大学等校，表示“此次义举，敝省各校学生极表同意，已电致政府力争，务望坚持到底，敝省全体学生愿为后盾”。可见，在五四后的两波全国性学生运动热潮中，安徽的响应都是极快的。

当时在安庆、芜湖、合肥求学的外地青年主要来自寿县、金寨、六安等地，均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江北地区位置偏远，经济落后，故外出求学者较少。学生中，江北青年性格多刚烈倔强。而安徽青年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亦多来自这些地区，如合肥学生会会长喻石泉、安徽学联会会长舒传贤均是霍山县人。青年学生，尤其是学运领袖强硬刚烈的性格特点使安徽青年运动相应展现出较强的斗争性，这在学生群体与各方的交涉中可见一斑。

学生“闹事”，校方必先介入管治。合肥学生筹组学联时，到会的三个中学校长均“劝大家缓行”。当安庆学生准备上街游行时，教育厅长亲自赶到学校“训话”，认为中国积贫积弱，若据理力争，必节外生枝影响谈判。芜湖二女师学监反对女生参加学联，即使加入学联也不应上街游行。如此反对之声，不一而足。然而，“家长们”的指挥都失灵了。芜湖萃文学校校长在学生第一次整队游行时出面压制，言称“你们爱国行动，在我的学校里，我就要管”，学生齐呼“你管不了”而去。一些校长甚至请来军警在学校附近巡逻，监视学生行动，许多运动中的中坚分子都被暗中记下名字。这是青年学生在运动中首先遭遇的反对力量，而当他们走出校门、踏上街头时，面对的则是更为复杂的社会势力。

各校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最直接的行动就是抵制日货，其中以芜湖为首。芜湖早于1876年即被开为商埠，作为屯转基地，芜湖设有三个专运码头，每日都有三到五只日货轮进港，日货充斥市场。芜湖学联在第一次示威游行后，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要求商家停进日货，然毫无效果，往后几月里日货仍大宗涌进。学联继而向上要求行业工会、商会保证“全市商家不再购进日货，如有再进，立即焚毁”，结果遭到芜湖商会会长汤善福反对，学生代表与其多次谈判无果，引起全体学生愤怒，遂捣毁商会，痛打会长，最终逼迫商会签字同意。其实，校方和商界的行动多取向于封建军阀势力。当学生运动深入发展起来时，军阀丢掉了“爱护青年前途”的幌子，对运动采取更强硬的镇压手段。例如，倪嗣冲在复内务部密电中指出，“各校学生亦有全体罢课情事。……如果始终违抗，即将为首各生立予革除”。安徽省长吕调元并令警厅立发布告：“如有纠众滋事紊乱秩序之行动，依法逮惩……遇有学生发布传单违法纪而不服取缔者，一经查出，即行依法严办，绝不姑宽。”但此威胁恐吓并不奏效，“传单密布，且益加多”，可见安徽学生运动斗争之刚强。

当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以主体力量冲击社会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后坐力”。这一时期的青年“大都受过‘五四时代’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多因参加这次运动才开展他们一生的事业。这次经验一直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皖籍进步青年亦如此。五四运动前，安徽青年学生“只是埋头读书，追求知识，希望学得一些本领，将来升学找事，还有可靠的本钱。因之，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群众关系’、‘集体观念’。……那些问题怎样产生，该应怎样去解决，那里有什么出路，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思想上都是模模糊糊的”。周新民也认为自己在五四运动前的思想很落后，对于该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也不清楚。而在运动中，部分学生直观地见识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应和态度，这才真切明白军阀政治之黑暗腐朽，资产阶级之软弱动摇，更改变了对群众的认识。例如，1919年6月3日，反动政府逮捕学生达2000人以上，激起全国愤怒。上海实行罢课、罢市、罢工，表示抗议。对于响应“六三”运动，安徽各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封建买办集团，宁肯出卖祖国，也不肯损失自身利益；中小商人，有一定爱国行为，但动摇性大；店员学徒，大多具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正义感，积极配合学联响应运动，在商店内部组织活动。面对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制止罢市，店员坚决对抗，任凭解雇也不妥协。其中，最积极的是工人。由于受到爱国宣传影响，多数工人已自动结合起来。如码头工人，协助学生检查日货，宁肯失业挨饿，也拒绝为日商运货；旅栈业工人，不到大阪轮船接客，劝阻旅客不要购买大阪客票；黄包车工人，不拉日本货，不接外国人。故而，周新民又说：“到了‘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才为爱国热情所驱使，走出学校大门，参加了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中，使我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来引导我，我一定要走不少错路，绝不能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徽的爱国运动持续了近5年时间，宣传方式和运动形式也逐渐规整。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安徽学联建立起四个组织：设立国货检查所，专门查搜到港货轮，使绝日货来源；开设国货贩卖部，售卖学生手工制品，以示学生爱国热忱；创办义务小学，培育劳动人民子弟，向家长宣传爱国反日思想；组织街头宣传队，轮流上街演讲，以唤起群众反日。到1923年5月，安徽学生为纪念五九国耻、收回旅大决定开展“五九”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由于这是个有组织有准备的反帝运动，使其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总体观之，皖籍进步青年在运动中处理各类矛盾、应对各种问题、接触各式人群，见识得以增长，个人能力素质也发展起来，为在安徽持续发动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周新民后来回忆说：“安徽学联初成立，即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上述一系列的工作，主要原因是有一批进步青年如王步文、方乐周等骨干人物。……在先进的思想指导下团结广大青年，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这就为后来教育革新、‘六二惨案’、推翻三届省议会、驱逐李兆珍等斗争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建立组织打下了基础。”

二、新文化运动：主义探索与思想转变

五四运动不仅是学生主体力量的滥觞，亦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通常认为，以五四运动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思想文化领域发挥指导作用。这说明青年学生在初始组织起来时，即面临着思想上的转向问题。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1904年《安徽俗话报》的创办是陈独秀“开通民智”思想的试水。其中内容所及，大体可归为四个方面：一是反帝反封建，二是提倡文学改革，三是主张改良国民教育，四是呼吁发展实业，富国强兵。对于《安徽俗话报》的出版，社会评论各别，“同人皆颇欢迎，而局外则多訾议”。少数开明官吏利用它来开启民智，绩溪县“捐廉购办，随同官报发行，听人采取，并望大家传阅”。进步青年最为欢迎之，“尤可感者，桐城崇实学堂同学诸君，集资月购本报百余份，以分送其乡人”。高一涵后来追叙：“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陈独秀、章谷士、汪孟邹等人是青年运动的先行者，“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从上下求索的少年成长为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陈独秀等人作为在世纪之交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其思想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改良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过程。安徽的新文化运动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内向外到由外向内的过程，即陈独秀早年创办《安徽俗话报》以批评时事、开启民智，从芜湖发行至全省而至全国，总体来说还带有鲜明的本土性，体现的是一代皖籍青年的革新志向；11年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提倡民主、科学，继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上海、北京传至安徽，此时已具备强烈的引导性，体现的是一代思想先驱对青年的指引和推动。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亦是皖籍出身，这使皖籍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平添了一层地缘联系。如在接触进步刊物方面，1913年，汪孟邹到上海开办亚东图书馆后，将科学图书社事务交由陈啸青主持，实际上就是亚东分店。除经售除亚东图书馆、泰东书局出版的新书外，凡上海、北京出版的杂志，几乎都有，更是《新青年》的第一批“代派处”。诸如《中国魂》《明治维新史》这一类书籍，安徽多数学生均已看过。科学图书社每到新书杂志，则争先抢购。此外，陈独秀与安徽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教师联系密切。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曾对刘希平、高语罕、朱蕴山等人说：“我去搞全国性的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运动。”当时，刘希平和高语罕在芜湖五中任教，一致认为“当前的任务应该争取在校机关长期埋头下去，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通过普及国民知识，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绍新思潮，去提高青年们要有社会责任心的觉悟”。因此，与他省青年主要通过阅读进步书刊接触新文化、新思潮不同，皖籍青年在接受新思潮的过程中更多受到进步教师的直接引导。

五四运动前，各种思想、各家学派、各类主义的书籍，都从国外介绍过来，学生辨别能力有限，读完不免一时思想混乱。例如，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蒋光慈与胡苏明、吴葆萼、李宗邺等人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并编印社刊《自由之花》，猛烈抨击军阀统治，鼓吹无政府主义。蒋光慈还曾一度沉迷于宣传俄国虚无党暴力主义的《夜未央》，并写诗表白书中女主角：“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五四运动后，科学图书社虽积极经销《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论》等马克思主义书刊，但统治当局对此检查很严。为使学生能直接读到社会主义书籍，高语罕将河上肇所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和克卡朴所著《社会主义史》等书带回五中给学生们阅读。1920年，恽代英到宣城四师任教，亲自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各种进步书刊，并要求学生读后撰写心得，定期举行社员会议分享读书感想。同时，一些学生也开始主动收集革命书刊，如安庆一师王步文就在宿舍办了一个秘密图书组，使《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浅说》《湘江评论》等书刊在进步青年中得到广泛传播。

此外，高语罕、刘希平还鼓励指导学生筹款办义务学校，教师从学生中推选，如“吴葆萼、胡苏民、蒋光慈等，大家轮流去上课”，学生则多是商店学徒、店员和贫民子弟。芜湖商业夜校设有国文、英文、数学、商业通论等七门课程，国文选用教材，除《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外，还有高语罕自编的《白话书信》。高语罕在书中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并且，此书对工人贫民的苦难生活着墨较多，认为“要把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从新改造，必须要先使劳动者对于本身的价值和‘阶级斗争’的意义有彻底的觉悟。他们一旦觉悟，自然会起来改造不平等的一切社会的组织”。在此影响下，芜湖商业夜校建立起“学徒联盟”，联合向店主提出要求，组织罢工。芜湖各校学生在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过程中，也曾得到商业夜校学生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白话书信》辑录了大量皖籍青年的往来信件，从中或可直观捕捉其思想动态。如李宗邺认为“人的一生，必须要发现现象界一椿神秘——真理——这里自然离不去‘奋斗’”，不然“决不能探出‘真理’”，“马克思饿病在床上，还在执笔完成他的资本论。……能有敢自杀的魄力，才能做成不容易做的事业”。胡苏民则言“伪文化运动家是没有希望的；他的文化运动是他的方法，不是他的目的”。廖天一梳理了社会主义的定义与各派别分异，提出“至于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等——是否有采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另是一个问题；若有采行的必要，那一种社会主义——有产？无产？有政府？无政府？——可以适用，又是一个问题”。蔡戡天也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千万要把里面的派别弄清楚了”，并“要处处以我们所处的社会做印证，看看那一派的社会主义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那一派的社会主义，可以医我们现在社会的病”。

此外，皖籍进步青年创办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刊物，是推动安徽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方式，亦可作为了解当时青年思想的一种通道。《芜湖学生会旬刊》的发刊宣言表明了当时学生对于众多社会思潮的态度，即对于旧的一切不愿无意识地服从，对于所谓新思潮也不愿盲目信仰，对各类事物都持怀疑态度。第二期中的《青年与新潮》一文表示青年学生对于新旧文化的激战觉得可喜又可惧，可惧在于青年知识不多，不能辨别各式主义，倡导青年应当平心静气地研究，等有把握再做定夺。《安徽第六师范周刊》则以“利用这个周刊做新文化运动的工具”为唯一宗旨，其第21号劳动节专版中阐述了劳动的重要意义和劳动者在阶级社会中的困苦生活，指出劳动者必须团结起来以谋求自身解放。专号还指出当前斗争的具体目标应是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且必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以更好地开展劳动运动。朱蕴山通过创办《评议报》评议安徽政局，宣传革命思想，积极推动安徽省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该报刊后来成为安庆青年团组织的喉舌。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后，皖籍进步青年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尚且缺乏辨别能力，对探寻救国道路在思想上仍有模糊和局限，但对劳动群众的认识和同情却着实提高了，开始主动深入到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去。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对华宣言给皖籍青年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高语罕、刘希平等进步教师为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引导。一部分皖籍青年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思想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进而向外宣传马克思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思想转变是一个复杂甚至些许漫长的过程，皖籍进步青年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的指导理论，并不意味着他们深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多与当下时局和个人社会实践经历相关。例如，皖籍北大学生蔡晓舟、杨亮功与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交往密切，并深受其影响。五四运动中，蔡晓舟、杨亮功与北大学生一起参加游行示威，并在五四运动爆发两个月后共同编撰了《五四》一书，详细记录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各地响应情况。蔡晓舟在《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我们理想的社会，凡是具人的性灵，和人的形体，都应该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住一样的房子；求学和做工的时间，都应该平均一样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因为行的是资本制度，就不是这样了。……达到我们理想的社会，自然要从打破资本制度运动起了。现在这项运动，总括说起来，可分为两大类：第一项是强权转移的运动；第二类是同化的运动，即是拿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来同化全人类的。第一类运动，现世界中已有成功而且震动环球的，就是我们北邻的新俄国。……第二类运动，我国已经发现的：有北京工学互助团；北京工学互助团第一组已经失败，是因为它的分子，缺乏职业上的技能，并且组织法也未尽善。”显然，当时蔡晓舟还未能辨别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对于理想社会的设想也带有空想主义的色彩。但受到工学互助团实验失败及其参与五四运动的实践经历影响，蔡晓舟认为“现在想要推翻军阀财阀，应当先把自己的士大夫架子放下，去与劳动者为伍”，并响应“到民间去”的号召，于1920年秋回到安庆，开办文化书店，领导群众运动。

三、反军阀运动：介入政治与加入政党

新式学校的学生集聚化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学生组织化是一个自觉过程。“各校在运动爆发之前，校与校之间，班与班之间都很少往来，甚至有不团结现象。运动开展以后，都站到一起来了，一个学校，结成一个整体。各个学校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战斗集体。学联会起了统一指挥的作用。”学生联合会是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新型事物，是学生主体力量的组织体。通过学联，皖籍进步青年与学校、政府交涉，表达诉求，组织发起多次学生运动。从争取学生权益到寻求政治力量，部分青年在思想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身份转换。

1920年，倪嗣冲借口军费不足，拟办三种附加，并向省议会提出“盐斤加价”议案，群情大骇。安徽学联立即发动群众坚决反对盐斤加价，省议会因此最终未通过此议案。当时安徽设有“公益维持会”，地方土豪劣绅、政府公职人员无不视其为争权夺利的捷径而竞相加入，以至学校校长也多是它的成员，视学校为厘金差缺，公开贪污，压制学生。反对盐斤加价的胜利鼓舞了学生斗志，安徽学联进一步提出教育革新的要求，号召各校学生驱除充当倪氏爪牙的校长。

一年前，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就发起过驱逐校长运动。当时的法专校长张某是个贪污腐化的官僚，办事只知秉承倪嗣冲意旨。周新民、童汉璋等学生遂发起反张运动，将张某驱逐离校。到1920年秋，继任校长丁述明仍是个腐败官僚。法专学生罢课、教员罢教达40多日，一致要求改派光明甫来当校长，安徽旅沪同乡会又推派张鸿鼎、汪升潜回皖协助，省当局被迫同意。同时，安庆一师学生方乐周等也坚决反对省议会副议长赵继椿兼任校长，要求调派李光炯来接管该校。法专、一师改组的消息传到芜湖，五中学生立即罢课，要求改派刘希平代替潘光祖来任校长，也达目的。

当时，有某教育界人士认为安徽教育不振有两点主要原因，一是“军事与教育相混：吾皖督军屡易，兵事连年。实业学校也、测量学校也，则停歇之；高等学堂也，优级师范也，则缩小之”，二是“政治与教育相混：以一端论之，各议员之兼校长职是也。……既为议员，必不能专心致志，从事教育”。驱逐校长运动即反映了安徽军事与教育相混、政治与教育相混的特点，这也是六二学潮爆发的导火索。

1921年，安庆学生和教育界人士以必须增加教育经费、提升安徽教育为由，向政府交涉。财政厅长与省议会议员声称剩余省款已移垫军用，拒绝增加教育经费。而实际情况是倪道烺等准备将剩余省款给公益维持会作为三届省议员贿选之用。6月2日，省会各校学生推举代表再次前往省议会请愿，副议长赵继椿出见，盛怒拒绝学生请求，下令军警殴打学生，当场受伤50余人。惨案发生第二天，安庆学生罢课、教员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致表示愤怒。省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学生总会通电全国，将安徽军阀的丑恶行径与诡计公之于世，以求各省支援。当时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刊都以显要版面刊登六二学潮消息，各省群起多发援助之声。学潮既已扩大，反动政府若不根本解决学生诉求则难以收场。教育界提出在惨案提交法院判决以前，政府必须维持此次增加教育经费案且省议员不得兼差，政府均予接受。虽倪道烺等人并未立即受到判决处置，但教育会、学生总会等认为最初目的已达，运动至此可暂告一段落，遂宣告复课。

“教育与政治相混”并非安徽教育不振之切要，军阀政治的腐败才是其症结所在。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统治中的重要环节，自然与政治挂钩，故而“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要革新教育，便须同时革新政治”，部分青年学生在六二学潮的潦草收场中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如有青年直呼“自由之城，建筑在革命流血之上；不是和平的手段所能造成的。为请愿而死，何若为革命而死？爱和平的兄弟姐妹们！经过这一回教训，到今天还不觉醒吗？”此外，胡适在为六二学潮中牺牲学生姜高琦所作诗中表达了对死者的致敬与哀悼，但亦更为强调“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我们后死的人，尽可以革命而死，尽可以力战而死。但我们希望将来，永没有第二人请愿而死”。

六二学潮后，正值倪道烺、马联甲所御用的第二届省议会期满解散，即将选举第三届省议会。倪、马二人决议把持“公益维持会”为其效命，谋划贿选活动。安徽省学联随即发布通告，表示学联将组织监视团监督省议会选举。当时省议会选举法中有一条规定，即省议员选举只要有一县无效，则全部无效。安徽学联抓住这一点，发动安庆、芜湖等各地学生利用暑期返乡时机，搜集各种舞弊证据起诉。各地法院以选举案太大，一时不敢进行审判。倪道烺逼迫省长聂宪藩召集第三届省议会，聂宪藩慑于六二学潮余波不敢召集，被迫辞职。倪道烺即以40万元贿赂国务总理靳云鹏，以使其老师李兆珍做安徽省长，意在召集议会。安徽学生得到消息，立即向群众宣传演讲，号召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组织队伍上街游行，包围省署，高呼驱李口号，最终逼迫李兆珍逃出安徽。继任省长许世英为人圆滑，对召集议会两面敷衍。在许拖延不决之时，无为县选举经法院宣布无效，接着桐城、舒城、六安等地也作出同样决定，安徽政府不得不宣布由贿选产生的第三届省议会无效。如此将已选出的议员全部算作无效的，“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不难发现，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六二学潮后，皖籍进步青年在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中表现出更强的组织性和斗争意识，善于运用正确的策略，动员各方力量共同促进运动目的之实现，安徽学联在发动领导学生斗争的过程中亦逐渐成熟。在斗争策略方面，在驱逐李兆珍运动中，学联推举专人筹划并领导运动。在李兆珍到皖前，学联组织建立“纠察队”“义勇团”，日夜巡视江岸。在李兆珍乔装入皖后，学联立即联合教员召开紧急会议，制定驱逐李兆珍方案，计划缜密、行动迅速是这次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在反贿选斗争中，学联利用选举法条例组织学生收集证据起诉，合法有据地成功抵制了第三届省议会贿选。在斗争组织方面，在六二学潮后，安庆、芜湖等地各校增派了一批代表，如一师许继慎、杨溥泉等，一工舒传贤、赵唯一等，二农薛卓汉等，二女师沈绍芬等，以加强安徽学联的领导。同时，改选舒传贤为会长，周新民为副会长。另外，在各校运动宣言中也可一窥新文化运动对皖籍青年的影响。1919年，芜湖学联发布五四运动宣言书，虽“各正襟敬掬诚宣告于我全国父老诸姑伯叔兄弟姊妹之前”，然宣言通篇文言，于普通群众而言实在晦涩。到1921年，六二学潮的罢课宣言则使用了白话文，文字直白生动，颇具感染力。如在陈述六二惨案过程时连问五个“我们能忍不能忍”，又如“我们亦只得以我们的头颅和血，同他们周旋，求最后的解决，才无负于学生们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上流了这么许多血”，再如最后结尾呼喊“诸君啊，快醒醒罢，快起来罢”。

革新教育运动是反对封建军阀的一个侧面，驱逐校长、增加教育经费还停留在争取学生权益层面，与军阀在政治上尚未发生直接对抗，而反对贿选则带有明显的政党意味。李大钊认为“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学生应“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并“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也就是说，与军阀斗争，需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实行社会制度的革命。在这一点上，学联作为学生组织就失去了政治斗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进一步促使部分青年学生加入政党以寻求政治力量，亦是此后学生运动政治化的重要缘由。

1921年初，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筹备会在怀宁县召开，由蔡晓舟、刘著良主持，到会的有一师学生方乐舟、许继慎，一工学生舒传贤，法专学生童汉璋、宋伟年等20余人，其中多为省学联骨干。同年4月，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菱湖公园召开，成为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地方团组织之一。1922年，安庆地方团定名“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团员9人组成学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周新民回忆说：“由于有了团的组织，加强了安徽学联的政治领导，所以在‘六二’惨案、驱逐李兆珍、推翻三届省议会的一系列斗争中，才取得了胜利。”

然而，安徽青年团的发展并不顺利。1922年冬，安徽省长许世英为疏解学生运动压力，决定官方资助一批学生骨干赴日留学。这一举措实则釜底抽薪，使人数本就不多的安庆团组织陷入涣散。1923年春，陈独秀派柯庆施回皖开展党团工作。柯在关于安庆地方团第一次报告中指出，安庆地方团团员“甚消极，而且他们与政治上的关系——保守派——很深”，并决定“从新做起，另找同志”。而到1924年，安庆团组织的情况仍不容乐观。薛卓俊在给团中央的信中提到，“自去年学潮平静后，分校随解散，校长及各职教及多数同学均不能留皖。……在此大力压迫之下，最近期中，分校难于成立矣”，并感叹“奈此地青年消沉已极，恐一事不能举矣！”安庆团组织陷入沉寂固然与周新民、舒传贤、朱子帆等赴日留学所导致的团员骨干流失有莫大关联，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时期革命青年骨干的稀缺和青年政治立场的摇摆性。

对于安徽地区党组织的建设情况，192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局报告》指出：“安徽国民党分两派，均不得社会的信仰，现需有能力者前往另行组织。”同年冬，在上海大学入党的薛卓汉、徐梦秋回到寿县，与曹蕴真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安徽第一个党支部。特支以小甸集小学为活动中心，创办了几期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入学者大多为青年农民。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规定改组国民党之各项原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安徽的中共党组织和青年团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动员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在青年群体中发展党员。根据1923年11月形成的安庆团员调查表，登记在册的团员22人中，只有柯庆施和许继慎已加入国民党。到1924年4月，芜湖团员调查表登记的46名团员中，则有31人已加入国民党，未加入国民党的15人也几乎都是同年刚入团的新团员。到1926年1月，安徽地区已建立国民党市党部有二、县党部有三、临时县党部有四，新发展国民党人数1700有余，且大多为学生党员。

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青年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皖籍进步青年逐渐将参加新式政党作为革新救国之途径，虽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这种身份转换亦存在不可忽视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或可归结于思想认识上的模糊。一是表现为青年在选择加入何种政党时，不能厘清各政党性质和纲领的本质区别；二是如上所言，这一时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者甚少，有些青年团员、中共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究竟要做什么也没有完全弄清楚。故而，待“国共两党由合而分，原有加入政治活动的师生，政治立场遂告分化”。

四、青年运动与运动中的青年：群体趋向与个体选择

纵观1919—1923年，安徽相继爆发了反对盐斤加价运动、易长运动、六二学潮、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李兆珍、反对曹锟贿选等十数场青年运动。学生青年和知识青年是这一时期青年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运动目标从抵制日货、增加教育经费发展到打倒反动军阀、维护群众利益。陈独秀在《安徽学界之奋斗》一文中说：“猪仔议员全中国各省都有，独有安徽学生加以群众的惩戒，……这一方面当然显出安徽学界还有点生气，他方面却显出别省的学界太无生气了”，并高呼“此时安徽学界的生命已放在军阀的炮口，全国的学界竟始终袖手观吗？”可见，当时安徽学界，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反军阀斗争中尚有一番作为。

参与青年运动，以请愿、游行示威、罢课抗议等方式表达诉求是当时青年的一种群体趋向，这在青年运动的爆发次数和参与人数中可见一斑。而运动平息后，青年学生在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却存在较为明显的个体分异。

笔者共搜集30位曾参与运动的皖籍青年。出生时间集中在1896—1906年间，尤以1899—1902年出生为众，多达半数。其中年纪稍长的，或入学较早的，几乎都参加过五四运动。当时，他们多为17～20岁，最大不过23岁，最小者才13岁。出生地较集中于皖西地区，其中寿县9人、六安县6人、霍山县2人、合肥县1人，另有12名青年来自泾县、宣城、芜湖等皖南地区，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

这些进步青年个人发展道路的初期选择分异大体有三类：一是升学，如王绍虞、王逸常、薛卓汉、徐梦秋、胡允恭等升入上海大学，杨溥泉、许继慎、毛正初、曹渊等升入黄埔军校；二是出国留学，如常万元赴法留学，汤志先、童汉璋、舒传贤、周新民、朱子帆、祖晨、王步文等赴日留学，蒋光慈、吴葆萼、王培吾、王稼祥等赴苏留学；三是返乡工作，如李克农、喻石泉等在安徽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发动起义。大部分人仍处于校园环境中，此间差距尚不明显。但此后在面对大革命起伏跌宕的洪流时，这些曾经共同参与过学生运动的青年们则做出了差别迥异甚至截然相反的选择。在所取青年样本中，除常万元、汤志先外均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数青年学生如薛卓汉、徐梦周等在毕业或回国后回到安徽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党组织工作。其中有半数如喻石泉、祖晨、舒传贤、杨溥泉、许继慎、周狷之、王步文等为革命付出生命；部分投身教育研究事业，如吴葆萼、蒋光慈、常万元等；少数人如王逸常等中途脱离中国共产党，转投国民党。探究个中缘由，可能有以下三点因素：

一是家庭出身，包括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成员思想观念、早年成长经历和社群环境等，这是远因。例如，曹蕴真幼年时就读于邻村开明人士、同盟会成员张树候门下，受其影响，曹蕴真心中向往社会改革。薛卓汉则是父辈几人都加入了同盟会，从小深受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曹蕴真和薛卓汉均回到寿县，共同创立了安徽第一个党支部。

二是运动实践，包括在运动中的负责事项、见闻和人缘际遇等，这是近因。例如，1919年，常万元作为安徽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当时孙中山正在上海指导学生运动。常万元通过黄大伟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孙中山对常万元说：“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命运，这些重大的责任，完全落在你们这一代青年身上了，你们要学科学，要爱国，不学科学，你们虽有爱国之心，但力量不够，作用也就不大。”在孙中山安排下，常万元由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改变从政初衷，立志学农。1925年回国后从事桑蚕、畜牧、烟草业领域的研究教学。而周新民、舒传贤、朱子帆等人赴日留学则是安徽省政府官僚疏解学生运动压力的对策，即教育厅以学联负责人和学运领袖“连年为国事省事奔走牺牲”为由，决定官方资助其赴日留学。

三是思想立场，包括对各种主义的辨别理解、对社会的考察认知、对人民群众的态度等，这是核心因素。例如，周狷之出生于六安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在校时参与了六二学潮、反贿选等学生运动。他常向佃户、雇工宣传“土地归农，耕者有田”的思想。父亲让他去佃户家定租收课时，他有意减收或不收。还因此被当地土豪劣绅戏称为“周家败家子”，周狷之则批驳“为富不仁的封建家庭必败之”。1926年，周狷之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创建秘密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建立县总工会。1927年，周狷之参加领导六霍起义，为创建皖西根据地和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年，周狷之由于叛徒出卖被捕，面对高官引诱和严刑拷打毫不动摇，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又如早期推崇无政府主义的蒋光慈到莫斯科大学后，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转变了思想，认为“来这里学习，就是为了在不久的将来帮助我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原则，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1924年蒋光慈回国，中共中央根据其兴趣专长与个人志愿，将其分配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亦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筹建者。

总体来看，能否始终同工农群众结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是这些青年人生走向的分水岭。而这一时期，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青年学生还是极少数。能在青年运动中实现思想转变和身份转换，与工农群众结合，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也只是其中一种发展路径和人生走向。但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对于各类主义及各式政党的认知偏差和思想曲折，实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复杂性在青年主体认识中的反映，而把握真理本就要经历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曲折反复过程。因此，对于此间青年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偏向，实则无可厚非。

五、结语

有学者对1919年后十年的学生运动进行了阶段划分，认为1919—1922年为五四式学运时期，1923—1924年为学界与北京政府对抗加剧时期，1924—1927年为政党运动学生时期，1927—1929年为学运消沉与中挫时期。总体观之，本文所涉1919—1923年安徽地区的青年运动之发展走向与此大抵相符。在这个意义上，安徽青年运动的确处于全国青年运动发展轨迹的回归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将其视为全国青年运动的缩微模式。安徽青年运动在与全国青年运动整体走向趋同的同时，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综上所言，这具体表现为：一是由于皖籍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间具有地缘联系，这使得皖籍青年在接受新思潮、加入政党的过程中更多受到进步教师、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员的直接引导。二是运动斗争性强，这一方面取决于安徽青年的文化性格，尤其是学运领袖刚强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是由于军阀倪嗣冲踞皖，克扣教育经费，议员兼任校长、教师，安徽教育颓靡，学生只得强硬抵抗以争取自身权益。三是运动较早强化政治斗争，皖籍进步青年于1921年即发起反对第三届省议会贿选运动，而全国性的反对直系军阀曹锟贿选运动起于1923年。也就是说，在“学界与北京政府对抗加剧”之前，安徽学界已与当地政府展开了政治斗争。四是爱国运动持续时间长，到1923年安徽反日货运动仍在继续，并设立了国货检查所、国货贩卖部等专门部门以更好组织领导运动。

而将其放归于青年运动的整体视域中去，宏观视之，皖籍进步青年发起、参与运动或可反映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青年对待社会事件的直观态度，这是浅层次的。巴黎和会失败，青年学生爆发五四运动，实则是其对反动政府卖国行为的不满和爱国情绪的直接表达。但对如何救国这个问题，共同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却有不同的回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激进方式在当时也并不流行。第二，青年学生与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中间层次的。比如，反对安徽省议会贿选运动中学生对军阀亲属官员的抵制；支持黄包车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对工人的支持同情和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批判；开设工读学校招收店员以争取小资产阶级。尽管这些关系导向在当时并非全是自觉行为，但一定程度上折射了青年学生的思想进路。第三，青年发展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这是深层次的。毛泽东后来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了判断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并指出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和方向，因为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都是团结统一的，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张太雷在《青年运动的使命》中更是首先将青年运动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指出青年运动的使命“不仅是以谋青年的福利为中心的目的，乃是以谋全国的福利，当作他任重道远的事业。简括言之，他的使命就是革命的事业”。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4年第2期）

 责任编辑：杨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