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功绩作出高度评价。以这些重要讲话及文献为依据，学界对邓小平进行持续深入地研究，形成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成果。2024年适逢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全面梳理新时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邓小平研究的理论成果，整体呈现该领域的学术动态与趋势，进一步明确今后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对于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进而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01文献著作的编辑出版

新时代的十余年间，中央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等相继编纂出版了一批有关邓小平研究的文献著作，内容涵盖权威史料、讲话实录、生平回忆、理论解读、人物传记等多个方面。

（一）文集、传记与回忆录等

《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与《邓小平传（1904—1974）》的编辑出版。2014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是继《邓小平文选》之后邓小平最为重要的著作。这部文集分为上中下三卷，共406篇、80余万字，编入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和在中央领导岗位工作期间的文稿，其中大部分文稿是首次正式公开发表，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关于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党的建设等的思考与实践，是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邓小平传（1904—1974）》详细记述了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发展与革命实践，突显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彰显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格及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部传记不仅深刻展示了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风范，而且真实描写了他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活动，是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生平、思想、业绩、品德和作风的重要著作。

长期担任邓小平警卫人员的张宝忠撰写的《跟随邓小平四十年》，回忆了1954年至1997年四十三年的工作经历，除重大历史事件外，还包括对邓小平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等的回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著名学者于光远写作的《我忆邓小平》，回顾了从组建政研室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复出后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经济上推行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作者利用自己保存的一手资料揭示了一些重大决定和重要文件出台的背景，再现了邓小平在历史重要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政治智慧和非凡气魄。

2018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邓小平讲话实录》，汇集了各个时期邓小平的发言讲话并对各篇讲话的历史背景与意义作了补充说明，详细讲述邓小平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会谈卷》主要记录1964年至1986年间邓小平会见外国元首和中外记者时的谈话内容；《会议卷》为1938年到1987年邓小平所参加的会议发言与会议主要内容；《演讲卷》为邓小平1943年至1988年的历次重要讲话的汇总。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整体性研究的著作

邓小平指出：“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纷繁复杂，邓小平理论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基本问题做出系统回答，其突出特点就是全局性与整体性。新时代以来，学界注重对邓小平理论的整体，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阐释邓小平理论价值意义。

汪青松所著《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总结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阐释了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原则、途径，以及需要克服的主要问题。田克勤、李婧编写的《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系、制度为书写框架，力求深入阐述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全面涵义、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匡洪治所著《自信与开拓——邓小平理论探析》，从思想路线论、实践检验论、发展阶段论等20个方面归纳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侯衍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九卷将邓小平理论放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再现1978年后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的艰辛探索，与同时期苏东剧变的失败教训形成鲜明对比。

推进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的大众化，是新时代学界关注的重点。毕艳所著《什么是邓小平理论》以普及读物的形式，站在育人的角度，向青少年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全貌。刘志会面向大众编写《马列主义常识公民读本——什么是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精髓、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基本观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使普通群众对邓小平理论这一伟大旗帜的意义认识更为深刻。朱漪著《邓小平理论若干问题研究》，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以改革开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文选为依据，从整体性研究体系的视角，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含义、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做了整体论述，阐述了搞好邓小平理论教学的教学方法问题。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某个方面及对比研究著作

李君如著《邓小平治国论》以治国思想为核心，涉及治国哲学、政治理念、经济思想、文化理念、社会理想等各内容，认为邓小平的“治国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治国构想与治国之道、治国方法；张润泽著《邓小平的政党观》以凸显邓小平政党观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史和无产阶级政党观念史中的地位及其特殊意义，指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把共产党内部搞好”；萧诗美在《邓小平智慧》一书中认为谋略智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谋略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智慧进行了系统解读，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对其博大精深和运用之妙进行了传神的刻画；金民卿编写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与全面深化改革》、肖贵清主编的《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等书总结了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历史等问题的阐述意见，对改革开放与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与讨论。

还有学者就毛泽东与邓小平某一方面的理论思想作了对比研究。欧健编写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比较研究》，从方法原则、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三个层次，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认识社会主义上都坚持唯物史观，都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并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体现出基本一致性，但在具体方法运用和目标追求上又有所不同。这种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显现邓小平的思想特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连贯性与目标的统一性。陈晋著《为什么是邓小平》在进行解读时并未孤立地颂扬邓小平，而是把邓小平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与伟大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紧密联系起来，与风云变幻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是一部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党史学术普及读本。

另有一些学者分别从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多维视野对邓小平理论进行研究，如毛振军著《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李剑荣著《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研究》、潘尔春等编《邓小平文化建设创新理论及启示》、吕世伦等著《毛泽东邓小平法律思想史》、潘坤著《邓小平群众史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李学林著《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等等，以上著作成果共同体现出新时代邓小平研究全面发展的特点。

（四）邓小平生平历史研究的著作

邓小平与重大历史事件研究方面，程中原等编写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于2013年再版，从结构、内容、评价三方面做补充，如在《围绕评<水浒>展开的斗争》一章中，增加《周恩来在特殊条件下的坚定回击》一节；对毛泽东作出对电影《创业》的批示、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演唱歌曲按周恩来指示一律恢复用原词演唱、1976年1月“帮邓会”的情况等情节作重要的补充；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联系国际国内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评论，其深度与广度有所加强。陈雷著《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后》分为综述、回忆、人物、访谈、日志、书摘、专论、漫笔共八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中国新的发展阶段、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回顾等。陈继安著《邓小平谈革命人生》通过解读邓小平的自述，以十九篇的内容分别详谈了他的志愿经历、理想信念、坎坷逆境、革命友谊等诸多方面，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邓小平光辉、战斗、伟大的革命人生。

邓小平与其他重要党史人物的关系研究上，莫志斌编写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特点是将邓小平和毛泽东列在一起做研究和论述，将两位伟人的交往、人品、才识、个性世界、相互评价和丰功伟绩做整体研究，在以往的出版物中尚不多见。张金才编写的《邓小平与陈云的世纪历程》以20世纪恢宏壮阔的党史、国史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示两人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以邓小平和陈云既相同又相异的政治生涯为主线，考察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工作领域以及各个重大事件中的合作与共事，并从中分析二人的异同点。

在邓小平生平整体概述上，刘金田主编的《邓小平的历程（修订本）》，采取编年与专题相结合的形式，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展现了邓小平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生涯，相较于本书1994年版研究邓小平时相关档案材料有限，其再版在保持总体框架的基础上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更为准确的史料和更丰富的内容对此前研究进行了补充。此外，有研究者对邓小平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域的相关历史进行整理，相关著作有：《邓小平的太行岁月》以大量翔实的历史图片，再现战争年代的场景、实物，介绍邓小平在太行区域，特别是在冀南革命根据地领导和组织晋冀鲁豫军民开展抗日战争取得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叙写邓小平在赣南的烽火岁月和“文革”中蒙难江西、复出前深入实际、情系老区人民的动人情景，展示出其面对惊涛骇浪指挥若定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风采。

02理论研究热点

本文以“邓小平”为文献检索主题，检索时间限定为2012年至2024年，选取中国知网中文期刊数据库中部分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对其进行初步分类整理与分析可知，学界对于邓小平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等方面。

（一）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学者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雷云认为，邓小平是深刻思考和正确处理道路问题的第一人，他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词凝结着对历史经验的严肃反思、对形势潮流的科学判断、对中国何去何从的深邃思考；张远新等指出，邓小平深入思考和阐发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原则要义及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体现出其道路自觉。理论产生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潘利红认为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贡献表现在提供思想指导、奠定基本方向和原则、构建基本框架；陈锡喜总结了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充分展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世界视野和历史视野的关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鲜明领导风格和朴实文风的融合等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思维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刘武根认为邓小平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启示新时代要坚定制度自信、顺应时代与世界潮流、以维护发展人民的利益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标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欧阳雪梅分析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认为邓小平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并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为新时期文化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

严世雄等认为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以人民为中心没有否定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是经济建设的政治要求和体现，新时代要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在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言，陈学明指出中国成功将社会主义推入新世纪并使其重焕生机与活力，在牢牢守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的同时也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成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应当记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账上。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准备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根据，具体表现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与对毛泽东思想和政治遗产的继承。杨金卫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期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6年“文革”结束，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丰富养料，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预留了发展的空间。而“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的提出，本身也经历一个沉淀凝练的过程。程美东系统考察了邓小平理论概念形成的历史，从邓小平理论的辞源、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学术界和理论界在邓小平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贡献这三方面回溯“邓小平理论”是如何出场的。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唐洲雁认为，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围绕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等关键词，开启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关系研究的新阶段。郑大华认为，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时代“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扬弃。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其他思想理论的关系上，田克勤认为，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李捷提出虽然邓小平理论居于奠基的地位，但相较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发展和创新则是全方位的。

（三）邓小平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总结建设经验，作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等重大判断，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要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

邓小平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改善党的组织领导。组织的力量在于党员和支部，更在于党中央，必须树立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权威。曹宗敏认为，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党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有了核心党便能团结一致，凝聚力量克服万难。二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主要涉及党内党外生活中的民主与法治问题。谢春涛指出，邓小平对官僚主义、家长制、终身制、特权现象等诸多弊端进行革除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对此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办事。三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现代化建设不同于政治运动。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要求党的领导方式要有根本的转变。顾训宝认为，邓小平党的领导思想就是服务的思想，这为党的十八大提出“服务型政党”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母天学认为，邓小平的领导方法论，包括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等等，表现为抓中心、抓机遇、抓关键等突出特点。

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石仲泉认为，邓小平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而改革开放进程中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最伟大的成果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组织建设上，马苹指出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狠抓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改革，通过健全民主集中制、推进组织生活制度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作风建设上，吕春阳认为邓小平极为重视党风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四）邓小平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它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初步总结，是对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提炼，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提供了话语基础和思维方法。

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主要包括：一是制定“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孙肖远认为，“三步走”发展战略从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找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描绘了每一步战略目标实现的美好前景和蓝图，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二是提出现代化应坚持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张金才将其总结为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要原则。三是确立“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价值标准。萧冬连指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思想由三个基点构成，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置于一条时间轴上，并制定出具体时间表。

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沈成飞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发展实践，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启发了此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提出、发展和逐步成熟。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罗平汉指出，改革开放使中国意识到现代化不能照搬过去的苏联模式，也不能套用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而必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和发展路径，可以说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能，是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推进器。

（五）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内在地包含着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方面，改革是全方位的，广义的改革本身就包括开放内涵，而又寓于开放之中，正如邓小平将其关系辩证地总结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刘华清认为，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涵盖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对象、目标、原则、动力、方针、检验标准等各个方面，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进行改革、如何进行改革以及如何检验改革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陈建兵等认为，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和增强稳定等。戴安林总结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对象、领域和途径，以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平等互利、坚持自力更生等基本原则遵循。夏春涛认为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指导我们党果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基本原则，这一辩证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非凡胆识。

另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评价标准。张丹等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与习近平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的“四个有利于”标准作了比较，凸显了改革开放在价值追求和实践中的稳定性与发展性。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改革话语，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丰富内涵与价值目标。陈金龙认为，邓小平在建构改革话语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智慧、历史经验和域外经验等多种资源，遵循了以问题为中心、以国情为依据、以事实为支撑、以时代为参照、以包容为策略、以大众化为取向的内在逻辑，从而成功推动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形象，使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从话语本身来看，邓小平的改革话语具有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特点。闪月、刘占祥认为，不论是邓小平提出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济发展分三步走”“不当头”“不得罪”，还是习近平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人不犯‘红眼病’，欢迎各国‘搭便车’”，都是非常接地气的表达，兼顾了东西方文化结构与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有利于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难理解的问题。

03研究展望

梳理和总结新时代邓小平研究的学术进展，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趋向，发现研究不足，明确突破方向。立足现有研究基础，持续推动新时代邓小平研究的纵深发展，需要在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主题、更新研究方法上下功夫。

（一）拓宽研究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号召全党要树立大历史观，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对此，有学者总结：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就是坚持在历史全过程中把握历史纵横的两个维度，以历史进程和社会全局的整体性为着眼点、运用整体性思维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新历史观。历史进程指的是从历时性视角，以时间为线索考察主体的发展全程；社会全局指的是从共时性视角，基于事物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考察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国内外社会的全貌与互动；无论是历史进程，还是社会全局，都体现出整体性的特征。故要从“四史”的历时性视角与全球视野的共时性视角对邓小平进行整体地考察。

邓小平研究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有自身独立的特殊地位。百年党史邓小平完整经历约四分之三，深度参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从新中国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前，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要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赓续性而非断裂性；改革开放史是由邓小平开启书写的，现代化建设这一主线贯穿改革开放全程，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承接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部理论创新史，重点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邓小平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保持强劲的生命力。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需跳出国内视野的局限，将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置于全人类的高度和全球视野中进行考察。邓小平自身便具有深远的国际视野，正如他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早期在西方国家勤工俭学的经历塑造了他思想开放、求真务实等性格特点，为其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留下深厚的世界情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综合分析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世界潮流的转向，通过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与技术，抓住了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这一转瞬即逝的宝贵“窗口期”，不仅使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伟大贡献。邓小平的一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更与世界历史深度结合，其留法访苏、访问美日等海外经历提醒国内研究者不能仅关注国内的档案文献，而应追寻邓小平的足迹，从国外相关文献资料中发掘新的材料补充。尽管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其坚持以全球视野进行学术讨论，海外邓小平研究提供了以他者反观自我、以世界眼光博采众长的新视角，值得学习和借鉴。

（二）丰富研究主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命题的相继提出，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邓小平研究的主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开展邓小平研究。新时代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邓小平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各方面都已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对比，可以发现其概念的嬗变，是从特殊实践上升为一般规律的过程。1979年邓小平所指“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建成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小康社会”，是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理解的高标准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存在一个比较参照关系。但新时代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面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全新的现代化形态。现代化建设依靠先进生产力的支持，邓小平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学界在梳理现代化发展脉络时不能忽视党对先进生产力的认知过程。此外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安排也值得探究，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阶段目标与新时代“两个一百年”的战略安排深度融合，表现了党对人民的政治承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重要内容，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正确路径。针对第一个结合的视域，学术界关注较多，成果较为丰富，但在第二个结合，尚有研究空间。特别是邓小平理论自身内涵的传统文化底蕴，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吸收借鉴了大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民惟邦本”“等贵贱、均贫富”“协和万邦”等思想精华，并赋予这些传统话语以马克思主义内涵，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精神谱系研究在党的思想文化研究中也应该予以重视。邓小平曾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具备并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五种精神，为精神谱系的凝练提供了思想渊源。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自觉践行并拓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大别山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而在发扬与邓小平相关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精神，需要学界整理阐发。

研究主题源于改革实践，改革没有完成时，邓小平研究也没有止境。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却也存在着深层次、系统性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本身来解决，改革开放中所积累的矛盾也只能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化解，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与理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之一，区分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稳步推进改革、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为改革培养选拔后备干部等方法论在新时代中仍有参考价值。从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中寻找学术增长点是推进邓小平研究的一个方向。

（三）创新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的手段和工具，直接关乎研究的创新性和科学性。近年来蔚为流行的情感史、阅读史、概念史等研究理论和方法，有效扩充并深化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运用这些方法开展邓小平研究，是创新该领域研究的有效途径。

情感史方法是以历史上的个人和集体的情感、情绪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情感是主体在认知社会过程中获得的心灵体验，对于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直接影响。在邓小平研究中，应充分关注邓小平本人与邓小平时代中社会情感的转向，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派到西方国家的考察团队形成的考察报告给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造成的震撼、邓小平在面对重大历史关头或对外交流过程中情感的表达、改革开放进程中群众面对各项新事物新政策的情感冲击等等，从情感到理论是一个从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过程，其中内涵大量的历史细节等待发掘。另要注意的是，情感研究需要研究主体自身对邓小平进行“情感”代入，但更要对文献中情感素材进行细致审辨，不能想当然地以研究者自身情感代替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情感。

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却不同于书籍史对文本形制、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注，其研究对象包括“文本—作者”和“阅读—读者”两类主体。运用阅读史方法研究邓小平，不仅要对邓小平本人的阅读史进行回顾，而且要考察学习邓小平相关文献著作。回顾邓小平的阅读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与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与爱国救民的初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阅读《毛泽东选集》等作品与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为邓小平培养了作为中央领导核心所应具备的气质与能力；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通过对古今中外的阅读，科学评价毛泽东，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而对于阅读邓小平，在阅读内容上应包括邓小平所撰写的文献与他者对邓小平的整理和解读，社会对邓小平相关著作文献的阅读热潮和关注重点也是邓小平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概念史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一是概念的内涵界定，二是概念之间的关系。除概念本身外，概念史的学术旨趣可以概括为通常的思想文化史加社会史，既强调对概念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又重视跨文化语境下基础概念的传播与流变、接受、与实践。运用概念史方法研究邓小平，可从“词与物”和“人与事”两种角度进行探究。“词与物”旨在厘清邓小平研究中的概念的产生与流变以及其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人与事”旨在将邓小平研究中的概念、话语、传播、事件、人物等融为一体形成全新的关于邓小平的概念史，不再局限于词汇言语的繁琐考证。概念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天然联系在方法上也为学界关于邓小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所述，新时代国内邓小平研究的成果更为丰硕、领域不断拓展、深度日益加强。相关文献著作的出版百花齐放，各类主题论文的观点百家争鸣，其中缘由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研究者需要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答和历史经验的梳理，而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历史的高度重视以及做出的相关论述为学界指引了研究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正在创造民族复兴的新历史、创造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该要求是对邓小平以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既是邓小平留给中国和世界的遗产，又是他交给后来者的使命，正如邓小平所言，“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展望未来，学界在对大历史观视野的理解与运用、对主题的选择与把握、对方法的创新与融合上仍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邓小平研究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相伴相随，改革永远在路上，邓小平研究同样只有进行时。

（来源：“红星陕闪”微信公众号。原文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4年第3期，作者：刘洪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牛浩源，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