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诬陷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病逝。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先后两次到广东，参与筹备召开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领导省港大罢工，促进省港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大联合，为广东和全国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广东的建设事业，多次来粤视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参与筹备两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5年1月，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3月，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来到国民革命大本营广州，参与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广州是大革命中心地。1925年3月20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联合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时间定在5月1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在1922年5月举行的，那次大会没有成立全国总工会，只决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时隔3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迫切需要正式成立全国总工会。因此，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时间已经很紧迫。刘少奇一到广州，就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这次大会要讨论通过30多个文件。刘少奇直接领导第二次“劳大”秘书处工作，负责大会的主要文件，了解大会动态，及时布置工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刘少奇亲自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等大部分文件，为“劳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4月29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劳大”第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全体代表5月1日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晚上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等，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

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劳大”在国民革命中心——广州正式开幕。全国各地到会代表281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这是一次组织全国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宣战的动员大会。大会总结了三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策略和教训，提出新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刘少奇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的报告，这个议案被大会一致通过。

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文件和决议，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全总代表166个工会，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

在第二次“劳大”上，工人出身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领导人林伟民任委员长，刘少奇由于领导安源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筹备“劳大”成绩卓著，表现了不凡的领导才干，被推选为全总副委员长之一，此时他还不到27岁。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劳大”，揭开了全国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序幕。大会决定全总设在广州，在上海设办事处。会后不久，刘少奇前往上海组织全总上海办事处，并参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

1925年冬，刘少奇因积劳成疾，回家乡湖南养病，被湖南军阀赵恒锡逮捕。1926年1月16日，经党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营救，刘少奇在湖南幸脱囹圄。

2月19日，刚刚出狱不久的刘少奇再次到达广东，他的使命是主持全总工作，任全总代理委员长（委员长林伟民已卧病数月）。在广州期间，他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此时，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已坚持9个多月，国民革命的浪潮奔腾怒吼，席卷南中国。20万罢工工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成为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重要力量，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然而港英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1926年2月22日，即刘少奇刚到广州的第三天，广东海关掌管税务的英国官员贝尔，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扣留未经查验的货船为借口，擅自下令封锁海关，停止装卸货物，妄图阻断广州及华南对外贸易通道，以期达到扰乱中国内地经济秩序和败坏省港罢工声誉的目的。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等经过研究，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发动广州各界群众投入反对封闭海关的斗争。25日，全总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广州各商会，发出《工商联合对粤海关税务司贝尔宣言》，揭露帝国主义“以小故封关” “妄图断绝我生命”。26日，在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广州工农商学各界10余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和抗议英帝国主义无理封关的行径。港英当局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宣布重开海关。

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省港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但各工会之间存在着组织涣散、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行动不统一的现象，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力量。为增加省港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战斗力，刘少奇多次约请各工会领导人开茶话会、谈心会或报告会，循循善诱，耐心向他们阐述统一工会组织的意义。在刘少奇等的耐心帮助、具体指导下，省港工会迅速地行动起来。

省港工会统一运动首先从香港工会开始。香港工会统一运动首先从香港运输业、金属业开始。

3月19日，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在广州举行成立典礼。刘少奇亲临大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香港机器工人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回到广州后，分别成立香港机工联合会和华侨机器十科工会。经过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等反复劝导和帮助，两工会同意联合起来，成立香港金属业总工会。

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和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的成立，构成香港工会统一运动的两大支柱，带动香港各行业工会迅速联合，为成立香港总工会创造了条件。在香港各派工会逐步按行业实现统一基础上，4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香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着手建立香港总工会。15日，香港各工会代表在广州召开香港总工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600多人，代表香港140多个工会组织。刘少奇在会上作《全国职工运动的报告》。23日，刘少奇出席全总、广东省农民协会等6个团体召开的欢迎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代表集会，代表全总将写有“革命前线大炮台”的旗帜亲手授予香港总工会。香港总工会的成立，是省港工运史上一件大事，使全港分散的工会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使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与此同时，根据全总和刘少奇等指示，广州工会也逐步按系统和行业实现统一。4月1日至7日，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工人团体138个，出席代表1752人。刘少奇参加大会并致辞。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全市统一的工人代表会，有210多个工会组织参加，代表近20万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带动下，广东全省的工会统一运动日益发展。

省港工会的统一，壮大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和声势，充分显示了有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刘少奇为统一省港工会所作的贡献，在省港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总结第二次“劳大”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确定今后的奋斗方针，全总决定于1926年五一节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劳大”。刘少奇和他的战友们废寝忘食，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5月1日，第三次“劳大”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502人，他们代表全国699个工会团体，124万有组织的工人，并有英、苏、法、德、日等国工会代表参加。刘少奇担任大会秘书长，并代表全总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数十件决议案。大会还向广州国民政府提交了北伐请愿书，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投身和支持北伐战争。在“劳大”期间，广州连续举行工与农、工农学、工农商学各种联欢盛会，全市如同过节一般，到处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大会接到的来自各省各界的拥护函电多达六七百份，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各社会团体都表达了对大会的热烈祝贺，以及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希望与信任。

第三次“劳大”闭幕后，刘少奇担任全总常委兼秘书长。在他的主持下，全总设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1926年6月，全总在广州创办了劳动学院，招收的学员是省港各工会的职员和工友。

真知灼见明眼人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曾于1954年、1957年、1958年、1961年多次到广东视察，指导广东工作。其中，1957年他到广东调研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众“闹事”事件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给广东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以及随后爆发的波匈事件，在国内各界引起种种反应。人们在震惊之余，也对很多问题迷惑不解：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件？怎样才能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刘少奇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波匈事件以后，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各阶层之间待遇不公，物价上涨……1956年冬和1957年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农村则发生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毛泽东也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一年来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和党内外思想动向，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应该很好的研究。

刘少奇马上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会议结束后，他约请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教育部的一些同志组成调查组，由他亲自带领到一些省市开展调研。

1957年2月18日，一趟专列从北京悄悄开出，向南方疾驰而去。乘坐专列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和他带领的南下调查组。刘少奇一行沿着京广线，一路南下，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调查研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1956年下半年以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工人、学生和复员军人在就业、升学、安置等方面出现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问题进行调研。

广东历来是思想、经济活跃之地。诸如地下工厂、自由市场、小商小贩等在全国受到非议的事物，在广东非但屡禁不止，且屡见不鲜。

3月29日，刘少奇乘坐的专列抵达广州站。刘少奇不顾旅途的疲劳，一下车就开始投入紧张的调研工作。直到4月11日，刘少奇才离开广州。在这短短的半个月内，刘少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群众“闹事”事件的性质、原因，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改革精神的思想和主张。

在群众“闹事”事件的性质判断上，他认为群众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一再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最基本的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他分析说：大家都想多分房子，都希望升学，想多得些工钱，其实，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分配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是实行按劳取酬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又是很难的。他风趣地说：“你们说你们一个月的劳动值多少钱，毛主席一个月的劳动又值多少钱，我的劳动又值多少钱？我们的劳动是很难计算的”。刘少奇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上层建筑犯主观主义错误、犯官僚主义错误、犯宗派主义错误就不能适合经济基础，就不能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损害这个经济基础”。

刘少奇强调，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突出起来”，党的中心工作不再是阶级斗争。他对广东省委负责同志说：“以前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现在已经基本上结束（当然尾巴还要扫)，今后党和政府干什么呢？就是要管理经济（当然阶级斗争还有一点，还要由公安人员去管这方面的工作），政府就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机构，当然也还要有政治思想工作的保证”。他语重心长地要求广东省委的同志要熟悉经济工作。

政府如何管理经济呢？刘少奇在广东调研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在计划方面，刘少奇提出经济计划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组织得不好会阻碍生产，搞得好会促进生产”。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能计划那几类，而不是几十万种，如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挤掉灵活多样，变得简单、呆板。他提出要做到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一是要学习和利用自由市场灵活、多样的特点；二是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地区、各部门要有各自的计划。

在工业方面，刘少奇提出应该向“地下工厂”（私人开设的小厂）学习。当广东省委向他汇报广州市出现“地下工厂”时，刘少奇插话说，“地下工厂”值得研究，“我们要研究它们的经验，研究它们为什么能赚钱，研究它们的经营方式，要灵活。不要像苏联那样，搞得太死板”；“地下工厂很灵活，钻得很厉害，哪里需要它就搞，这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是不去钻的，我们应看着它钻，我们也跟着钻。前面乌龟爬开路，后面乌龟跟着爬，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我们跟着来，这很好”。

在农业方面，刘少奇提出，要切实做好包工、包产工作。4月4日，广东省委向他汇报农业工作，他了解到广东一些农业社包产无法包下去时，指出：包产包不下去，是因为定产的指标问题：农业社要定产高，队在定产低。他认为应定两个指标，包产的指标应定得稍低些，争取超产的指标可定得高些，“总之让生产队有点油水”。他对广东一些地方实行包工到户的做法表示赞赏，“固定地段专人负责，一部分田间管理工作包工到户，可使农民灵活掌握时间，加强责任心”。

在商业方面，刘少奇提出“不能把自由市场搞掉”。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自由市场问题时说：“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缺点，补充国营商业不足，方便人民……这虽然不很痛快，但有好处”，“看来自由市场搞大一点好”。他要求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等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优越性。当省委向刘少奇汇报许多国营商业竞争不过私商时，刘少奇严肃指出：“现私商有钱赚，发横财……这表现社会主义失败，私商胜利。我们搞它不赢，表现无能（虽然我们国家有机器、有军事、有资金），没有小商贩进步，有落后性”，接着，他风趣地说：“私人可以做的生意，为什么陶铸、朱光不能做，省、市政府不能做呢？”他强调：“我们的成本、劳动生产率、利润率都显得落后，不要迷信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进步。做的结果，我们很多不如资本主义，这样社会主义就要灭亡。”

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众“闹事”事件？刘少奇认为，不能草率处理，简单压服，要诚心诚意同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绝对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春，广东发生了多起工人、农民、学生、退伍军人“闹事”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震动全国的“化县麻风村事件”。是年3月，化县（今化州市）兰山乡群众强行阻止在该地兴建麻风村，刘少奇对该县出动警察对付群众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是严重混淆敌我界限，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还特别严厉地指出来：“必须搞清楚，我们现在还有几百万的军队和一些警察，这些是对付谁的……如果对付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付人民，也可以说，这几百万军队和警察等于没有用”，“如果拿军队和警察去对付人民，那我们就会从根本上犯错误，因为它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刘少奇反复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必须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是我们过去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现在把这个方针扩大了，扩大到用在所有人民中间，全国6亿人口内部所发生的问题，都用这个方针来解决。”

刘少奇在广东调研时，还了解到一些群众反映比较大的问题，如中小学生升学难、企业工人要求盖家属宿舍、临时工要求转正等问题。

在谈到中小学生升学难的问题时，刘少奇明确提出，全国约有4000万适龄儿童、400万高小毕业生、80万初中毕业生、8万高中毕业生要升学，而国家财力有限，无法办更多的学校，满足他们升学的愿望。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刘少奇提出，只有提倡民办学校，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他把办学分成三类：一是国家办学，他认为这是“正规军”，要办得正规一些；二是合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均可办，他称之为“教育合作社”；三是私人办学。刘少奇主张教育不应由国家全包下来，提倡“发动大家办学，普遍地搞”。

针对临时工要求国家将他们转为固定工的“闹事”事件，刘少奇在广东作报告时说： “如果所有的工人、教职员、干部等等，都是这样要求，行不行？我看，是不行的。”他主张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一是临时工，一是固定工。所谓临时工，“也就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可以出卖，它有市场，我需要工人，可以雇请你来，签订个合同……合同期满，不解雇也要回去。这也可以叫劳动力自由市场，国家要就雇请，不要就解雇……大家都照合同办事”。

在谈到住房制度暴露的问题时，刘少奇认为，由于职工宿舍房租太低，导致宿舍盖得越多，成本贴得越多，国家投资不但收不回，且每年连维护管理费都不够，怎么办？刘少奇提出收高房租的设想。为解决住房困难，缓解住房紧张局面，刘少奇主张工人积钱建房，房子归个人所有，也“可以出租、出顶，或出卖”。 

（编写：彭建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008年版。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刘少奇年谱（1898—1949）》（2卷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5.黄裕冲主编：《伟人刘少奇》（上中下册），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

6.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上中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7.刘武生主编：《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