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长征中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后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富春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负责财经工作，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工交办公室主任等职。在中共第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南粤群英铸利剑

1925年12月的一个夜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附近的一座大葵棚内，气氛非常很热烈，200多名青年男女聚集一堂，聚精会神地听着讲台上一位教官的集合训话。这位教官的年纪其实和台下的学员差不多大，瘦削精干的身材，宽宽的脑门，双目炯炯有神。他说话声音不大，严肃中却透着一份兄长式的循循善诱。他的话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地将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娓娓道来，鼓舞大家坚定为革命献身的决心，提醒大家注意锻炼身体，培养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这个青年教官就是8月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时任这期政治讲习班的班主任李富春。

学员中很多人对这位年轻的班主任已经不陌生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和他一样来自湖南，还有一部分人是湘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时的编余人员。他们知道这位教官虽然年纪轻轻，却在刚回来不久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荣领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

他的讲话刚结束，学员们就使劲地鼓掌。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榜样。在广州这初有寒意的季节里，他们却感觉到了如火一样的热情。革命的热火正在熊熊燃烧，他们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像这位青年教官那样，投身到这革命的洪流，干出一番波澜壮阔的事业。他们之中，就包含有黄克诚、段德昌、李天锡、洪涛、曾希圣等闪闪将星。

1925年，李富春到第二军以后，立即着手健全各级的党代表制度，组织军、师两级政治部，第二军下辖的第四、五、六师，分别由共产党员李六如、方维夏、萧劲光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军、师各有一名苏联顾问。政治部设党务、宣传（科），选派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宣传或党务工作。各团、营、连设党代表，负责基层政治工作。同时，明确规定，各级政工人员兼任各级党部领导工作，使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统一起来，一切重大的军事、政治任务通过党部进行。这样做，既合法，又有力量，是李富春当时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当时国民党规定不准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国民党各级组织去贯彻执行。实际上，在李富春领导下，军、师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共产党党委书记。

李富春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仍然经常抽出时间深入部队，领导部队的民主改造，向部队官兵进行官兵平等、军民团结、遵守革命纪律教育，提出官兵政治上平等，官长不能打骂士兵人格；官兵要爱护百姓，不抢百姓财务，不抓夫扰民；实现经济民主，规定伙食账目公开，不克扣兵饷，受到士兵的欢迎。在李富春的带动和领导下，二军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身有色，军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5年底至1926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举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湘籍高级领导人所组成的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该会推举谭延闿、程潜、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林祖涵、李富春七人为理事，李富春为主任。根据李富春的建议，政治讲习班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民党史、国民党政纲、三民主义、职工运动、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帝国主义之由来及其性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北方政治状况、广东农民运动实际状况、军事学、农民运动等23门课程。

1925年秋天开始的由旧湘军改组而成的国民革命第二军，12月底开始的主持政治讲习班，这两项由李富春主导的工作，都是党在南粤大地上展开轰轰烈烈革命行动中的浓墨重彩的画笔。这些工作实践不仅为将来党的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为党的军队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和人才。

横刀立马撑危局

1931年1月14日夜，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香港一座民家二楼小院，紧接着从里面带出了几位着长衫的男子。接下来几天，香港城里风声鹤唳。到1月18日，由于叛徒莫叔宝的出卖，广东省委机关10处被破获，52名同志被捕。省委主要领导除李富春外，全部被捕，押送到广州。

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的时候，不和谐的音符已经出现。早在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决议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国民党党籍。次年3月20日，国民党右派集团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限制中共在该党内部的活动。1927年是中国革命最低潮一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接着李济深在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人；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6月，冯玉祥清除内部共产党员；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共政变；12月，广州起义爆发，张太雷牺牲。接下来的日子，恐怖气氛依然延续。1928年2月，周文雍和陈铁军被国民党杀害于广州黄花岗；4月，罗亦农被国民党杀害；5月，向警予遇难；1929年10月，彭湃被国民党杀害。

大革命失败后，从1930年2月到1931年5月，李富春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富春经历了省委遭受大面积破坏、生命遭受危险的大危难之局，他在短暂的任期内组织了多次工人运动，并经受了党内斗争的考验。

1930年，在李富春领导下，广东省委先后组织广州五一游行罢工；反对机械工会行动；领导顺德丝厂工人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组织香港工人罢工援助上海“四·八”惨案，以及糖房、铁厂、码头等工会反工头的斗争；组织粤汉路工人集会要求即日发粮的斗争；领导汕头印务工人斗争；海口海南数据纪念五一罢工；组织潮汕船业工人同盟罢工；等等。期间，李富春亲自还到广州市委参加会议，布置“五卅”示威和“六·二三”总示威活动。

1930年9月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李富春立即停止了“立三路线”在广州等地的执行，取消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各级党团组织。1931年1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巡视员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对四中全会的活动。广东省委决定“在省委未有接到中央已开四中全会通告及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前，省委对四中全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决议无从讨论”，并于2月1日将此情况报告中央，使罗章龙一派的分裂活动在广东没有造成不良后果。

1931年1月12日，广东省委内部交通莫叔波被捕叛变。短短几天内，省、市委机关十几处遭到严重破坏，省、市委工作“受着莫可挽回的损失”。在革命形势十分危急情况下，李富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主动而勇敢挑起重新组建省委的重任。1931年1月16日和22日，李富春两次署名大盛，电告中共中央，即刻重组省委机关，由他和杨捷芳、袁策夷暂组常委来进行工作；并明确指出，特科问题很严重，需要黎克明或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持。他自己也曾提到这些工作的危险性：我一人兼接头、会议、交通，将省委各方面组织与县市委组织连接起来，无时不在危险中。

重组组织之外，李富春还及时地进行了总结：指出省委组织不严密，秘书处的工作更疏于形式；负责同志的行动随便，不懂得秘密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对同志工作分配调动不注意，成为被破坏的主要原因。

经过一个多月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3月20日，回到香港以后，李富春再次对混乱的省委工作提出总结和自我批评。这短暂的时间里面，省委在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指导检查全省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秘密工作等都发生了大的问题。李富春说：“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工作，是艰苦万状，不但要在政治上奋斗，而且要在技术工作很小的问题呕心奋斗。”此时他主动要求留在广东省委继续工作，尽管当时他已经向中央说明，自己不懂广东话所造成的工作困境及中央已同意他调往更艰苦的苏区工作的请求（此刻国民党已经在对苏区进行围剿）。

李富春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和措施，通过检查和布置全省党组织的工作，建立组织与布置机关，加紧各地工作指导，派人到琼崖和东江恢复党的组织，布置红五月工作并制订相应计划，等等。到1931年5月初，广东省委党团组织关系已完全恢复，地下工作秩序也回归正常。李富春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三年多，可以说，每一天都是在紧张而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每一天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正如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对女儿特特说的：“那时候，我们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几乎每一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工作。”

经世济国栋梁才

1954年11月虽然已近初冬，但南国的冬天似乎来得更晚些。李富春漫步在江边，看着似曾相识的景色，感慨万千，心情和20多年前在广州的时候大有不同。此刻的李富春已经年过半百，头发有些花白，开始变得稀少。只是身材还是那么清瘦。风霜已经在雕刻他的脸庞，但是他的精神还是那么饱满，双眼充满睿智祥和。

这段时间，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放松，对晚上举办的舞会和电影也没有太多兴致。因为此刻的他，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这次广州会议要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上。这次会议汇集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内的几十位中央高层领导和100多名随行干部，目的就是为了给新中国制定第一个恢宏远大的五年发展计划。由于李富春一直负责“一五”计划具体组织和编制工作，对这个计划的编制情况非常熟悉，因此中央决定让他陪同毛泽东等前往广州，以备咨询。在广州期间，李富春患了急性皮炎，皮肤红肿，中央要他住院治疗，身边工作人员也再三劝他住院治疗，但都被他谢绝，以顽强毅力，忍着病痛，坚持工作。

为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李富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1月中旬，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展开的一次重要外交访问，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后，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李富春统筹会谈，和苏联达成了第一批50项大工程的援建项目， 1952年8月起长达10个月第二次在苏联访问、商谈的过程中，又是在他的总负责下，和苏联达成了援助我国建设大中型项目91项，数月前，他和来我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再次达成援助我国建设大型项目15项。这三次会谈，确定了“一五”时期的156项工程。

 随着“一五”计划成功实施，156项工程顺利建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后面的日子，在李富春的主持下，国家的“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都相继制定和执行。其中，为了经济更好的运行，李富春在50年代中对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的经济方针，还加上了一个“省”字，其为经济稳定有效运行的苦心一目了然。“大跃进”后，他提出“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经周恩来总理增加“充实”以后，形成了著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了政策指引。

多年的财经工作经验使李富春眼光超前。早在1958年，他在视察海南岛的时候，就提出了建设环岛铁路的设想。而如今，这个设想已经变成现实。自1936年在陕北根据地时期开始，到后来的东北解放区，再到新中国，李富春一直奋斗在财经工作的岗位上，至其1975年逝世，前后跨度达40年之久。实际上，李富春是我国经济工作的第一代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为共和国经济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凛冽寒风有傲骨

1969年是寒风刺骨的一年。这一年，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边界冲突事件显著增多，中共中央领导人加重了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加强战备，同时决定将原来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包括已被打倒和虽未打倒但受到批评的，紧急疏散到外地。这年的10月20日上午，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起飞，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中午1点多钟，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上一共有7户30多人，是这次从北京疏散到广州21户中的第一批，其中就有朱德、董必武和李富春。李富春这时已年近古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运动和风波，让老人忧心忡忡。这次被疏散到广州，他的心情非常差，睡眠也非常不好。

直到1968年，李富春依然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处理大量工交领域的问题，参加并主持了一些重要的业务会议，审批签发大量报告、通知、计划。在身遭批判的境况下，他除了重要的问题需要向周恩来请示报告外，对日常的业务工作尽力承担起责任负责处理，以减少周恩来的工作压力。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还要求九大报告中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起草了一份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准备提作中共九大代表名单，其中包括李富春，4月1日下午，九大开幕，李富春进入了大会主席团，被选入为中央委员会。

在他和夫人蔡畅到达广东后，被规定不能同其他老同志接触，不得离开所在城市。在从化日子里，李富春夫妇利用这种“闲暇”，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学习《毛泽东选集》，轮流辅导。他们感到，过去工作太忙，对毛泽东著作学习不够，现在是个机会，应该补上这可。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问题，李富春不理解，感到困惑，心情非常抑郁，本来寡言的他更加陷入痛苦的沉默，他只希望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找到一些答案。直到1971年初，李富春夫妇才因病重获批准回北京治疗。回京后，他仍然得接受批判，有时一天参加两次批判会。他的身体逐渐垮了。他告诉秘书，今后任何批判会都不参加，他们开的是斗争会，整死人的会，我有病请假。

尽管被诬蔑为“反党俱乐部主任”“三老四帅两帮凶”中的“三老”之一，又被扣上所谓“二月逆流”的帽子，但是李富春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也没有动摇。他坚信心中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信仰，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就像他这几十年戎马生涯所经历的一样，他坚信那一天最终会到来。从1974年春开始，李富春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常咳嗽不止，秋冬时候更加衰弱，但心里仍然惦记着国家的大事。“四届人大之前，富春同志非常关心这个会。为会议所准备的文件都送给他，他看得很认真。他认为需要修改、加补的地方都认真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以后没多久，他因呼吸衰竭，病情迅速恶化。1975年1月9日，李富春经治疗无效与世长辞。1月15日，他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亲自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李富春的一生给予极高评价，称：“李富春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的一大损失。”

（编写：孙莉娜）

参考文献：

1.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李富春：《李富春选集》，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版。

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4.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