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长期在西北地区任党、政、军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和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78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南下主政广东。在广东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率先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拥护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人缘地缘优势，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广东的请求，赋予其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一历史进程中，习仲勋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胆略，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事业的开创和经济特区的创办作出了重大贡献。

推动实现拨乱反正 奠定先走一步的基础

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正逢党中央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面对广东经过“文化大革命”内乱、经济停滞不前的严峻形势，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以力挽狂澜的魄力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旗帜鲜明带领广东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和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广大干部群众摆脱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创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亲自主持和推动广东各战线拨乱反正，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把广东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广东改革开放启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78年4月，刚刚复出不久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广东省日常工作。出发前，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向习仲勋郑重交代，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那里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希望他团结好本地和外地干部，妥善解决广东的历史遗留问题，率领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各项工作搞上去，跟上全国的步伐。习仲勋带着党中央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来到祖国南大门，投入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发表热情洋溢讲话。他说：“我们的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5000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全省真正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他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

会后不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返回北京，由习仲勋主持广东日常工作。而当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的广东，创伤累累，百废待兴。鱼米之乡无鱼吃，水果之城无水果。物质匮乏，买什么都要凭票。市民把买不到鱼的鱼票寄给习仲勋，深深刺激了他。习仲勋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习仲勋履新没有多久，叶剑英到广东视察。习仲勋向他汇报来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后，叶剑英面授机宜：“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订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要他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注意。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叶剑英元帅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了无限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的错误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堆满了他的案头。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

1979年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揪“南方叛徒网”，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应彻底揭露和清理。至于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在革命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一切诬蔑之词，必须统统推倒。省委郑重宣布，凡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平反昭雪。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为“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平反昭雪。

习仲勋还指示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遗留案件，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虽遇到省委几位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还是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1979年8月，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习仲勋调任中央以后，仍关心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工作。1982年4月7日，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但是，由于有人想为复查结论“留尾巴”，结果节外生枝。习仲勋为赴京上访的曾史文做疏通工作。经陈云、黄克诚、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宗历时20多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为广东反“地方主义”这一冤案平反中，习仲勋起到别人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对此，吴南生评价说：“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习仲勋到职不久，还遇到“偷渡外逃”的棘手问题。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内地人民与香港居民生活水平相差悬殊，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出现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正在酝酿先走一步的前夕，遇到偷渡外逃这一难题，广东省委意识到，只有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习仲勋到广东后，立刻认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7月，他第一次离穗外出及选择到逃港问题最严重的宝安县调研。在宝安，他耳闻目睹内地与香港的差距，大为震惊。他深刻了解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习仲勋感慨万千，说：“为什么香港那边是高楼大厦，人们忙忙碌碌，一派兴旺，我们这边却是一片荒凉，萧条冷落，而且人都往那边跑？”当听到宝安干部提出希望尽快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吸收外资搞好来料加工时，他坚定表示支持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对于偷渡外逃问题，习仲勋反对以“左”的方法来处理，他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1979年6月，习仲勋在出席惠阳地委召开的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上，指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标，是要在边防大力搞好堵截和收容工作，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攻势，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治本，则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可以大大减少外逃。

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

尝试经济体制改革 酝酿提出先走一步

改革开放前夕，中共中央抓紧解决农业问题。为了打破平均主义不合理制度，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广东部分生产队开始在农业生产中恢复过去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的办法，相继实行“三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实行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干部群众的反映非常热烈，农作物产量大增。

习仲勋对这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给予充分肯定与支持。1979年1月，他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表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2月4日，广东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对广东的做法给予肯定，认为“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走在全国前列，是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此后，这种做法在广东各地普遍推广，有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此后，随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省委支持下，一些地方开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员干部向农村旧的生产体制发起挑战，并迅速在全省蔓延开来，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和生产活力，严重束缚了企业获得劳动者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广东在改革开放前夕，就逐步开展企业体质改革，创造了享誉全国的“清远经验”，成为当时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1978年秋，清远县氮肥厂决定改变现有分配制度，用改进奖励办法提高职工市场积极性，扭转工厂亏损状况。厂里拿出5万元作为奖金，分设奖项，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即给职工定产量、安全生产指标、质量指标，超出任务量加分，没有完成任务量扣分。方案一出，全厂上下雀跃，释放出强烈变革能量，极大调动了干部职工生产积极性，产量猛增，迅速扭亏为盈。清远县委11月初在氮肥厂召开现场会，总结试点经验，在全县17家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1979年4月，清远县进一步改革工业管理机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扩大加强县经委管理职能，并相应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县经委统一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县经委承包，一举开创了国营企业承包的先河。清远的做法在各界引起很大争议。1979年5月，省财政和劳动部门联合发文，要求清远停止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

对于清远改革和实践，习仲勋给予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并排除种种阻力，在全省大力推广，在“清远经验”总结推广中起了关键作用。1979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按照五个改革管理体制文件组织试点的通知》，要求对企业扩大自主权，从而为广东推广“清远经验”提供了政策依据。8月，省委、省革委会在广州召开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会上各方对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各抒己见，有赞同也有反对。习仲勋倾听各方意见后说：“清远县的同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勇于改革，实践的结果，经济效果又比较明显。因此哪怕还有一点缺点，他们这种精神和基本做法也是应该肯定的”“现在，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状况，把经济搞活，把企业搞活，如果把改革的门路都给堵住了，那不是个办法，因此，一定要强调解放思想。”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清远经验”，改变了大部分干部对清远改革实践的认识。会议最后决定在全省选择100家企业作为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选择300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并要求在各地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经验”。1980年7月，习仲勋还带队深入清远调研，高度概括了“清远经验”，指出“总的就是要搞活”，一个是“企业自主权问题”，一个是“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习仲勋清远之行，统一了全省对“清远经验”的认识，此后“清远经验”在广东进一步推广，并走出广东，成为这一时期全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典型经验。

1978年春夏之交，中央开始考虑如何对外开放并逐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4、5月间，由国家纪委和外贸部组成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两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探究港澳地区经济腾飞的奥秘。他们发现，香港在没有耕地和原材料情况下，依靠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实现快速发展，市场之繁荣令人震撼。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党政领导介绍考察情况，引起其很大震动。很快，中央要求，广东要充分发挥好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的工作。

1978年6月2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心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会后，由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6月23日，李建安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已初步勾勒出深圳、珠海的未来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上采纳这一实施方案。在习仲勋主持下，省委、省革委会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和省委根据广东的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

10月23日，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1月23日，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省委经中央同意，正式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这是广东根据中央确立的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国策，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迈出的重要一步。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国务院还批复省革委会，原则上同意广东省提出的对宝安、珠海的规划设想。

1978年11月上旬，习仲勋赴京参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在中南组作长篇发言。他说：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习仲勋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12月，习仲勋被中央任命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改为省长），并增补为中央委员。

积极向中央“要权” 启动先走一步

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广东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1979年1月，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习仲勋领导下，广东干部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开始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构想。

1979年春节过后不久，中央办公厅通知广东省委，告知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相关材料。1979年4月1日和2日，广东省委连续召开两次常委会议，讨论和研究《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汇报材料的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会议还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习仲勋认为石板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进行口头汇报。这两次会议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集思广益的产物。省委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试办贸易合作区的战略构想，不仅为广东，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赴京参会。8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参加了中南组会议。习仲勋发言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他的发言集中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自主权的渴望。因为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在场参加讨论，因此，广东省委提出“先走一步”和“希望中央给点权”的要求，直接反映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

17日，习仲勋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他在汇报时郑重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的提议，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也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最终作出《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国务院作出的决策，最规定最后两节提到广东试办出口特区、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等问题，还只是先导和开端，为广东、福建作出的更权威、更重要、更有影响的中共中央决策正在酝酿中。

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帮助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5月初，习仲勋带领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专门组织起草文件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集体讨论并多次亲自修改。经过中央工作组和广东省委反复讨论研究，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同时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中央重大决策，给广东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和条件。广东在以习仲勋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按中央指示精神，进入围绕贯彻落实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开启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新征程。1979年9月，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发〔1979〕50号文问题。会上他指出：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广东要从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好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参考。

针对该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他斩钉截铁地说：“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根据中发〔1979〕50号文精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广东先后在习仲勋、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省委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顶住压力，创造性地贯彻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担当和革命精神，不断推进先走一步，为全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其间，广东还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成功创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从农村经济体制、企业管理体制、计划管理体制、价格流通体制、财政金融体制、外贸管理体制、基建投资体制、劳动工资体质等领域着手突破，不断增强体制机制活力，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始终心系广东发展，一直关心广东改革开放各项事业。1989年12月，他到广东视察调研时专门强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改革的方向，改革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希望广东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先走一步的作用，争取各项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

（编写：卢荻）

参考文献：

1.《习仲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2年5月31日。

2.《习仲勋传》（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先走一步”的开创：广东1978—1984》，2018年内部编印。

4.《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5.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主政广东忆述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6.《习仲勋文集》（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8.卢荻：《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9.《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