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1908年—1969），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陶铸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在各地从事兵运、游击等工作，逐步成长为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新中国成立以后，陶铸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工作，1951年2月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不久，奉调广州，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从那以后，直至1966年赴中央任职，陶铸长期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历时达15年之久，为包括广东在内的中南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重大贡献。

建设广州，重新塑造祖国的南大门

广州作为广东省会，解放初却是城市破败，千疮百孔。陶铸十分关心广州的建设，亲自找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王德说：“广州是大革命的发源地，是祖国的南大门，我们要抓紧时间，把广州建设好，让海外归侨一踏进南大门，就看到解放后的新中国的新气象。”

解放初期，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经济都很困难，广州的整治工作也因经费问题进展迟缓。当时社会上又开始流行一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谣：“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电话不灵，马路不平。”群众对市容改变不大颇有意见。对此，陶铸内疚地说:“这是对我们共产党的批评啊！”市容建设意义大，困难更大。但陶铸认准是该办的事，有再大的困难，他都会挺身而出。1953年5月，陶铸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决定把广东省市政建设经费中的四分之三拨给广州市。他还亲自与省市其他领导研究广州建设规划，提出具体意见。市郊黄埔公路的改建，广州至从化温泉公路铺设沥青，还有东风路的修筑、中山八路的扩建，以及白云山风景区的设置，海珠广场的美化和市区几个公园人工湖的修浚工作，等等，都是在陶铸的具体设想和指导下完成的。

解放初期的广州，称得上是公园的仅有一个中山公园。陶铸积极带头并发动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改造臭水沟、沼泽地，挖淤泥，建人工湖，接连在广州市内建成有山有水的7个公园。著名的麓湖、东山湖、流花湖、荔湾湖，就是他精心组织设计出来的。麓湖原是荒山环绕、杂草丛生的一片洼地。每当雨季来临，泛滥成灾，街道、农田被淹，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陶铸于1958年亲自发动群众，经两个多月的苦战，把麓湖建成了一个美丽的人工湖。东山湖本是污秽不堪的片臭涌和农田，是严重的蚊蝇孳生地。陶铸十分关心东山湖的建造，亲自指定专人来负责这项工程。经一年多的努力，东山湖建成开放，成为具“东湖春晓”美称的一景。流花湖一带原是牛皮寮，臭得行人掩鼻而过。在陶铸关怀下也建成了秀丽的人工湖。荔湾湖原是一个个污水塘及一片片西洋菜地，每遇洪水季节即成水患。陶铸和广州市人民委员会一起，动员人民义务劳动，经一年多艰苦劳动，建成既美丽，又能防洪、蓄洪的人工湖，旧社会“水浸西关”的灾害从此绝迹。

珠江两岸的整顿改造和建设，就是他亲自关怀督促下完成的。珠江北岸原是布满零乱不齐的大、小码头及影响市容的破烂建筑。在珠江沿岸的改造中，有不少房子要拆迁，而这些建筑的所有者均有“后台”。陶铸顶住了各种阻力，坚决支持改建方案。整顿工作从1964年初开始，经一年时间完成。珠江南岸原是一些修造小船艇店户、竹木业和铁器小手工业户、货仓堆栈转运临时竹木码头等，还有不少“水上人家”的临时性竹木房子。他亲自找设计人员共同研究改造，分批分期为“水上人家”建造新的住宅，使其“居有其室”，从此结束了广州珠江两岸的渔民、船工长年在风雨中飘摇的苦难生活史。珠江两岸改造成为美观畅通的长廊，给广州市增添了风采，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美丽的珠江。人们高兴地说：“一江流水增风采，两岸游人尽欢腾。”

著名的广州华南植物园，就是他一手规划指导建设而成的。1958年，华南植物园开始建设，陶铸提出“科学的内容，公园的外貌”的建园指示，多次审阅建园规划，每年亲自来园检查督促建园进展，及时解决了资金、劳力、领导干部调配等问题。他还对华南植物园建设提出设绿肥区、果树区、竹类区、油料植物区、棕榈植物区、观赏植物区、孑遗植物区、经济植物区以及苗圃、药圃、兰圃、花圃等八区四圃的设想，得到华南植物园的科学家赞赏，并予以实施。 

广州每一项市容建设，都倾注陶铸的心血。他关心广州，热爱广州。他常说，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把市政建设搞好了，对生产对人民的生活有利，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重大意义。

因地制宜，提出把全省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解放前的广东省，粮食一直不能自给。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广东每年要从外省调进粮食。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陶铸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地提出把全省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他以亲身在农村深入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广东省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农业为重点的依据》的专题报告。1955年9月，他在中共广东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要求省、地、县委都要全力以赴地把农业生产搞好。当时，中央尚未正式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陶铸坚定地提出把全省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为发展农业，陶铸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从1954年开始，他领导全省人民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当时广东水利条件不好，每年种植水稻面积3000多万亩，真正有水利设施灌溉的仅900多万亩，所以大部分地区是种一季稻。开始修建水利工程主要是筑堤防洪，在珠江三角洲，将许多单薄低矮的堤围，实行联围筑闸，塞支强干，加高培厚，兴修了一些大围大堤以及引水、蓄水的工程。随着生产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转向修建大、中型水库工程。全省有名的水利、水电工程，如雷州半岛的青年运河、防风林、阳江海陵大堤以及流溪河水电站、新丰江水电站、高州水库、汤溪水库、深圳水库及东江引水工程等，都是陶铸亲自决定的。全省起关键性作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如24座蓄水1亿立方以上的水库，座座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迹。由于省委和陶铸的高度重视，以及水利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水利工程建设不但进展快，而且建得扎实，没有一个报废的，有不少工程投资少，质量高，效益大。像新丰江水库装机容量28万千瓦，只投资了2亿元。到1965年，全省80%以上农田都有了灌溉设备，再也没有发生过像1955年那样的全省性大旱和1959年东江那样大的洪涝灾害，而且开始了东江、宁江、流溪河、锦江等江河的流域治理。

陶铸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在培育良种、发展经济作物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曾经多次去省农科院、华南农学院、林科所、植物研究所、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看望科技研究员，关心和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困难，对他们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1959年，广东省农科院培育出“广场矮”“珍珠矮”等矮秆高产良种，秆矮粗壮，每亩多施几十斤化肥，刮八九级大风也不会倒伏了，因此每亩单产可以达到七八百斤，甚至一千斤，矮秆良种的育成是革命性的大突破。陶铸非常高兴，对农业科学家黄季芳、黄耀祥和农民育种家洪群英等同志都给予了很大的表扬和鼓励，对全省农业科研工作是很大的推动。在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同时，陶铸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广东独特自然条件，积极发展经济作物，他非常关心发展海南、湛江的橡胶事业，对发展广东的甘蔗、蚕桑、黄麻、咖啡、胡椒等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和柑橘、香蕉、菠萝、荔枝等岭南名果也花费许多心血。

他还十分关心绿化，特别是森林建设，组织、规划设计了粤北的九峰山林场、怀集林场、雷州林场、连山林场、海南岛东林场、岛西林场等一批大型林场，总数达数百万亩以上，让南粤大地的荒山秃岭全部披上了绿装。

在以陶铸为首的省委正确决策下，广东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65年，广东粮食不但可以自给自足，改变了多年来吃粮靠外调的局面，而且每年上调国家商品粮10亿多斤，蔗糖、黄麻、畜牧、生猪、水产品的产量也都有显著增长。

组织生产，奠定建设新广东的工业基础

解放初期，广东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特别是，重工业几乎是空白，而广东又处在国防前线，国家基本上不在广东安排重大工业建设项目。陶铸从大局出发，根据广东实际，强调充分利用、发挥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工业。他指出：“只要有三四年时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把工厂盖起来，并生产出成品，赚回成本，活跃国民经济。”并作出指示：“广州市应该建设成为以轻工业为主，又有一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城市。”他还认为：广州市的工业建设应以轻工业为主，但决不能仅仅满足于只有轻工业。为此他决定扩建广州重型机器厂，新建广州氮肥厂、广州钢铁厂等一批重工业工厂。扩建广州重型机器厂要生产大型的设备，需要有二千吨以上的水压机，这种机器当时全国只有3台，陶铸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联系，终于给广东调拨来了一台。

陶铸善于利用广东自然资源和华侨优势。他十分关注海南岛丰厚的天然橡胶资源，到广东第二年，就向中财委建议，在广州设立天然橡胶研究院，立即得到陈云同志的同意。广东是甘蔗的主要产区，也应该是生产食糖的主要基地，但当时全广东省，只有两个小糖厂。一个是华侨糖厂，一个是顺德糖厂。1954年1月10日，陶铸从广东地理气候优势出发，亲拟电稿请示中央，要求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广东扩大种蔗面积50万亩，并希望计委投资在广东再新建两个糖厂。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这个计划实现到1955年底，广东省每年就可以外调食糖40万吨。当年，陶铸发展广东食糖的决策，为今天广东制糖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积极争取华侨对广州工业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组织华侨投资公司筹资新建了一些工厂，如华侨糖厂和公私合营绢麻纺织厂等。

陶铸还千方百计组织力量进行重点企业建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实际出发，连续几年，在全省以县为单位，大抓“五小”工业（小五金、化肥、水泥、电力、水利），并大小结合，把广州原来仅有的几十个人的小型纺织加工厂，扩建成三个大的纺织厂。他还亲自给中央写报告，批准在广州建设一个造纸厂。

陶铸在经济调整中坚持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广州市在“大跃进”期间新办的一批轻工企业，如自行车厂、照相机厂、手表厂和油脂化工厂、保温瓶厂面临“撤留”间题。一种意见认为：自行车厂亏本，照相机需求率不高，手表厂应搬出广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几个产品都有长远发展潜力，应当保留并积极发展。陶铸则亲自到各个企业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听取老工人的意见综合进行考虑。最后决定，留下。他说：“要坚持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一哄而上，一哄而下，这个亏我们吃够了。”“发展轻工业的方针不能丢，好不容易建起来的负几个轻工业骨干工厂不能砍”。今天，这批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广州市重要的轻工企业了。

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到1958年，广东的钢铁、造船、机械制造、化肥、化工、轻工业等工业项目都逐步发展起来，为新广东的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重视统战，善于发挥各方人才的作用

在主政广东期间，陶铸十分重视做好对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许多会议上反复讲：广东这个省份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又是孙中山的故乡，是民主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发源地，民主人士多，老朋友多，港澳同胞90%以上是广东人，广东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对海外影响很大。

他在主持广东工作期间，每年至少有两、三次同党外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党和国家以及全省的重大事件、大政方针、工作任务，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对港澳同胞的上层人士也如此。对一些意见，往往马上作出答复或要求有关部门查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会后往往把陶铸的讲话(除限制传达范围的以外)向各自成员传达。所以，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界人士至今对此念念不忘，说陶铸在广东时好像和我们相处很近，隔不多久，就可以听到陶铸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初，陶铸还约请中南五省和港澳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到从化温泉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还让人陪他们到各地去参观游览。1965年，陶铸指示在广州举办了一次中南戏剧汇演，他和中南地区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在白云山举行了座谈会，在交流意见中谈笑风生，中南各省的文化艺术界人士都感到中南局的领导对他们十分关怀、十分亲切。陶铸就是这样主动接近党外人士，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的。

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一项特别需慎重对待的工作，抓好这方面工作，有利于加强团结，安定情绪，调动积极性。毫无疑问，陶铸在这方面干得特别有胆有识。在他亲自安排下，先后有8位党外人士担任副省长，10位担任省府正厅局长，31位担任过副厅局长。许多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如李章达、陈汝棠、蚁美厚等，都和陶铸交谊至深。他不仅重视党外人士的安排，还要求省、市统战部门要使担任实职的党外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对签发公文、主持和参加会议以及看文件等方面作出规定并检查其执行情况，以利于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陶铸十分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爱护知识分子。在广东，陶铸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朋友，一些知名教授、专家、学者如陈寅恪、陈耀真、毛文书、杜国庠、浦蛰龙等，都是他的知交。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促膝谈心，倾听意见要求。举凡他们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及生活上的住房、坐车、医疗等问题，陶铸都不时过问，亲自督促落实。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是非有名的爱国历史学家，陶铸对他关心最多。因他经济困难，眼睛不好，不便看报，就送给他一部质量很好的收音机，并叫中大修一条白色水泥小路供他散步。以后年岁更大了，研究学问需要手，又请中大给他配了助手。知道他喜欢京剧又不能出来看戏派京剧团去中大为老教授们专场演出。红线女是粤港地区粤剧界知名演员，1955年，她从香港回来加国，陶铸以省长的名义，专门接见倾谈，欢迎她回来振兴广粤剧。她本来是想改行当电影演员的，经陶铸亲自劝说，便毅然来继续从事粤剧事业。关山月是知名的岭南派画家，解放初期市场上不易买到好的纸和笔墨，陶铸知道后，利用到北京开会机会，专门去荣宝斋买宣纸和笔墨回来送给关山月，并且在经济最困难的1961年，亲自组织出版了《广东名画家选集》。他每年都要接待专家教授座谈两次，还到各校了解师生生活情况、工作和学习条件以及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随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经常约请院校党委书记到他家里商量学校应兴应革的事情，要求校党委负责人要注意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

陶铸也是党内最早注意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55年12月，他就在广东省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1年，他在讲话中公开提出，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1962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剧协会议和全国科学会议上，陶铸第一个发言，主张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当时参加会议的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也予以肯定和赞赏，并分别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使广大的广东知识分子深受鼓舞。

亲力亲为，热情关注文化宣传事业

陶铸历来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亲自抓报纸和文艺，鼓舞士气，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如同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一样，陶铸在领导广东工作中十分关注宣传和文化工作，深信“没有文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

陶铸想要办一张富有趣味性、知识性，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为群众所喜闻乐看的报纸。1957年10月1日，在他的倡议和亲自规划下，创办了《羊城晚报》。他对这张报纸抓得很紧，不管政务如何繁忙，都经常亲自予以过问。从晚报的办报方针，直到版面、标题、编版、选题及栏目，几乎没有不过问的。为改进晚报，陶铸经常到报社和编委们开会研究，有时这种会一直开到深夜。他经常对晚报编辑记者说：“报纸的文章要短一些。比较长的文章，要加插小标题。版面一定要活泼一些。不要滥用特大号标题。每个时期和每天的报纸，都要有中心。”他还把兄弟省市出版的一些晚报都铺在地上，就蹲在地上，对照着来看，边看边议，吸其所长，补己之短，尽力使《羊城晚报》办得特色鲜明。这张晚报，深受广州市民喜爱，还走出广州市和广东省，一直发行到我国北部边陲黑龙江边的漠河镇。

陶铸对文化事业非常关心。他来广州的第一件事，就是盖起了一座在当时来说是颇具规模的科学馆。他亲自决定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还批准花了成百万港币，从香港进口摄影设备，建筑了现代化的摄影棚，建起了我国华南电影事业中心。为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他专门成立“高知”办公室，帮助高级知识分子适当解决副食供应，给予必要的照顾。陶铸还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在他直接关心下问世的《欧阳海之歌》《南海长城》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和戏剧电影作品，把政治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起来，获得良好社会反响。1965年他领导组织中南地区戏剧汇演，历时一个半月。这次汇演有3000多名戏剧工作者参加，先后演出50多个剧目，成为当时文化界一件盛事，对推动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陶铸还特别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亲自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带头为学校建设捐款。每年春秋两季，他坚持与教育工作者见面座谈，并定为制度，戏称为“春秋二祭”。这给许多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使他们对党和政府感到特别亲切。

率先垂范，彰显共产党人本色

陶铸一生忠于革命，终于党的事业。他在1959年1月间所著《松树的风格》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他号召党员干部学习“松树的风格”：“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滔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陶铸生性耿直、坦诚，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可贵的是，他对往事具有深刻的反省精神，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他曾发表《太阳的光辉》一文，阐明伟大的党也会有缺点的道理，认为共产党人对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应如日月经天，光明磊落。工作中的陶铸就善于听取意见，而且能在某些时候收回自己原来的看法。有时，事后他考虑到别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会立即打电话来说，你的意见对，就照悄的意见办吧。

陶铸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他曾经说：“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

陶铸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他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具体落实。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持反对假公济私。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都没有更换过。在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有人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

在陶铸的带领下，广东的绝大多数干部工作积极，克己奉公，气氛活跃，工作成绩突出。陶铸常说，我们是当权的党，但不能滥用权力，人民给我们这个权力，就要为人民办好事情。“我们的每一项政策，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编写：梁向阳）

参考文献：

1.《陶铸文集》编辑委员会：《陶铸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郑笑枫、舒玲著：《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3.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高山青松——纪念陶铸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