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 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 理 者：卢荻  陈宪宇  王莹

采访时间：2004年6月10—11日

采访地点：从化市温泉宾馆湖滨楼

八、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采访者：您任省长期间，在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方面，着重抓了哪几项工作？

朱森林：关于市场经济体制，广东2010年GDP要达到16000亿元，市场怎么样？如何拓宽市场，企业如何面向市场？政府如何为企业搭桥铺路？这些都是开拓市场的关键。

有一次开商业工作会议，分析了广东的产品市场份额怎样分配？基本是三三制，省内、国内、国际市场三分天下。我提出守住三三制，迈向四四二，即国内国外扩大为四，省内为二。在会上，我拟了讲话提纲，没有让别人准备讲稿，主要是因为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受启发。

为了拓展市场，我对省内一些市场作过调查，也参加过几次在外省举办的广东产品展销会。我考察过南海西樵山布匹市场、普宁流沙市场等；在省外，参与过在南京、上海、西安、哈尔滨等地举办的展销活动。过去，中南、西南地区是广东商品的流向之地，现在东北也有广东商品，同时还延伸到俄罗斯、东欧的市场。广东40％的产品要销到国内市场，就要与兄弟省份共同发展。省外市场发展不容易，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是存在的。市场占有率中原产地销售份额大，说明外来商品进入较难，因此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是不容易的。

国外市场中，最成功的地方是利用了香港这个市场。当然许多产品经过香港转口，中介费用高。江泽民同志提出广东应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东南亚及其他地方把建立生产基地、开拓销售网络结合起来。现在广东的国有企业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因此派到国外的机构开拓市场积极性不高，开拓力不够，往往收益很少，严重亏损。这需要借鉴外商在他国办企业的经验，探索新的路子。需要更多地鼓励民营企业去开拓国际市场。

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要重视广交会。广交会建立的时间较早，影响广泛，但广交会由于受场地限制，需扩大。曾经有人提出把广交会迁移，上海、深圳都积极争取。国家外经贸部石广生部长专门到省府来找我，说广交会在上海、深圳建立怎样？我说广交会只能在广州，否则就不是广交会。在省委常委会上，谢非同志提出，深圳不要再争广交会的举办权。广交会是广州也是广东更是全国对外贸易的窗口。

九、深化企业改革，提高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

采访者：您任省长期间，在深化企业改革，提高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效果如何？

朱森林：企业改革，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改革，另一方面是政府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关键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

作为省政府，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分配是与产权连在一起的，离开产权讲分配是行不通的。管理也是贯彻始终的，什么时候都要强调管理。我在省府时曾提出搞股份制，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都应搞股份制，乡镇企业更应搞股份合作制。对中小企业，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改制，我与当时分管工业的副省长钟启权为此到肇庆搞过调查。我很重视有条件的公司上市，当时的省体改委花了不少精力搞上市公司的审核上报工作。出席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对南方证券公司的成立很关注。现在十六大报告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更进了一步。

在提高大中型企业的效率方面，省府曾组织了一个效益年活动，把多项经济指标排队，每个企业都要排队。国际、国内是什么水平，各个企业达到了什么水平，应排清楚，这些都有统计数据。这个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十、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问题

采访者：1992年春天，邓小平到深圳、珠海等地视察，针对国内外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了重要谈话，并殷切希望广东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广东是如何制定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规划的？照目前进度，是否可以实现？

朱森林：1992年小平同志抵达珠海时，我有幸陪同他视察一些地方，聆听了他高屋建瓴的谈话。小平南方视察之后，广东再一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2月，为传达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问题。省委书记谢非和我分别在大会上作了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卢瑞华就省委和省政府提交大会征求意见的《关于扩大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了说明。会议分析了广东对外开放的独特优越和巨大潜力，认为抓住扩大开放，就是从广东实际出发，发挥广东省的优越，就可以推进改革深化、科技进步、商品经济发展。整个90年代广东经济能否有大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省对外开放能否迈出更大更扎实的步伐，为此，全省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扩大对外开放区域，拓展对外开放的形式；扩大海外市场，放宽开放政策，加强对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抓紧培养和造就扩大开放所急需的各种人才，切实加强管理。

1992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带领由10个部委办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到广东调研赶“四小龙”问题。调查组在广东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研究，了解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探讨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广东要力争在今后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目标的措施。

在制定广东赶“四小龙”规划中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赶2010年当时的水平还是1992年“四小龙”的水平。另一个问题是按什么标准计算？是按外汇牌价，还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如果按外汇牌价计算，我们与“四小龙”的差距更大，实现目标更困难。后来研究倾向于按购买力计算，这些在文件中没表述，但讨论中提到了。

目标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后10年。前10年平均递增13.4％，后10年平均递增12.4％。到2010年时GDP人均2万元，按8000万人口定，总值16000亿元。

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主要内容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和步骤是：在经济的总体水平上赶上“四小龙”，在精神文明方面要比他们强。20年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前的10年为第一阶段，争取在总体上达到“四小龙”1990年的经济水平，其中一部分地区达到或接近“四小龙”2000年的平均水平；2000年后的10年为第二阶段，全省从总体上达到“四小龙”2010年的经济水平。

为达到上述目标，全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其一，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其二，大力发展能源、交通、通讯，加强石油化工，冶镏金、建材等原材料工业建设；其三，调整经济布局；其四，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建立多元化、开放式的市场网络；其五，建立和健全良好的资金筹集、运用、增值转动机制，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其六，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尤其要大力发展信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商业、旅游服务业等；其七，努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其八，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等。

新的决策做出后，全省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向着新的目标迈开了更大的步伐。现在看，当时提出赶“四小龙”的目标，确实激发了全省的积极性。小平南方视察还解决了姓“资”还是姓“社”等思想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在我主政时的“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广东GDP每年递增19％，上了一个大台阶。这在广东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后来，李长春同志提出，到2010年珠三角率先实现现代化，省里其他地方没有提。张德江同志提出，2010年珠三角基本实现现代化，其他地方全面实现小康。全省应如何制定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难在东西两翼、山区。

十一、采取有效措施，克服经济过热现象

采访者：20世纪90年代前期，广东和全国各地一样，曾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广东是如何采取措施？

朱森林：90年代初，即小平同志南方视察之后，在一些地方出现“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但不是全局性的。省政府根据这种情况，采取如下措施：对开发区热，全面清理，重新核定，撤销了一些开发区。房地产热，主要从银行资金投向源头上加强管理，组织了以副省长张高丽为首的银行资金投向清理小组，清查资金，控制房地产信贷规模，经过清理，基本上解决了一些地方房地产过热的现象，以及由于房地产热带来的遗留问题。

据当时数据统计，已建、在建房地产如消化需要三五年。外商投资房地产无法计算，也不是政府规范的范围。

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是从物价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定价的很少，绝大部分放开，如何控制物价，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办法：

一是公益性产品由政府定价，例如水、电、公共交通价格要经过一定审批，其他商品价格随市场自行调节。

二是在资金投放上，由国家宏观调控。1995年以后，“两热”和通货膨胀就缓和下来，到后来又变成了通货紧缩，走向了另一面。

十二、实施“米袋子”和“菜篮子”建设工程

采访者：20世纪90年代，广东是如何实施“米袋子”和“菜篮子”建设工程的？取得了哪些明显效果？

朱森林：先说“米袋子”工程。1992年粮价放开以后，广东粮食产量连续三年下降，国内舆论对广东很不利，说广东不种粮。当时省政府压力很大。国务院陈俊生同志来广东调查，比较客观看待广东的粮食问题。我在佛山见了陈俊生。他指出，广东实事求是，该种什么种什么，因地制宜。我也曾先后当面给李鹏、江泽民同志汇报，认为广东要提高粮食自给率，广东城乡基本口粮自给是可以解决的，但广东土地少，饲料粮（大豆、玉米）、食品工业粮、外来人口粮是不能解决的，要广东负担这些是办不到的。

粮价放开前，我带资料到国务院向邹家华同志汇报工作，国家物价局起初是不赞成粮价放开的。后来听取周边几个省的意见，几个省都同意广东放开，原本湖南因粮食流向广东，本省粮价抬高，曾采取堵卡措施，防止粮食流向广东，这时也同意广东放开粮价。

粮食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粮食种植面积下降，这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农民拥有更多的种植自主权，农民觉得种粮收入较少，也有一些农田并不适合种粮，就减少种粮面积。粮食产量下降一是面积减少。二是质量提高，而原先追求高产量是为了交公粮，粮食质量不高。三是旱灾、水灾的影响。国务院为扭转粮产下降，提出大抓粮食生产，建设“米袋子”工程。我们提出要抓紧“米袋子”工程，建立“米袋子”工程，实行省长负责制。我们主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确定不少于3000万亩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二是每年的粮食种植面积不少于5000万亩，总产不少于350亿斤。

到1995年广东粮食产量上升，达到350亿斤，解决了“米袋子”问题。广东的“菜篮子”工程比较容易建立，因气候条件适宜，“菜篮子”建设工程，实行市长负责制。

其一，各市县必须建立蔬菜生产基地，不能县乡不种菜，反而到大中城市买菜。其二，要建立副食品基地，鸡鸭猪场等。省里也抓了一些简易的养殖场。后来在潮州以省的名义开了一个“菜篮子”工程会议，提出了“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一些要求。其三，建立反季节蔬菜基地，充分利用山地。

十三、实施科教兴粤战略方针

采访者：20世纪90年代，广东如何实施科教兴粤战略方针？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哪些作用？

朱森林：在我任省长期间，参加过中央召开的两次会议，一次是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一次是全国科技大会。广东在两次大会上都有发言。外省认为，广东有钱，当然用在教育上的投入可以多些。教育部认为，广东经济发展快，财力雄厚，但有没有钱不是主要的，关键看你是否重视，投入比例多少。

广东也提出了建立教育强省，科教兴粤。后来省委召开珠三角科技进步工作会（在深圳召开），提出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珠三角要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科教兴粤的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广东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1995年全国有两个省率先普及义务教育，广东是其中之一。省委、省政府动员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教育，无论是硬件，教师队伍培训、待遇等方面都给予解决，花很大力气搞普查，改造中小学危房。由于要求急，也导致了山区贫困地区教育欠债问题。

二是对大学教育，突破两级（中央、省）办学框框。原来是中央和省两级办学，但不允许地市一级办，我们突破这个框框，几乎每个地级市都办了地方大学，如汕头、嘉应、五邑、韶关等大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教育较落后的问题。

三是解决中央、部委办大学与广东共建的问题。这是在全国最早提出的，发展到现在，才有中央与地方共办大学的路子。开始时，省财政部门不大同意，中央办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有中央部委经费渠道，中央办的大学师资、基地在广东，但人均经费、医疗等落后于广东地方办的大学。中央拨款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广东，等于给广东培养人才。我通过做财政厅工作，决定拿一部分钱解决部属院校经费不足和医疗费用低的问题，这样就开了地方财政补贴部属院校经费问题的先例。

后来，国家教委提出建设“211工程”，即21世纪100所大学进入一流水平。我们给中大、华工、汕大划拨一笔钱共建。由于共建，这些学校专业设置也开始考虑广东的人才需求。后来路子越走越宽，中大要进入前10名，投入资金更多。汕大建设“211工程”，李嘉诚专门找谢非和我，说汕大是他捐资兴办的，现申请“211工程”，他还是捐资，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是双方共同办学，希望省府支持，省府就表示拿3个亿支持。

科技方面：前期召开了珠三角高新技术工作会议，深圳在此基础上，与中央几个部委共同举办了一次高交会，把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拿来展出或交易。当时提出深圳要成为高新技术带头人，深圳与全国一些大学、科研单位（清华、北大等）联合创办高新技术科技园区。深圳、珠海科技园区创办，我和邹家华同志一起参加奠基。通过创办高科技园区，吸引人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珠海重奖科技人员的例子，在全国很有影响。虽然开始并不规范，但这开了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成果的先例。“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由省科委组织实施，并召开表彰会，获奖的有省级、国家级。在我任内建立了六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了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带。通过这些，带动、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加速了出口，“八五”期间出口是“七五”的九倍，这是非常突出的成就。高新技术出口要比制衣、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附加值大，成绩显著。我在高新技术会上提出，企业应成为高新技术的主体，开始在大型企业建立科研机构，带动了一批企业的发展，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深圳的华为、康佳等。

李长春同志来广东主持工作后，把科技改革又推进了一步，科研机构面向企业，对科研院所进行改革。当时改革是分层次、分标准的。如不同的科研单位在经费支持上有不同的标准。

十四、扶持山区脱贫致富

采访者：20世纪90年代，广东在扶持山区脱贫致富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效果如何?

朱森林：广东山区扶贫常使人困惑的是，在扶贫进程中对真相、假相搞不清楚。今天说脱贫，明天说返贫。“九五”计划开始，我最后一次作政府报告，说全省贫困人口只剩80万人，后来数字又出现变动，是100多万人。

扶贫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支持。多次召开山区工作会议，对50个贫困县每年都有优惠措施，如省直机关、富裕地区对口挂钩帮扶，结对子，解决交通、教育、劳动力安排等问题。比较重大的措施是转移一部分石灰岩地区缺乏生存条件的贫困人口到生存条件较好地区安家落户，石灰岩地区金（自然资源）、木(树木)、水、火（生活资源）、土（土地）俱缺。某些地方生活条件差，计划生育做得又不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从各方面来看，人们缺乏生存条件，因此扶贫最好的方法是从根本上解决——搬迁。当时省市县都有扶贫办，迁移14.9万多人，每户补助几千元，帮助解决安家及耕地问题。

二是财政支持。省府历年重视，且每年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把对县财政支持，每年拨款改为三年的款项一次拨付到位，加快其发展，但收效甚微。

三是支持山区兴办“造血项目”。当时比较侧重小水电建设，然后规定小水电价格，进行收购，这是山区脱贫的一个重要项目。

另外还有其他，如建立农产品加工厂、木材加工厂、松香加工厂等。

小水电、小水泥等厂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开发时把生态环境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山林破坏。比较成功的是小水电建设，翁源县把霍英东请来建成了24000瓦小水电站，外资引入了山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梅县也是如此。小水电解决用电，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甚大。

四是花很大力气搞交通建设，路通车通财通。交通部门提出村村通公路，以前说通了90％，剩下10％是难度大的，现在经过努力，全部解决了。

采访者：有人认为，在90年代，珠江三角洲与山区的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迅速扩大。您认为应怎样才能较好地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朱森林：珠江三角洲与山区发展差距问题，我认为是在不断扩大，“八五”期间，50个山区县GDP年均递增2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可能存在高报、虚报现象。“八五”期间的扶贫，促进了山区的经济发展，贫困人数由400万人降到80万人。

地区差别仍是大问题，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递增百分比差距越拉越大，广东如此，全国也如此。

十五、扩大对外开放，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采访者：您主政粤府期间，在扩大对外开放、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效果如何？

朱森林：梁灵光同志任省长时已经提出推进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问题。后来，谢非同志和我对如何建设珠三角经济开发区，及开发区的范围、规范作了规定，成立规划小组，张高丽任组长，林树森任办公室主任。每年召开会议，协调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划和组织实施。

1992年小平南方视察后，为了加快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省委、省政府于这年3月就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决定，决定指出：90年代扩大开放要实现的基本目标，是在广东建立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高效、开放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良好的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特区要发挥优势，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先进工业为基础，以高度社会化的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农业，办成科技型、综合型和多功能、高层次的特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开放区要加快高技术产业带的建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发展成为竞争力较强、吸引力较大、富于活力的经济区；把惠州大亚湾、珠海西区和横琴岛、广州的南沙作为我省90年代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点区域，要认真规划，打好基础，加快开发建设；与珠江三角洲相连的东（潮汕地区四市）西（湛、茂、阳三市）两翼、西江走廊，要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生产基地，扩大对外贸易和劳务出口；山区市县要加快交通、通讯和能源的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外向能力，力争使山区的对外开放在90年代有一个新的突破；加快推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多元化战略；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兴办跨国企业；要大胆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市、县审批利用外资的权限；加快金融改革，创造一个更适宜于外资营运的金融环境；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高度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所需人才的培养工作，提高人才素质。

全省开放原没有梅州、河源、韶关。1992年春，省府起草报告要求将梅州、河源、韶关列入开放城市，国务院很快批复。9月26日，省政府举行扩大开放新闻发布会，我在会上宣布，国务院已批准将韶关、河源、梅州3市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同时将大亚湾、南沙两地区辟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至此，广东发展成为拥有3个经济特区，2个沿海开放城市，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6个高新技术区，近40个经济试验开发区，20个市都实行沿海开放区政策，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大亚湾、南沙开发区正式列为国家级的开发区，是广东对外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霍英东关心南沙开发。南沙开发时，我在广州市委主持工作，在南沙开现场办公会时提出：上海开发浦东，广州的浦东就在南沙。广州黄埔港水浅，广州港口的发展不能单靠黄埔港，要靠南沙港，这一起步，对今天南沙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十六、加快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者：您在主政穗府、粤府期间，在加快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曾采取哪些重大举措？有何经验教训？

朱森林：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广州，还是广东，在我任内都摆在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修路，当时省委书记林若同志等提出“要学山东的路”，我专门到山东参观、考察。当时建两条路，一条是广汕公路，一条是广深公路。把低等级的、破烂不堪的广汕、广深路改造好。林兴胜（当时主政汕头）说无论如何应把广汕路修好，否则对不起粤东父老。广深路，特别是松岗段，堵车很厉害，急需改造。“八五”期间，共修公路通车里程25000公里。

高速公路首先是修建广佛路，这是全国最早的高速路，因为路短，影响不大，比不上沈阳到大连的高速路。后来建设广花高速、广深高速、深汕高速公路。按20年赶亚洲“四小龙”的规划，到2010年省到市通高速路，市到县通一级路，县到镇乡通等级路，乡到村通水泥路。

我上任不久，广梅汕铁路奠基开工（1991年5月），到1995年12月28日，全线贯通，历时四年多，江泽民同志到汕头参加通车典礼，这条铁路的建成，圆了粤东人民渴望已久的“铁路梦”。广深铁路在原有基础上改造，成为全国第一条准高速（时速160公里）铁路。开通之前，铁道部长韩杼滨同志邀我一起体会准高速，车开后，我们相互埋怨，韩杼滨说车速一高，灰尘就多，主要是沿途小水泥厂太多，而我说车厢密封性太差，不适合高速标准，最后双方分头做工作，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京广线改造，改双轨，电气化，先从广州段开始。京九线的建设在广东境内，五指山隧道是重要工程，开工奠基我与邹家华同志一起参加。这里有个小插曲，和平县强烈要求此线经过和平，但造价就要高一些。经努力争取，同意此线经过和平县。还有粤西三茂铁路（佛山三水到茂名），我上任时已开通，问题是茂名到湛江这一段怎么办，由茂名到湛江，由于是柳州铁路局的管辖范围，多有不便。

广东铁路密度不够，但不存在“东西不通”问题。跨省通道，与铁道部商定要修建梅州到福建龙岩线。

航运主要是西江航运，现在西江要通航300吨船，航运、水运成本低，安全系数高，因各种原因，水运动作还不大。海运方面，建成了广州港新沙区、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一期工程、汕头港改造，当时交通部都支持，广东的码头建设成就突出，但有人提出广东的港口是否建得太多。

电力方面，“八五”期间是广东电力建设丰收期，共增加1400多万千瓦，包括大亚湾核电站、沙角B厂的建成。

水利方面，重点是飞来峡枢纽工程，解决了北江大堤问题，是北江的重要屏障，同时还调节北江、西江水。飞来峡枢纽工程是90年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投资约50亿元，这项工程对防御北江、西江百年一遇洪水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东深供水工程第三期扩建工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完工。这项工程对增加香港、东莞和深圳的供水量起了重要作用。雷州半岛西部干旱采取打井措施。其他江海堤围的加固，清淤工程也有很大推进。

通讯方面成绩更显著。“八五”期间电话的普及率是5年前的2.5倍。移动通信迅猛发展。

电力建设速度应加快。我们在制订赶“四小龙”规划时，提出到2010年广东的电力装机容量应达到8000万千瓦，即人均一千瓦，限制距离还远。当然，我们应处理好自己建电站与西电东送的关系，支持西电东送工程。

航空方面，建成了深圳机场、珠海机场，改造了汕头、湛江机场，确定了白云机场新址。还促进了与日本大阪、美国洛杉矶、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通航。

十七、正确处理与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关系

采访者：您在主持粤府期间，与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兄弟省市在经济协作方面曾遇到哪些重大问题？如何处理解决？

朱森林：一是税制问题，包干制和分税制之争。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带工作组到广东推行分税制，而中央下达过文件，说到本世纪末广东实行包干制。因此，我与谢非同志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把包干制维持原来的到2000年。但从全局讲，分税制是大局。

我与省财政厅研究，起草文件，首先是希望国务院继续实行包干制，然后提出如不能维持包干制，只好实行分税制，如何实行分税制，怎样界定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按什么比例划分。分税制必须有返还基数，从哪一年开始，我认为从1993年开始，财政部反对，认为这样返还基数大，而且1993年还没有结束，各地会加大基数。朱镕基副总理表示广东意见由中央决定，最后定1993年作为基数。以1992年还是1993年作返还基数，相差达100亿元。这样维护了地方既得利益，对中央来说，等于分税制推行迟了一年。

二是退税、骗税问题。中央与地方焦点集中在退税问题上，如汕头，用汇大于创汇，对国家外汇储备贡献不大，有的企业有骗、退税行为。中央有关部门实行地区惩罚使汕头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中央财政退税不足、不及时又影响出口。

三是粮食的购销体制问题。广东粮食不能全自给，就要到外省购买，对广东粮食任务怎么确定，价格是放开还是控制，这成为广东与兄弟省份关系的重大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究竟应是什么样才比较合理，这是一直探讨的。1993年广东粮价放开，后国家实行三项政策，广东也只好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成功。

四是外来劳动力的对待与承认问题。既要欢迎外来工到广东，为广东出力，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同时也要避免盲目性。长期以来农民工南下始终是头痛的问题，我任内外来工有700万人，现在达到1300万人，如何有计划地引导外来工，管理外来工（包括雇用工管理，特别是计划生育管理），如何关心、维护他们的权益（如拖欠工资，劳动、生活条件差等），是个值得深入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新问题，外来工来广东时间长的，如何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问题。

五是反走私问题。这是中央长期关注又头痛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抓，前几年变得严重，如发生了湛江走私案。

六是市场问题。我们同兄弟省份如何联手开拓市场，联手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现在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如何打击假冒伪劣市场，原来的问题是地方封锁，现在流通渠道宽，壁垒减少，但假冒伪劣产品越来越猖獗。

七是中央与地方金融问题。中央与地方金融机构两者关系紧密，如何协调，职责如何划分，如何监管？由于银行监管不力，存在广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恩平支行的问题。还有融资问题，发展民营企业，必须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