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军体制（也有论者定义为“党军机制”）是特指1924年至1927年间在黄埔校军、党军、国民革命军中建立的“以党治军”（或“以党领军”）体制。党军体制的创建和发展在中国军事史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党军体制在大革命运动的军事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其前所未见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日后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和宝贵的借鉴。本文试就黄埔军校创建党军体制的历史意义做一点浅析。

一、黄埔校军、党军、国民革命军演变及党军体制

“党军”一词最早源自孙中山在1923年10月10日的演说，他提出要学习苏俄创建“党军”：“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极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愿各同志注意此着。”廖仲恺在同年12月国民党酝酿创办军校时，也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谈道：国民党改组之“第二步对于军事者，尚有军团之组织，暂定为六百人”，让他们接受新式的军事与政治教育，“如此办去，一年以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军校的建制成为国民党建立党军及党军机制的基础和发源地。在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正值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指令：“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源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11月11日，他又发布任职令：“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以廖仲恺为党代表。”授廖以组建国民党党军的重任。廖仲恺受命后，与蒋介石一同挑起了组建黄埔党军——军校教导团的重担。廖仲恺主要负责新建党军政工人员的选拔，指导它搞好党代表制与政治部的建设，并同时解决好其经费和后勤保障问题。亲自任命了“连党代表12名，营党代表3名，团党代表1名”。而蒋介石这期间则主要负责部队军事干部的配备，尤其是兵源的征集。他先后从江浙皖等省招募到新兵三四千人。

由于廖、蒋二人通力合作，再加上共产党人的支持和帮助，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很快就组建起来了。同年11月20日，由何应钦任团长、王登云为党代表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正式成立；12月26日，以王柏龄为团长、张静愚为党代表的教导第二团也宣告成立。黄埔校军遂成为国民党党军发轫的基础。教导团的编制采用正规军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教导团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任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教导团是一支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武装。其特点是训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党权高于一切”为原则。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于4月6日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七十三次会议，通过建立党军案。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成立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在这支正式称为“党军”的部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是完全党化的军队。”党军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大事，它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以前的部队，多为地方军阀个人所私有，其士兵多来自于同一地区，有强烈的乡土地域观念，军队名称也多以省籍或建国军等来命名。党军成立前，广州地区就驻有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闿的湘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程潜的攻鄂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等各地武装，土、客军队之间矛盾重重，尖锐对立。党军成立后，一扫旧式武装“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的意识，没有地盘观念，而是“何处有敌人，便向何处进攻”。对于“民财各政，军队绝不干涉，完全听命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杜绝了武人干政的隐患，这标志着中国新式军队的开始。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将原一长制的大元帅府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同时决定整编部队，将建国军、党军改建为国民革命军。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随后成立军事委员会，规定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进一步从制度上确定国民党对军队的指导和控制。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为统一军政，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各地方军的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并将黄埔军校“党军”的治军原则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这标志着国民党的党军体制全面确立。对旧军队的改造，除了用革命主义进行感化宣传教育、整饬军纪，统一各军外，最主要的就是在各军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国民革命军及所属的各个军建立党代表、政治部和党部等军队政工制度。政治训练部一直是政工制度运作的枢纽。党军政工制度的特色及功能，体现为“权在党代表，事在政治部”的体制。这一时期，国民党对于军队政工制度的建设相当重视。三位一体的政工制度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时间在军中及军行所到之处都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强势。

是年8月20日，被称为“党军的慈母”的廖仲恺遇刺身亡。8月26日，党军正式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成立了第一军，军长蒋介石。这以后，国民革命军仍常常被称为“党军”。党军成立后不久就发生了变异，偏离了党军的本义，但党军体制在形式上还是存在并一直延续到北伐战争时期。如当时有评论分析北伐军战斗力时仍云：“党军的基本军队，多少都受了些政治训练，而中下级军官尤甚。党军的组织，据说自军长、师长、旅长以至连长，莫不设有党代表，一则借以限制各级军官的职权，一则借以宣传党义于军队。”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召开，鉴于国共分裂的形势及“根本肃清”中共影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议改组中央党部，同时决议“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由中央派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代行各执行委员会之职责，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与此同时，全会决定不恢复党代表制，党代表制被正式废除。

党军是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在军队建设上推行党治理念的具体表现，它强调“党在军上”“以党领军”“以党治军”，主要特点是在军队中建立起以党代表为核心，以政治部为实践单位，自上而下成立党部的三位一体的政治工作制度。这种从黄埔校军—党军—国民革命军一脉相承的政治工作制度就是党军体制。党军体制反映了早期国民党人的政治——军事平衡互济的思想，一方面以政党的政治理念为军事力量注入灵魂，使之忠诚服务于革命方向；另一方面以军事力量捍卫并推进政党理念在社会变革中的实现。

二、党军体制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国民党党军体制的建立，在中国军事史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军队党化，党指挥枪，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黄埔军校成为党军的孵化器，主要是孙中山的革命经验、思想认识，苏俄革命军队模式的启示，以及陈炯明叛变的刺激等因素而产生的。周恩来在回忆黄埔军校时说：“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投机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军事投机，甚至完全成了与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其结果必然是可悲的破产。”辛亥革命后相当长时间内，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但都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事实证明，没有军事力量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而被孙中山认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有明了党义之军队及其干部，然后才能服从本党指挥，成为革命的武力”，这些初步形成了他“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思想。

黄埔军校的创立，是以俄为师的结果。早在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时，曾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1923年8月，“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赴苏联考察，尤其是重点考察了苏军和军校的党务及建制，认为有必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使这支军队成为信仰三民主义、与革命政党共同奋斗的革命军。代表团还与苏联有关方面达成了“关于在苏联和中国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指导干部的原则性协议”。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强调这是党指挥下的军校。6月16日是两年前陈炯明反叛孙中山的日子。孙中山特意选择在这一天举行开学典礼，就是要让全校师生铭记这一天。

按照一般的军事教育程序，初级军官教育，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为适应革命形势的急切需要，黄埔军校将学制大大缩短，学生入学后只受1个月的入伍教育（第四期开始改为半年）和6个月的正式教育。

军校教育与建制充分体现了党军建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军事与政治训练并重，是黄埔军校的双重目标。军校不仅要养成职业军官，而且要培植革命干部。学生不仅要学习军事知识，而且要明了政治和经济，党纲和主义，“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要知道枪向什么人放。”军校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就是其独特之处；2.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用一致。让学生投入到革命运动的中心，接近各界群众，在斗争实践中锻炼；3.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黄埔军校设立政治机构，开创了中国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范例。黄埔军校的政治机构主要包括：一是建立党代表制度，二是设立政治部。党代表制度是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而设立的。党代表的权力与校长并行，一切命令和法规都必须有党代表的副署，后交校长执行，否则，一切命令法规均完全无效。“校党代表依据党代表之职责监察本校行政，指导党务之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这种党代表制度不仅在军校实行，而且推广到其他军队中去。后来，在军、师、团、营、连各级军队中都设立了党代表。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校和军队的革命性，使军校和军队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使之成为党的工具，不至变成私人的工具。在实行党代表制度的同时，还设立了政治部。“政治部是负担政治教育及在学生与人民群众中发展国民革命的意识之唯一机关。”它的主要任务，一是“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佚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二是“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这两大任务充分体现了政治部的革命性质；4.军校政治部十分重视爱民教育。根据新三民主义方略的精神，就是救护人民，解除人民的苦难。“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不必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所以教育黄埔学生爱民，这是区别一切旧军队的重要标志。第一次东征时，校军用“不拉夫、不筹饷”的标语及“保护农工市民，不损人民一草一木；且到处帮助他们建立党部，组织农民协会”的实际行动，树立了“真正是人民的军队”的形象，以致后来“我军所过的市镇，生意盛极一时；乡间的农民妇女都挑茶送饭给我们吃，欢迎的旗帜、火把、鞭炮……甚至扛着整个的肥猪，整瓮的美酒表示欢迎的诚意。”

黄埔党军的成立几乎与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同步进行，所以其始终成为国、共、俄之间互动关系的焦点。蒋介石认为“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邓颖超说：“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首先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建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的黄埔军校，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

使武力服从于党的领导，最终要实现武力与国民的结合。北伐军兴之际，国民革命军之所以区别于旧式军队，根本点就是明白为何而战，革命军队不再是个人或者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而是代表大部分国民的利益，这也是革命的根本目的所在，党权的发展必须体现于此，才有深广的社会基础。孙中山提出革命需要兵力，也需要人民的心力，需要二者的结合。革命不能“单独依靠兵力，要依靠吾党本身力量”，“即人民之心力”。必须使二者结合起来，“人民心力与兵力，二者并行不悖。”而且人民之心力是兵力的基础。他还指出，要彻底消灭依靠帝国主义的军阀势力，“第一步是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的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孙中山的认识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武力要与国民相结合，因为军队的力量是有限的，而被主义动员起来的国民中蕴涵着更加伟大的力量。二是武力最终要适应国民之需要，成为国民的武力，革命才能够真正成功。孙中山这一观念在北伐之前和北伐初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黄埔军校遵循孙中山的建军思想，不断派学员支持、帮助工农运动，使党军成为工农运动的后盾，反过来又得到农工民众的大力支持。加伦说：“很少有黄埔学员不积极参加群众集会”，“军校成了广州群众性社会政治活动的领导者。”

三、党军体制在大革命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前所未见的重要作用

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莫过于东征和北伐。党军体制的重要作用在东征、北伐中也体现得最为充分。

黄埔党军中聚集着国民党、共产党大批干部，还有苏联顾问。他们虽有各自的主义、政见，但投身国民革命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党军体制得以贯穿大革命时期并且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通过对旧军队的改造，初步统一了广东的革命军队后，广州国民政府从1925年1月至1926年2月，举行了革命军的第一、二次东征和南征，取得了彻底消灭陈炯明、邓本殷地方割据势力的重大胜利，自1917年以来即被称为革命根据地但未能统一的广东，终于实现了统一。1926年6月，两广统一，广州革命势力扩展到广西全省。国民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多年未能完成的全省统一，革命军能够在战争中勇猛顽强，以寡胜多，除了战略和战术等因素外，党军体制发挥了极其强大的作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东征中，“我军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主任的指导下，确实是做得很出色的。政工队总是随同先头部队行动，每到一城市或乡镇，总是宣传军队的纪律：不扰民，不拉夫，公买公卖等，有条件的地方还举行军民联欢会”。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全国工农运动迅速高涨，这些都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1926年5月上旬，广东革命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7月9日，国民革命车分二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首先集中兵力在两湖战场打击吴佩孚所部，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一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主力。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同年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率部进军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转向江西战场进击孙传芳所部。11月起，北伐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攻势，消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随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二次武装起乂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车控制。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敌，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在北伐进军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支援战争，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一场规模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中党军体制的核心——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对北伐胜利进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工作实际上几乎全部是由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领导的。

在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前夕，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北伐军的领导，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并相应地调整充实了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在调整后的总政治部及其下辖的“一处三科”，即秘书处和宣传科、组织科、总务科等。其中都有共产党人担任领导工作。例如，恽代英担任过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任秘书处长，朱代杰为宣传科长，胡公冕曾任秘书处长、宣传大队长，周逸群任副队长，江董琴任总务科长，郭沬若先后任宣传科长、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郭冠杰先后任编辑、总务科长，季方任党务科长，潘汉年、杨贤江任总政治部《革命军日报》的总编、社长，等等。同年10月，总政治部随国民政府迀都武汉，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宣传、组织、总务三科又扩大为处，共产党人朱代杰和郭冠杰分别担任了宣传处和总务处处长。

由此可见，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实际上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机关。在国民革命军内，各军、师两级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也由共产党员担任。如在三二〇事件之前，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北伐出师时，第二、三、四、六军的党表和政治部主任分别是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第七、八两军也有共产党人做政治工作，如黄日葵为第七军政治部主任，彭泽湘为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北伐前夕和北伐初期，师及师以下的各级党代表人数，共产党员分别占了1/2、2/3或3/4。在北伐的进程中，各军还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挑选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员充实各师、团、营、连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干部队伍。

由于共产党人政治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工作积极，他们担任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领导工作，对于促进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化，实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目标，起了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党军体制的优势和作用。

1926年6月20—23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主持召开了国民革命军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北伐时期开展政治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萧劲光、熊雄、恽代英、林伯渠、包惠僧以及苏联顾问铁罗尼等出席了会议。

为了贯彻战时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于8月至9月间先后颁布了《平时政治工作人员惩戒条例十一条》《关于前方政治工作职掌通令》。要求政治工作人员明确自己的职责，躬身践行一切政治工作条例和纲要。加上在此前己颁布的《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党代表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等，开创了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使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不仅参加和领导了各项政工条例的制定，而且担负了北伐军诸如制定宣传大纲、标语、口号、布告、宣言、告示以及战时民众工作提要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为北伐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由于国民革命军规模急剧扩张，并不是所有部队都有健全的党军体制。但政治工作所显现的威力，使它在当时“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郭沫若语）。

随着北伐战事顺利展开，国民革命军逐渐脱离乃至背叛了民众，走向国民革命的反面，党军体制也随之消亡。

四、党军体制为中共建军提供了实践舞台和宝贵借鉴

中国共产党人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也是国民党党军体制整个发展历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对党军体制的巨大作用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身的认识。中共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扬弃并发展了黄埔军校的党军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立了在党领导和指挥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处于国共合作形式下的中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用特殊的方式积累党军建设的经验。主要有：参加创办黄埔军校，这是中共早期军事活动的开端。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培养军事干部的摇篮，也是共产党人学习和探索军事工作的培训基地。黄埔军校是个政治大舞台，国共政治力量在这里轮番交锋，大批军事人才也从这里产生。

那时，大部分省份的国民党改组工作依靠共产党人的指导帮助，因此中共在许多地区主持了招生工作。据周恩来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中共在军校设有支部，一期书记蒋先云，二、三期书记杨其纲，周恩来全面负责。第四期政治班460人中有99名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建立的中共特别支部，是中共在军校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军校前六期中，中共党员人数不少于800人，中共还在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其他一些部队，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

到大革命后期，中共从政治上直接掌握的部队中，党组织已普遍发展到团设总支，营设支部，连设小组。这对于开展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中共对军队的影响力起了重要作用。共产党人承担了黄埔军校大部分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熊雄、包惠僧先后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季方任政治部副主任，萧楚女、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张秋人、高语罕、于树德、韩麟符、张求实等先后担任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教官等职，学生大队的大队长、区队长中有众多共产党人。毛泽东、苏兆征、刘少奇、吴玉章、张太雷等还到军校演讲。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工工作的共产党人数以百计，为中共独立开展武装斗争造就了一批军政人才。

1924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又称“军事部”），先后由周恩来、张伯简、熊雄任书记（部长）。12月，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对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进行改组，又将铁甲车队独立出来，更名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调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任正副队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士兵为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抽调的骨干，内设立中共党小组。这是中共独立建立革命武装的最初尝试。1925年11月，广东区委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内，从黄埔军校抽调干部，成立第三十四团（次年改称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将铁甲车队全部并入该团，在团建立党的支部，在连建立党的小组，团的干部任免、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独立决定。这支部队成为中共最早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部队。

由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党的工作应限于搞民众运动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要干预军事行政，不要涉及军权。因此，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和军队的工作还是偏重于政治思想方面。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虽然具备在军队里担任军事骨干的能力，但大多只是从事政治工作。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中共对所掌握革命武装力量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步骤，将叶挺独立团骨干力量扩编到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中。此外，中共掌握和影响较大的部队还有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以及武汉军政学校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逐步创建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继承和发展了黄埔军校创建的党军体制的传统。毛泽东曾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道：“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可见，中共领导人对这种党军体制的历史作用是相当肯定的。另外，中国共产党还继承了孙中山关于“武力与国民结合”的建军思想，毛泽东就有著名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

1927年10月至11月，南昌起义军朱德部在南下转战失利后曾在赣南对部队进行了整编，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工作。这就是“赣南三整”。秋收起义部队也经过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立在连上”的原则，排、班建立党小组，团、营建立党委，并在团、营、连设立了党代表，由选举产生的党代表担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宣传教育。部队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奠定了以党制军的初步形态。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和朱德部组建为红四军，进一步健全了党代表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以及军政合作制度。1929年12月下旬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要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机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要有党的观念和铁的纪律。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决议精神在各地红军中得到贯彻，使红军成为了中共的党军，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中国共产党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党军关系。

研究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创建的党军体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和重大现实意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建军治军一以贯之的思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本质和精髓，是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政治优势。我们要从历史经验的启示中进一步增强“军队听党指挥”的政治责任感。

                                                             （作者：林益）

来源：《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