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澳门党组织的建立

中共在澳门有组织的活动，是从抗战时期开始的。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薛尚实为负责人。在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中山县委（书记孙康）等各地党组织相继成立。

根据斗争形势和澳门的群众基础，广州市委、香港市委认为澳门成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

1937年6月，广州市委委派杜晓霞、廖锦涛赴澳门开展建党工作。8月，杜

晓霞、廖锦涛吸收澳门中山纪念中学的余美庆入党。11月，中共澳门支部成立。1938年1月，澳门支部改为澳门特支。

1938年5月，广东省委将澳门特支交香港市委领导，由周伯明负责指导。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委职工委书记梁广以及杨康华、温焯华等奉命经澳门撤到香港，成立粤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澳门特支由粤东南特委领导，具体由杨康华负责指导。澳门特支后发展为澳门工委。

澳门党组织发展的另一个渠道是中山县工委。该工委组织干事兼鸦岗学校党支部书记叶向荣，在澳门接收了陈少陵的组织关系。此后，叶向荣每周或每两周与陈少陵联系一次。1937年末或1938年初，叶向荣将陈少陵的组织关系转交澳门党组织。陈少陵入党后，介绍原在广西入党并参加左江起义而受国民党通缉辗转逃到澳门的谢英重新入党。

随后，谢英介绍黄哲君入党。澳门党组织成立后，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产业工人、学校中培养发展党员，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先后建立了学生支部、妇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关支部、岐关车路公司支部、纱厂女工支部。

为了提高党员思想觉悟，中共澳门工委在党组织活动据点之一的炮兵马路2号（党员梁铁的家）秘密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由粤东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杨康华给学员上抗战形势教育课。澳门党的工作“有了相当发展，到广州失守时有党员50人”。

澳门党组织成立伊始，就召开会议研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问题，并认为在澳门特殊的环境中，秘密团体不利于广泛发动群众，而公开形式组建的团体则有利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鉴于澳门工人、知识分子较少，活动范围较狭窄，中共党组织决定向医院、学校、报馆方面做工作，“广交朋友，尽量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团结教育爱国青年，学习和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员连贯也对来访的陈少陵、廖锦涛、包华、杨岭梅等人指示：澳门抗日救亡工作者联合起来，投入抗日救亡中去。

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组成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共的领导下，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由于澳葡当局标榜“中立”，不许澳门爱国社团公开使用“抗日”“抗敌”“救国”一类字眼，因此，澳门的救亡团体只得用“救灾”名义展开工作。

抗战爆发后不到一个月，朝阳日报社社长陈少伟首先提出，要发起组织“四界”（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

这一建议，得到澳门各界热烈响应。“四界”实际上包括了新闻、教育、学术、体育、音乐、戏剧、美术等各个方面的单位及有关人士，是澳门具有较大规模并有重大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8月12日，“四界”代表大会在澳门柿山孔教学校召开。会上推选陈少伟为临时主席，即席宣布“四界”救灾会正式成立。

澳门另一较大的爱国团体是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 （简称“旅澳服务团”）。该团由澳门党组织负责人余美庆直接参加发动组成。1937年8月，陈少陵、廖锦涛、杨岭梅等人倡议召开澳门抗日救亡工作者联席会议，会议在北岭小学召开。会上决定组织旅澳服务团，并推选陈少陵、杨岭梅为领队，负责筹备回国诸事。当时报名参加服务团的团员有近50人。

1935年，受潘汉年领导、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联络工作的柯麟奉命到澳门开辟工作。是年秋，柯麟举家迁往澳门，在板樟堂街租了一间小屋，开设诊所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首先在澳门大力进行团结和争取澳门工商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工作。潘汉年还交给柯麟一项特殊任务，就是与居住在澳门的叶挺保持联系。此后，柯麟和叶挺经常来往，并成了叶挺全家的“保健医生”。通过叶挺的关系，柯麟认识了李济深在澳门的一些老部下，并交上了朋友。

柯麟牢记潘汉年的嘱咐，不与地方党组织直接发生接触，而是凭自己名医的身份，设法进入澳门慈善医院，即镜湖医院工作。柯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在澳门，尤其是在工人、苦力、渔民、车夫等许多劳苦大众中成了有口皆碑的“柯医生”。这为他在澳门开辟工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黄健、杜岚主持的濠江中学也成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阵地。

大批澳门同胞奔赴抗日前线，驰骋战场杀敌

1938年1月，以廖承志为负责人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办事处以合法名义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大批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国回乡参加战地服务。

                柯正平、柯麟、马万祺三人合影（从左到右）

1938年8月，旅澳服务团在陈少陵等率领下，分3批共27人到中山三、九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他们到各村庄发动群众，组织儿童团、妇女会、抗日自卫队等，并配合当地武装迎击入侵之敌。10月21日，旅澳服务团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转移到高明县。此时，许多返回内地的港澳青年纷纷加入该团，该团人数增至54人。

11月初，经中共西江特委批准，陈少陵、包华等率领旅澳服务团转往四会县，参加由爱国人士田竺僧任处长的国民党广东省税警总团政训处政治大队，以合法的身份坚持抗日。

参加政治大队的1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税警总团政训处党支部 （后改为特别支部），书记陈少陵。至1939年5月止，政治大队中的党员发展至30多名。这时，陈少陵、包华被任命为上尉观察员，分队长也多由中共党小组长担任。这样，中共党组织便掌握了这个政治大队及其下属6个分队的实际领导权。

1939年5月，田竺僧出任国民党三水县县长时，在政治大队挑选了20多名政工队员随其到三水赴任，其中有陈少陵等10多名共产党员。包华等仍留在政治大队工作，并任政训处特别支部书记。陈少陵等到达三水县后，立即成立三水县政府中共特别支部(以下简称“三水特支”)，书记陈少陵。陈少陵等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组织，从5月至8月发展了14名先进分子入党。他们在三水特支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国民党部队、地方团队和行政机关中，与三水的头面人物建立了较好的抗日合作关系。不少党员还担任了政府和地方团队的政工队队长、视察员、区长、干事、政训员、班长、排长等职务，从而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基层领导权。中共三水特支还努力掌握部队，团结教育官兵，积极带领抗日武装到前线抗击日军。中共三水特支实际上已成为三水救亡的战斗核心。共产党员陈少陵、李静山、冯剑青、李伟洪等在战斗中牺牲。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向广州推进，华南局势严峻。15日，澳门“四界”教灾会召开了全澳青年爱国团体联席会议，商讨发动青年回乡参加战地服务问题，并决议当即成立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工作委员会，专责处理招收团员和集训等事宜。广州沦陷当天，“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正式成立，并在港澳各报多次刊登征招男女团员启事，报名者十分踊跃，经考核后，共吸收了百余名青年参加。团员出发前都集中在中山县湾仔乡广善医院接受为期7至10天的培训。服务团11个队167名男女青年在团长廖锦涛、副团长沈文略率领 下，先后开赴广东的西江、东江、北江以及珠江三角洲抗日战场。在党组织领导下，服务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工作。

1939年10月3日，日军出动3000余人，大举“扫荡”东江南岸。服务团第三队随东江游击队参加了此次阻击战。梁捷等5名游击队员，承担炸毁观澜附近一座大木桥的任务，以堵截从南头前来增援的日军，达到聚歼敌人的目的。战斗中，梁捷等3人牺牲。梁捷是服务团员中牺牲的第一人。此外，服务团中的侯取谦、马敬荣、黎景尹、陈寿彰、陈曼、苏达民、梁满、崔楷等先后为民族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香港沦陷后中共在澳门的活动

利用澳门作为中转站， 营救近百名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后，立即派出大批特务搜捕数百名疏散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情况十分危急。在日军攻陷九龙的当天，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当即就营救工作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明确指示将被困于香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门再转到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紧急指示，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刘少文等立即组织营救工作。一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再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另一路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再分别从广东境内到桂林，此为营救的西线。由于电影界、戏剧界的文化人士接触面广，容易被认出，不能由陆路去东江，廖承志安排他们分四批从西线撤离。这些人士到澳门后，由澳门中共秘密联络点—— 镜湖医院帮助他们经广州湾或经中山、江门、台山等地到桂林。柯麟为此进

行了紧张的工作。夏衍、范长江、梁漱溟、金山、司徒慧敏、蔡楚生、千家驹、王莹、郁风、金仲华、谢和赓、华嘉、孙晓思、孙明心等近百名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经此线转移的。他们脱险后，都为中共在危险关头不惜代价的援救所感动，更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

对澳葡当局的统战工作

香港沦陷后，日、伪和海盗、土匪等势力乘虚而入，屡向澳葡当局挑衅。澳葡当局难于控制局面。此时，中共领导的中山敌后游击根据地 （也称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蓬勃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的影响日益扩大。澳葡当局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得到中山人民抗日武装的帮助。

经过了解，澳葡当局找到当时旅居澳门的黄槐。黄槐原在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任职，在中山、澳门都有一定的声望，与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欧初算得上是旧交。黄槐通过游击队三乡税站传来口信，说澳门的警厅厅长有事找欧初。欧初觉得事关重大，遂向驻五桂山区的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汇报请示。经过研究，指挥部批准中山人民抗日游击队派人到澳门谈判。

8月，黄槐到澳门，同澳方代表慕拉士会谈。澳葡当局要求游击队配合维护澳门外围治安，打击骚扰澳门的伪军、土匪，游击队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澳方也作出三点承诺：一是同意游击队在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募捐筹款以及向避居澳门的中山富商征收爱国军粮等；二是同意游击队在澳门采购部分物资，包括子弹、药品、通信器材，允许游击队人员携带手枪秘密进入澳门执行特殊任务，协助将在澳门的电台运回五桂山根据地；三是同意游击队送部分伤

病员到澳门就医。以后，澳方遵照协议，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游击队在澳门不仅募得捐款，还得到了一批急需的药物。镜湖医院救治游击队送去的重伤员，还为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中山游击队还在澳门设立了不公开的办事处。

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

1943年初，柯正平 （柯平） 奉党组织的指派到澳门工作。柯正平到澳门后，在哥哥柯麟的帮助下站稳脚跟，恢复和加强东江抗根据地与南路、海南岛等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开辟澳门经广州湾至重庆南方局的交通线。后来，还按上级指示，将电台和东江纵队报务人员张小章、叶佐平、方明等五人安全送往琼崖纵队，使琼崖纵队恢复与中央的电信联系。柯正平每年到东江游击区向广东省党的领导机关汇报工作，都取道五桂山游击区，由中山游击队护送到东江。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解放区，柯正平继续留在澳门工作。

此外，黄健也在积极开展党的地下情报工作。1938年，南方局派到香港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少石到澳门，找到正在养病的黄健，布置他利用濠江中学校长的身份在澳门负责情报工作。在澳门，黄健白天在濠江中学主持校务，晚上到俱乐部或通过亲朋介绍，拜访有关人士，与国民党官员、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甚至敌伪人员打交道，从中获得敌伪方面的消息。

香港沦陷后，中共香港的情报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陈曼云撤到广州湾。黄健继续向陈曼云提供情报。陈曼云也派人到澳门与黄健接头。在此期间，黄健考虑香港沦陷后，许多青年失学来澳，为帮助失学青年读书，他在濠江中学举办免费中学和免费夜校，初中部100余人，小学部400余人，女工夜校600余人，还组织了妇女互助社200余人。学校的发展，使黄健在社会上更有地位和影响力，工作开展更为顺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澳门的革命斗争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澳门结束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孤岛”时期，进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复兴时期。这一时期，中共以澳门为桥梁，利用其特殊的社会环境，进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活动，以配合内地的革命斗争。    

巩固阵地，继续工作

抗战胜利后，中共党组织在澳门的任务是巩固阵地，继续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因此，柯麟继续留在澳门，同工商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保持广泛的联系，并在潘汉年、连贯等领导下，从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内战爆发后，柯麟向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政府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真相，同时介绍内地革命斗争的形势，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消除一些人对中共的疑虑，号召大家反对内战，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为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努力奋斗。柯麟、柯正平还联络工商界人士马万祺，合作组织了一个商业机构——新中行。新中行经营进出口业务，生意兴隆，既在经济上支援了党的工作，又方便了联络，成为党的工作据点。

以澳门为桥梁进行革命斗争

抗战胜利后，按照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区党委以澳门为桥梁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1945年9月，广东区党委在澳门设立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特派员黄佳、副特派员罗明林 （罗光连），领导中山、澳门和顺德的地下党组织及武装工作。1947年2月，黄佳、罗明林调离，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撤销，改设中山特派员，特派员曾谷，管辖中山特派室，包括中山的一、二、四、五、六区党组织和中山九区特派员、八区特派员以及顺德九区、十区一部分党组织。特派员隶属中共香港分局。1948年2月，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工作委员会（简称“珠江地工委”）成立，书记谢鹤筹，后由黄佳代理。地工委隶属中共香港分局，中山特派室、三区、九区、八区以及后来派驻石岐的特派员均属地工委领导。1949年3月，中共中山县委成立。3月下旬，中共珠江三角洲地方委员会（简称“珠江地委”） 成立，由黄佳、刘向东先后任书记。中山县委、珠江地工委的领导机关曾设在澳门。在以上机关的领导下，地方党组织以澳门为桥梁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后，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阴谋，广东区党委作出决定，原转移至珠江休整的珠江纵队一支队，无须回师中山。留在五桂山区的武装部队，仍继续分批转移至东江。

主力部队转移后，留下30多名连排骨干和一些民主乡政人员，成立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在中共澳门中山特派员的领导下，在五桂山区继续坚持斗争。

党在澳门庆祝新中国成立和党所领导的各种爱国进步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澳门同胞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以各种形式庆祝新中国的成立，并组织劳军慰问，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进步运动。

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濠江中学校长杜岚主持在濠江中学升起澳门历史上第一面五星红旗以示庆祝。澳葡当局得悉，即传问杜岚：“为什么升五星红旗？”杜岚理直气壮地反问：“澳门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允许升挂中国的国旗？”

澳葡官员自知理亏，无言以对，但只同意升挂一天。杜岚自豪地回忆说，濠江中学坚持挂了3天！坚持斗争就是胜利！

1949年10月10日，黄健等人在澳门组织反对挂国民党旗，而要挂五星红旗，并举行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聚餐大会，200多人参加，气氛热烈。这次聚餐活动被誉为“澳门革命人士第一次公开集会”。会后，黄健、卢克诚认为经过这次聚餐会，积极分子起来了，可以组织为一个团体。经与群众商量，并经上级组织同意，成立新民主主义协会，有会员七八十人。

11月20日，澳门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广州解放暨劳军大会在澳门平安戏院隆重举行。

1950年2月春节期间，澳门各界代表160 多人组成慰问团，代表澳门广大市民，去中山石岐进行慰问。马万祺身体力行，驾驶汽车走在最前头。澳门同胞的慰问活动，受到驻在中山的中共珠江地委、珠江专员公署、解放军和中山市民的热烈欢迎。马万祺代表澳门各界讲话。他说：“解放军打到哪里，澳门同胞就支援到哪里。”

澳门中华总商会和澳门中华教育总会的改组

解放初期，由于澳门中华总商会受一些落后、顽固甚至反动势力操纵，总商会的一些进步活动受到阻止。

1949年10月1日，马万祺、何贤原打算在总商会悬挂五星红旗，但因董事会来不及讨论而没有实现。10月9日，总商会召开临时理事会，商讨纪念辛亥革命是否应该悬挂国旗问题。马万祺等人主张悬挂五星红旗，但有的理事受制于国民党分子，主张悬挂青天白日旗，双方各执一词。最后采取折中办法，悬挂总商会会旗。

1950年初，总商会第37届理事会换届改选。为了将总商会领导权从落后分子手中夺过来，柯麟、何贤、马万祺针对总商会一部分理事搞选举作弊，“把死人当活人”（把已故会员也当作选举人，签名冒领选票）的事件，进行揭露。澳葡当局经济局局长对旧总商会的所作所为也有所不满。当他听到总商会选举作弊的丑闻时，即以澳葡当局的名义宣布这次选举作废。于是，柯麟、何贤、马万祺经过研究，及时推动了新的选举，召开澳门总商会会员大会选出第38届理事、监事。选举结果，何贤任理事长，周赐达、马万祺任副理事长，柯正平当选为监事。总商会的改选对澳门商会团结工商会、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澳门中华教育总会成立于1920年，是澳门文化知识界最早的专业性组织，是澳门历史悠久的大社团之一。解放初期，澳门的各种旧势力都想把它占为自己的阵地。为了使教育总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人士手中，柯麟、马万祺等人根据教育总会会长陈道根的情况，由马万祺出面热情邀请当时正患重病的陈道根到镜湖医院治疗。陈道根住院期间，柯麟对他进行说服争取工作。陈道根深受感动，把教育总会的组织、权力和档案托付给马万祺等人。在柯麟、马万祺等人的努力下， 终于使得旧势力无法继续霸占和利用教育总会这块阵地，教育总会步入新的历程。

完成解放初期的特殊任务，支援祖国经济建设

早在1948年，柯麟、柯正平、马万祺等设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南光公司，由柯正平任总经理。1949年底，为支援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柯麟根据党的指示，与柯正平及何贤、马万祺等人一起，通过南光公司及其他渠道，组织内地急需的粮食、五金、器材、汽油等物资，运回内地，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岛和万山群岛。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反华势力宣布封锁中国沿海，禁止多项物资输入中国。柯麟等在叶剑英的指示下，大力发展南光公司的业务，承担起为祖国建设进口急需物资的任务。

柯麟还在澳门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将两航起义存放在澳门的大批器材、物资运送广州。1949年11月9日，滞留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 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 早在八九月间，两航起义在秘密筹划之中，中航通信课的制造车间和器材因受港英法令限制，不能进入香港，于是从上海辗转迁到汕头、台南，最后迁到澳门。通信课在澳门共有员工60余人，运往澳门的设备和器材， 由柯麟通过何贤、马万祺放在信达仓库，准备运回内地。可是，1950年1月，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妄图冻结中航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在此紧急关头，叶剑英写信给柯麟，要求他设法把这批人民空军急需的物资运送到广州来。柯麟接受任务后，即找到何贤、马万祺，在他们的协助下，把存放在信达仓库的全部器材抢运装船，总计2477箱，用4艘木船运抵广州。柯麟还通知中共珠江地委书记曾生，派人连夜前往澳门接应，等待木船进入内河时再由部队武装护送到广州。在各个方面的配合下，这批通信器材被安全地运到广州后再转运北上，为人民空军加强雷达设备装置发挥了作用。

澳门工商界人士积极推销国货，开拓海外市场。大华行主要经销内地的建筑材料、工艺品、抽纱刺绣等产品，新中行主要经销内地轻工业产品。在新马路、十月初五街新设立中国土特产公司、药材公司、中国国货公司，积极发展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努力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马万祺等还在香港、澳门两埠参与中国皮鞋公司和各类副食品批发业的投资，为内地产品通过港澳转口海外做出了贡献。

澳门同胞还积极直接或通过南光公司，为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所需的物资设备，促进祖国建设。20世纪50年代，在何贤、马万祺等人的推动下，澳门的工商界人士多次到广 州参观访问，参与内地建设的各项工商投资， 参加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易会等活动。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