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除了是广东共产党机关的所在地 ，在三十年代上半段，还是共产党交通网络在华南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站。迄今为止，我们对香港在这方面所起特殊作用知道得很少，关于这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非常少。幸运的是，几位在这一时期参与这个地区交通工作的关键人物留下了他们活动的真实记录。突出的例子可能要数饶卫华、卢伟良和李沛群。他们的叙述记忆清晰，非常精确 。

红色交通线的建立

1930年底，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最危急的时期，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就在蒋介石开始第一次针对共产党的大围剿之前，中共中央设立了受辖于政治局的中央交通局，还设立了一个由周恩来主管的特别委员会，指导交通局的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是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鸣和吴德峰。交通局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各个苏区之间的交通畅通无阻。从大围剿开始，直到共产党在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上海与中央苏区，或称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尤为重要。

1930年10月，中央交通局设立时，吴德峰被任命为局长。在他的领导下，交通局计划了几条交通路线将上海和江西连接起来，这两地分别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所在地。交通局还准备建立3个交通站：长江交通站、华北交通站和华南交通站。在这方面，香港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中央决定把华南交通站设在香港；而且，其余的两个交通站，以及中央与华北之间的交通线，都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1930年底，同年早些时候曾在中共广东省委工作过的饶卫华被派回香港，担任华南交通站站长。

                        周恩来、叶剑英对交通线的建立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华南交通站最初是负责4条连接上海和中央苏区的路线 ：(1) 上海——香港一一汕头——潮安——大埔县北区—— 福建西部的苏区——中央苏区； ( 2 )

上海——香港——广州——韶关——南雄——中央苏区；(3)上海——香港——越南的海防和河内——镇南关 (现为睦南关) ——龙州——百色——左江和右 江苏区—— 中央苏区；(4) 上海——香港——广州湾 (现为湛江) ——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广西右江——中央苏区。由于种种原因，最后3条路线很快就不用了。第一条线路，在共产党的文献中通常被称为红色地下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与外界之间的主要通道。因此，这条长达几千里、跨越极度危险的敌占区的交通线，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发展至关重要，因而也备受关注。为确保这条线路安全，共产党尽了最大的努力，非常谨慎。因此，中央苏区在江西的那些年里，尽管这条线路看起来充满艰难险阻，但却一直保持畅通。

在使用的那几年里，红色交通线是江西和外界之间互送情报、重要人员、钱和急需资源的重要通道。从汕头到中央苏区，沿途设立了许多交通站，它们一起运转，成为人力和物资的接力运送系统。这类交通站，举些例子，有饶平县的黄岗、大埔县的茶阳、青溪、多宝坑、铁坑，还有永定县的桃坑和虎岗。不过，我们主要谈香港在维持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方面的作用。

中央决定把华南交通站设在香港后，曾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过的饶卫华就承担了建站的任务。他首先寻找合适的地点，使交通站同时还可以作为接待中心，接待由上海明确了身份的、在红色地下交通线上负责交通工作的干部。交通站设在铜锣湾，并成为一批杰出的交通员的行动指挥部。这些交通员包括王福田、肖桂昌、卢伟良、黄华和曾波浪。上级是根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对路线熟悉的程度、警惕性、吃苦的能力来挑选的。在这些交通员当中，卢伟良似乎是承担着在全线设立站点、决定各站设立的地点、为各站点挑选和训练交通员的重任。

毫无疑问，华南交通站不仅在地方层面，而且是全国的层面上，都进一步加强了香港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性。非常有意味的是，交通站设立时，香港同时还是中共广东省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中央南方局、中

共香港市委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香港市委的活动基地。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建立了电讯联系 (尽管还非常简陋) 之后，更加确立了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网络的交通中心的重要地位。1929年10月，李强和王有才与其他同志一道，成功地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第一个秘密电台。不久，12月，李强和王有才被派到香港，开设第二个共产党的电台。1930年1月，两站之间的通讯开始了。后来在中央苏区也设了一个电台。但是，上海和中央苏区的电台接收能力不强，无法直接通讯。因此，信号先发到香港，然后再转发到各自的目的地。随着更多的电台在各个苏区和革命根据地设立，香港发挥了更强的接力传递的作用 。

所有关于红色地下交通线的资料都认为，在三十年代早期，这条交通线未暴露，也没有受到破坏。在这一时期，香港的华南交通站也一直存在，与其他的共产党的隐蔽场所频频遭到破坏的混乱局面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交通站严格地规定了与在香港的其他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方式。交通站几乎从不与其他共产党办公场所有联系，而一般说来，与交通工作有关的人员，不会参与任何在香港的其他活动。整条交通线上的站点都按照同样的方式工作。

在香港，华南交通站并不是唯一与红色地下交通线有关的地方。黄英博由上海到香港担任华南交通站副站长时，共产党已经在上环商店集中的地区，开了一间叫耀华庄的小店，贩卖冬菇、烟草、瓜子等等。黄英博和一些交通员的公开身份是经理、副经理、店员。尽管参与交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非常小心，非常警惕，但也不能完全避开危险和被捕的厄运。在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到，港英警方曾逮捕过交通员，也曾搜查过共产党在香港的一些交通联络点。因此，在那几年里，香港的交通网络在总体上没有遭到破坏，整条交通线也大体保持完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虽然红色地下交通线的主要站点是在香港，但整条交通线的成功运转，也要依靠交通线上其他站点的安全保证。不过，下来我们主要谈香港站对于这条交通线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多数有关红色交通线的著述都同意，交通线成功地发挥了3方面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和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之间传递情报；为最需要的地区运送钱物；护送重要的共产党人往返于上海和中央苏区，大多是从上海到江西。

虽然传递情报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却完全没有像“情报”一词在今天让人想到的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在1931年开春，中共中央决定加紧执行建立独立的交通网络这条一贯的指示。中共中央主要是靠这样的网络与遍布全国的共产党机关互送消息和情报的。3月，所有的苏区和红军部队都接到指示，要按照规定的格式，定期在每月的1号和15号向中央上交报告。香港的华南交通站在互送信息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1930年至1932年期间，被暗杀的国民党左翼成员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和她新婚的丈夫、共产党员李少石，一起被派到华南交通站工作。李少石主要做接待在香港过境的共产党人的工作，廖梦醒的任务则比较特别：她用薄纸抄写苏区送来的文件，再安排将文件送到中央，用糙纸抄写中央送来的文件，再安排将文件送到苏区。用薄纸是为了方便文件的传带，用糙纸则是贫困的苏区的成规。

红色交通线为中央苏区运送物资

除了传递消息和情报，红色交通线还是一条主动脉。在蒋介石下令的经济封锁下，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都极其缺乏生活物资，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正是通过交通线这条主动脉，苏区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必需物资。交通线在履行

这一重要职能时，承担的是两项不同而又相关的工作：为苏区购买物资、商品、设备；从苏区带出采购所需的资金。

蒋介石每进行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日常必需品和战略物资紧缺的情况就越趋严重。什么都缺，什么都很贵。甚至用以调味和腌制保存肉类(肉只能得到少量，非常珍贵)的盐都成了紧缺商品，更不要说布匹、药物等必需品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中央苏区显然还迫切需要军事战略物资。红色地下交通线自然成为中央苏区赖以补给物资的生命线。

为了获得必需的物资，交通线上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通力合作。为完成和掩护这种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进行大批物资的购买活动 ，还有其他的秘密活动，交通线上的各个城镇都开了各种类型的商店或商行。例如，在香港、汕头、茶阳、

青溪等地都有商店卖药品、电器、木柴木炭、食品、文具、布匹、五金、各种杂货，甚至提供食宿。除了建立自己的活动站点，共产党还扩大他们的采购网络，向同情革命的商人开设的商号购买物资，这些商号大都在永定。

这个庞大的采购网络，为中央苏区提供了盐、布匹、药品、纸张、化学用品、电器、印刷工具、电台设备、军需品等急需的基本物资。为把这些物资和商品从购买的地点运到目的地，共产党还建立了运输系统。要进行长途运输，就需要采用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典型的做法是，用火车将在香港或汕头购买的货物运到潮洲，再搬上由大埔开来的船。装好船后，在确保不会引起怀疑的情况下，船可以一路行至仍在大埔县内的青溪。到达青溪后，当地的交通站召集人手，有时是福建西部苏区也会派人来，在夜里将货物由陆路运到福建西部，再由那里把货物一站接一站地运到中央苏区。

前面已经反复提到，共产党正处于极端的经济困境，那么购买货物并运到中央苏区所需的钱从何而来呢? 这个答案是让人意想不到的直截了当。钱是由中央苏区和东江地区内红色地下交通线所通过的苏区提供的。这些钱的来源，主要是通过没收富裕的地主和基督教会、当地所谓的反革命官僚、军阀、资本家等诸如此类的土地和财富。各种性质的税收也是收入的来源。因此，在香港，清苦的广东共产党机关要依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东江地区提供现金，支付其大部分的费用。把现金或其他财物，如黄金和珠宝从中央苏区和东江苏区带到上海、香港和其他急需钱为中央苏区购买物资的地方，是一次充满艰险的行程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方面的记述 。许多人在途中被捕，而在香港，被捕的人往往是被驱逐到大陆后，再被处死。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相当一部分送到香港的财物，可以在这换成港币，而港币在大陆更受信任，更多人接受。

重要干部通过红色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

如果不提到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就是不完整的。这个重要作用就是陪同、护送，或者说偷带(实际上是如此)重要的共产党干部到中央苏区。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就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围剿，苏区急需增加人力，抵抗围剿。1933年初，国民党明显将围剿中央苏区的行动加强和升级，使得苏区补充人员这一需要更为紧迫和重要。

从1930年底，红色地下交通线开始运转，到1934年l0月，共产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共有200多名“领导干部”经由秘密通道，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这里提到的“领导干部”不仅仅是三十年代初期的“领导”。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运史上有影响的著名人物。他们包括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刘伯承、萧劲光、李富春、李克农、聂荣臻、张爱萍、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六如、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伍修权、王首道、瞿秋白、邓颖超，等等。

把这些领导人从上海护送到江西的工作并不是均衡地展开。1930年底到1934年，似乎有3次大的行动。第一批领导人是在1930年底到达新建立的中央苏区的，那时为了巩固政权，苏区急需人力和物资。第二轮重要的护送行动发生在顾顺章背叛之后。1927年底，中共的安全和情报部门——中共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由周恩来负责。从那时起。顾顺章就一直在中央特科工作。由于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惩罚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机关，顾顺章的背叛使得中央领导十分担忧，下令进行大规模的转移，转移所有顾顺章知道下落的人员。许多同志因此受到影响，被转移到中央苏区。1933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出上海，引发了第三次重要领导人到达中央苏区的高潮。

前面提过，在绵长的红色地下交通线上，有许多大小不等、重要性不同的交通站。并不是所有的护送行动都牵涉到所有的交通站。交通线上确切的行程安排，要看被护送的人在他们所要经过的地区是否广为人知，要看与护送者有关的背景，要看所经之处的政治形势和其他方面的情况，要看其他的相关因素。至于在香港这边，一般有两条路线：经过香港或不经过香港。

虽然我们没有关于这两种行程的准确数字，但很显然，相当一部分在离开了上海后，是先到香港，再进入华南地区，通常会先去汕头。有些人则绕过香港，直接去汕头。安排经过香港的行程，通常的做法是：由上海的负责同志将即将动身的同志的个人特征和个人背景用电台提前告知在香港的华南交通站，并安排好在香港的接头方式，同时派出特别交通员 (他们大都来自青溪)执行任务。一旦情况允许，到达香港的人就会被带上开往汕头的船。他们再从汕头继续在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行程，前往中央苏区。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些人被迫暂时在香港藏身。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站就要解决食宿问题，有时还要提供合适的衣服，以免他们在这个英国殖民地行动时引起注意。

在三十年代初经由红色地下交通线前往中央苏区的共产党员中，许多人曾在香港停留。最有名的例外，可能是对设立红色地下交通线起了关键作用的周恩来。1931年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着重要职务，对于为什么他在那时离开上海，至今尚未有具说服力的说法。但是，1931年夏，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工作情况时，周恩来似乎就在考虑离开。据卢伟良的记述，他当时被特别交代住在租界的一家旅馆。一天晚上，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到旅馆来看他，了解秘密通道的情况。周恩来为什么最后决定绕过香港，我们不得而知。l2月初，周恩来由萧桂昌护送，乘船前往汕头。邓颖超是在1932年初动身的，同样没有在香港停留。

在前往苏区途中经过香港的共产党员有刘伯承、萧劲光等人，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和他的妻子钱希均。然而，叶剑英到达苏区前在香港逗留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的情况突出地说明了香港在这条秘密通道上的重要性。特别讲

述叶剑英的情况，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第一，在此次到香港之前，叶剑英就一直与香港和广东的共产党工作有密切的关系。第二，叶剑英后来为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差不多30年后，他又在推翻“四人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他在中国共运史赢得了卓越的地位。第三 ，叶剑英在有生之年一直与广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仍在他的身后继续保持，因为他的儿子叶选平是这几年的广东省省长。第四，有关叶剑英三十年代初在香港的情况以及前往江西的秘密行程，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系统论述的资料。

1930年中，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军委。苏区军委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刚从俄国回来的叶剑英。叶剑英在1931年1月下旬乘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他要在香港等候有经验的向导护送他到目的地。他还在香港欣喜地与他的母亲和弟弟叶道英团聚。3年前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重要指挥员，香港警方和在香港的广州特务对他都非常熟悉，母亲和弟弟非常担心他会被发现。因此，叶剑英总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大陆这边 ，在广东东部和香港有着广泛工作经验的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邓发，接到来自上海的命令，安排把叶剑英从香港护送到中央苏区。邓发把任务交给卢伟良，指示他要亲自去香港。据卢伟良的记述，邓发非常重视叶剑英的

安全问题，就从香港到江西的行程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并强调要严格按照他的指示来执行任务。

在香港，叶剑英的行动必须非常小心，不仅因为他是香港和广东政府最想缉拿的共产党员，而且他还正巧碰上了本书前面提过的大规模的反共行动。因为叶剑英经常转移，也因为香港的共产党领导人处在空前紧张状态中，卢伟良到香港后没能联系上叶剑英，并且用光了身上的钱。眼看就要沦落街头的时候，他遇到潘洪波。潘洪波带他去见叶剑英。叶当时正住在老同学佴端在跑马地的家里。这还不是香港历险的结束。在叶剑英、卢伟良和其他几名共产党员离开香港之前，就发生了前面提过的反共大搜捕。他们订出应对紧急情况的详细计划，以防在去往汕头的船上引起怀疑。很幸运，没发生什么麻烦的事，而且汕头以后的行程就相对安全得多了。

在长征之前的艰苦危急的岁月里，作为红色地下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站点，香港为保全整体的共产主义事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责任编辑：陈孟君（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