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医院自成立以来，长期是澳门华人唯一的医院，与晚清时期中国的革命关系密切。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毕业后，就在该院悬壶，亦开拓了镜湖医院西医治病的先河。
镜湖医院以照顾澳门华人福祉为宗旨，是华人最为依赖的医疗机构。战时澳门共有五所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且私人诊所林立。但镜湖医院是唯一提供免费留医和西医服务的华人医院，角色非常特殊，责任非常重要。
镜湖医院
赈济难民救治伤病
镜湖医院长期承担澳门华人的医疗工作，与广州方便医院和香港东华医院齐名，且长期赈济内地的受灾难民。1932年淞沪会战时，大批留居上海的广东难民，经香港和澳门返回故乡，东华三院和镜湖医院就负责接济这批过境难民。因此，镜湖医院自1931年日本侵华起，就为抗战作出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空袭华南各地，香港和澳门都是华南难民逃避战火之地。同年12月5日，日军登陆中山县属三灶岛，“女被奸，男被杀。”众多岛民乘船抵达澳门和内港对面的湾仔“露宿街头”。澳门第一次面对抗战带来的切身问题。12月14日《华侨报》报道镜湖决定救济三灶难民，镜湖医院由此展开了赈济难民的工作，也成为本地和中山县涉及难民机构求助的对象。
1938年2月17日，日军再次进攻三灶岛，又有大批居民逃到湾仔，中山县政府设立收容所安置难民，但未有足够物资赈济难民，去镜湖医院请求救济。镜湖医院顿时成为国内政府求援的对象，救治难民的医疗中心、中山抗战的后方医院。
广州沦陷后，涌至澳门的难民更多，每日有数千之众，除一般有能力自觅栖宿或除往香港及别处外，其余均由镜湖医院救济，给膳留宿。
占领广州后，日军于1939年7月进攻中山，镜湖医院借出大堂收容难民。来者不拒的慈悲，正是求助者去找镜湖，社会各界支持镜湖的理由。1940年3月中山县再次沦陷，更多中山居民流入澳门，医疗和赈济需求更多。镜湖医院虽然赈济三灶、中山、广州和香港难民，但澳门却不能承受过多人口。因此，院方对在澳门无亲友可依而又想回乡的难民，按照路程远近，发给路费，让其回乡。这也是镜湖医院的一份贡献，减轻了澳门承载难民的压力。欢来送往，医病扶伤，是镜湖医院对难民最大的贡献。
义诊赠药是镜湖医院的传统。外来难民患病时必会求助赠医施药的镜湖医院。全澳两大医院的就医人次中，镜湖医院承担了98.72%的病人。1941年及1942年镜湖医院的赠诊和赠药平均每年为68300人次和84000剂。1945年1月重设中医服务及增设分诊所，病人和赠药次数亦告上升，当年更是赠医施药最多的一年。
镜湖医院战时的重要工作，是救治抗战伤员和难民。根据史料，1938年4月医院第一次收容抗战伤兵，中山第七区社训大队长去信医院，请求治疗伤员梁添。10月，广东游击区第五支队亦送受伤士兵到院求医，侨务委员会广东侨务处也送难侨去留医。镜湖医院还支援中山和广东抗战的救伤工作。1939年10月2日，日军战机空袭中山，时任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书记林卓夫被炸伤后，亦被送到镜湖医院治疗。镜湖医院不单救治国民政府部队伤员，同样治疗中共领导的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的伤兵。根据投身该队医疗工作的镜湖护士学校毕业生曾还的记述，大队干部杨添和教官陈龙曾先后到医院医治。从各项资料的显示中，可以了解到先后送到镜湖医院的伤兵和难兵至少40多人。这说明了镜湖医院救治军民的作用。
1943年华南多省大旱而饥荒，澳门每日有近百名新来的难民因饥饿或痢疾而死于街上。镜湖医院每日留医病人爆满。除自行前来求医病人外，警察厅和难民所亦移送病人到医院。镜湖医院面临“收既不能，拒亦不忍”的痛苦抉择，决议“尽额收容”。据史料记载，1941年至1945年期间，医院共收容留医病人54745名，数字接近战前澳门人口的一半。镜湖除了收容本地居民、逃澳难民、抗战伤兵、英美侨民外，还诊治逃澳的葡籍难民，镜湖承担了在澳、来澳病人的医治责任。
镜湖医院历来对病死而无亲属收殓、或在街上曝尸的死者，都会给予棺木和义地，予以安葬。香港沦陷后，“一批批饿死、冻死、病死的难民，葡当局执尸体的大黑车日夜不停的轰隆轰隆地响个不停，把死在大街小巷的尸体运到医院殓房的空地上。”镜湖医院的送棺义葬，为社会动容。史料记载自1941年至1945年间，镜湖医院施予方棺和方箱合共达14970个，其中1941年至1943年的施出棺箱数量占九成。施棺数量，反映客死澳门难民的死亡率。这刚好是中山和香港沦陷，以及广东旱灾的三个年头，难民逃过日军的杀害，却还是客死异乡。可知澳门并无足够能力照顾所有避居的难民，更说明镜湖医院不可缺少的一面：为生者医、为死者葬。另外，镜湖医院设有义庄，厝停棺柩，以便运归故乡落葬。
教养留院难童
镜湖医院由1941年4月开始接受来自警察厅托儿所的病童或被拐儿童，后来又接收难民营送来的儿童。至1943年4月底，医院收容难童383名。为应对上升的难童人数，医院于1943年6月设立难童疗养所，准备收容200名难童，由保姆和护士照顾。从成立至1947年6月结束，教养所共收留难民数百名。教养所的努力影响了下一代的人生。
镜湖医院除增设难童教养所外，更在战时改革镜湖学校。至1938年，镜湖学生人数超过500人。镜湖学校传承“医院救济贫病、学校救济失学儿童”的精神，所有学生均获免学费和杂费。镜湖学生积极参与澳门社会的慈善及救亡活动，如派人参与澳门妇女会为镜湖医院举行卖花筹款、阖澳居民为镜湖医院筹款大会捐款、阖澳居民为镜湖医院第二次筹款大会捐款等活动。经历不同时期的镜湖学校，每每配合时代需要而改变，战时难童增加成为急速改革的动力，借教养儿童达到兴校报国的目的。学校亦因此而走向校长专职化、管理制度化和教育现代化。
七七事变后，时任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徐伟卿发动澳门青年和在澳医生，组织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救护团于1937年10月24日成立，徐伟卿为团长，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为训练部部长。救护团是镜湖医院的延伸。救护团使用医院课室和设备，训练救护人员，医院又准许毕业学员每日在教授带领下，分组到医院见习。救护团先后举办两期训练班，毕业学员一百多人。救护团曾于1938年、1939年到广州和中山县石岐附近战场，协助救援伤病难免。中山沦陷后，澳门陷入日军包围，救护团的工作亦告结束。救护团的成立、训练、实习和药物提供，都仰赖镜湖医院的协助，没有镜湖医院就没有这个救护团。
战时大量医生迁居澳门，护校师生人数和教学素质，得到空前的发展。镜湖护士学校逐步建成规模，除了培训本地人才外，还为邻近地区中山、佛山、香港和广州等地训练专才。镜湖医院也是中共游击队医疗人员的摇篮。1944年中共党员郑秀奉命到澳门物色医护人员到中山义勇大队工作。医生招兰昌同意大队卫生室负责人邓碧瑶到他医务所实习，柯麟介绍人员给郑秀带到游击队工作。在现时找到的文献中，曾赴中山五桂山参与战地救伤的护校毕业生有三人，分别是李铁、曾还和任艳华。借着输送救护人员，镜湖医院在抗战中的作用已辐射到澳门以外的地区，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支撑华人社会
镜湖医院是澳门唯一的华人医院，也是华人社会历史最悠久的团体，曾是华人处理地方事务的地方，扮演华人社会政治中心的职能。
1938年华商徐伟卿身兼澳门中华总商会和镜湖医院值理会主席，整合两个华人机构的职能，使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很大的效果，镜湖医院主要负责赈济和医疗工作。所以有关抗日救亡事宜，必邀请镜湖医院参与。1938年6月，澳门各界救灾会发起成立“救济难民委员会”，由五个澳门团体派代表担任委员，镜湖医院获邀参加。澳湾各界纪念九一八大会筹备委员会亦要求镜湖医院派员参加第一次常务会议，澳门各界救灾会、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和“澳湾各界纪念九一八大会筹备委员会”举办“九一八纪念会”和“各界谈话会”，也邀请派员与会。这都是医院地位崇高的表现。
镜湖医院同样得到内地政府和境外组织的信赖。1938年，广州中山大学同学北上服务团要求镜湖医院代为征集前线所需药物，医院议决由值理自行决定认捐。医院提供了一个平台，给所需药物或其他资源的抗战力量，得到求助的可能。对澳门居民或商人而言，也可借这个平台，表达自己爱国和支持抗战的心意。在内地、民间或军队眼中，镜湖医院是一个可以提供援助的机构，而院方支援抗战的态度，则是尽可能尽的责任。
广州沦陷，国民政府成立港澳赈济会，徐伟卿负起与港澳赈济会主任吴铁城和侨务委员会主任许世英的联络工作。其后，澳门中葡人士共同组成“澳门救济难民兼管理粮食委员会”，镜湖医院则成为收容难民办事处，支援收容工作。这正好说明镜湖医院在处理难民中的角色，以及医院在澳门华人社会的地位和重要性。中山县沦陷时，县政府曾委托医院保存一批图籍和测量仪器，至战后才领回。这说明镜湖在中山县政府眼中，是安全的地方，也是可以信赖的团体。
中山沦陷，大批难民逃到澳门，部分人聚居在澳门边境地带。旅居香港和海外的中山籍人，发起赈济避难澳门的中山同乡。中山海外同乡会济难总会建议镜湖医院会同澳门各慈善组织认领赈麦，用作赈济中山难民。镜湖医院负起联络和协调赈济难民的工作。
镜湖医院作为慈善机关，一向以房产租金作为收入，无固定基金生息，每年均借各界捐款物维持运作。面对难民涌入，开支增加，物价上升，医院更入不敷出，需要外界捐助。抗战期间，镜湖医院多次举办筹款的大型活动。中山沦陷以后，澳门在日军的包围之下，抗日救亡的组织被迫停止或低调活动，镜湖的筹款活动成为再次激发起澳门居民参与救亡的社会动员。
镜湖医院治病扶伤，支援抗战，有口皆碑。中共地下党员柯麟加入医院，将医院发展成中共在澳门的交通站和支援中心。除了转运文化人士夏衍、范长江、梁漱溟、蔡楚生、李少石等人外，医院也救助中共抗日部队的伤员。在国共内战期间，柯麟在镜湖医院内游说澳门商人支持中共，医院成了中共争取澳门居民支持的基地。总之，镜湖医院对澳门社会、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