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达德学院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香港地区共同创办的一所正规的全日制文科学院，同时又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创建于1946年10月，1947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后，由分局群委直接领导。1949年2月23日，突遭港英当局以“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及“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为由，取销注册，予以封闭，故办学时间不足3年。达德学院办学历史虽较短暂，但积极支持了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华南地区的解放斗争，对党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是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高等教育领域尝试合作的丰硕成果，享誉全国，蜚声海外，曾被誉为港九地区民主进步运动中的一颗明珠。

                                           香港达德学院

1946年7月，原国民党左派、著名教育家、前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瑷教授，在旅居美国十余年后回到香港，向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尹林平提出，他是应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的邀约回港办学的。中共广东区委经向中央请示后，由饶彰风(中共港粤工委下属的文化宣教委员会负责人)、连贯(中共港粤工委下属的侨运委员会负责人)出面邀请在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共同商议，决定在港创办一间大学，命名达德学院，公推李济深为董事长，聘请陈其瑷为院长，中共广东区委派出黄焕秋参加具体筹备工作。同年9月底，周恩来在上海接见连贯，指出全国内战迫在眉睫，须作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土转移香港之准备。9月29日，周恩来曾致电中央转方方、林平，指出“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香港达德学院的筹建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加紧进行，9月经港英政府同意注册立案(执照延至次年12月28日才予颁发)后，开始招生，10月10日开学，20日开课。开课后不久，中共广东区委曾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学院的办学方针和党的工作问题。方方主持会议，他和连贯都作了重要讲话。

达德学院按高等院校本科的要求，设置政治、经济、文哲3个系。1947年秋，增设新闻专修班、预备班(后改称先修班)。学院院长由陈其瑷担任，后由杨东莼代理院长。教务主任先后由陈此生、杜国庠、朱智贤等担任。总务主任由杨伯恺担任。注册部由黄焕秋负责。龙世雄、陈伯麟、徐坚先后任训导员。邓初民任政治系主任，沈志远任经济系主任，黄药眠任文哲系主任，陆诒任新闻专修班主任，张明生任预备班主任。达德学院以一流的、高水平的师资著称，在相同的学科中，群星璀灿是达德的特色，狄超白、许涤新、梅龚彬、千家驹、翦伯赞、胡绳、宋云彬、侯外庐、马特、周新民、刘榘、黄药眠、钟敬文、周钢鸣、司马文森、曾昭伦等约70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曾在达德任教。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及学术泰斗也在院内以讲座形式讲学。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章乃器、郭沫若、茅盾、乔冠华、冯乃超、曹禺、夏衍、华岗、邵荃麟、周而复等30余人的讲学曾受到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达德的教师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又都是民主革命运动的坚贞战士，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

达德学院在两年半办学过程中，共招收培养学生800余人。总体素质好，学业成绩优秀是达德学生独具的特色，学生来自国内十多个省市及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瓜哇、苏门答腊、婆罗州及美国、巴西，华侨学生、本港学生及女生占一定比例，许多学生原来就接受过进步思想影响，自学过社科理论，不少人还曾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历过考验和锻炼，政治上追求进步，自觉性强，善于独立思考，具备一定生活经验及工作能力，因此在学业上进步显著，成绩优秀。至1949年初被封闭时，全院共分15个班级，计经济系5个班，政法系4个班，文哲系4个班。

达德学院的教学方针，据陈其瑷院长在开学伊始时的介绍，分为5个方面，即: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互助教育、自由教育。弘扬国际主义、民族自决的原则;反对官僚资本和政治独裁，提倡为人民服务;从新的客观的哲学方法研究社会和自然的法则;强调集团互助，群策群力;反对奴化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达德学院树立了优良校风:爱国、进步、民主、团结。学风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百家争鸣、民主探讨;强调实践，从实践中经受锻炼。达德学院创办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转折时期，教学方面进行的各种探索和尝试、改革和创新均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教学内容方面，系科设置与课程安排既按大学本科的正规要求，安排基础理论与专业课程，又强调突出政治思想教育，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加强时事政策教育，课程内容长期与短期配套，采用学分与学年相结合的体制，多层次地培养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具备一定工作能力。

在学校管理方面，提倡民主办学，建立了民主集中的统一行政机构院务委员会，由学校行政当局、教授及学生代表三方共商办学大事。陈其瑷院长在1949年初回顾办学历程时，指出由于董事、职教员、学生、工友的努力及各界的赞助，达德学院才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建立起基础。

达德学院名师云集，任教期间同时进行了科研活动并推出一批著述成果。侯外庐教授于1948年间撰写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他所承担的章节，同时进行了对于鲁迅思想的研究并写出论文。邓初民教授在讲授《政治概论》的同时，积极参加民盟的组织活动，批驳当时出现过的“中间路线”，撰写《阶级论》从理论上予以驳斥。钟敬文教授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以明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民间文学的意义、作用及其与作家的关系，他的文艺思想包括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同时也“被推进了一程”。黄药眠教授在讲授《文学概论》的同时，文艺理论方面著述甚多，《论约瑟夫的外套》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见解。沈志远教授在任教期间，撰写《新经济学大纲》、《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他对马列经典原著进行研究的成果。狄超白教授在任教期间，编辑《中国经济年鉴》。

同一学科的不同学派，还可以在达德学院的教坛上争相鸣放，以历史学科为例:翦伯赞、邓初民是“西周封建”论者，侯外庐、杜守素则将我国封建社会的上限推迟几乎800至1000年，而郭沫若则从早期的“殷商奴隶、西周封建”修正而为“春秋过渡、战国封建”。各家的争鸣引起了学生探索的兴趣，扩大了研究思考的范围。

达德学院的学生大多在政治上敏感与早熟，热情追求真理，勇于革命实践。达德学生积极声援内地的政治运动，在1947年初反对美军在华暴行的示威运动中达德学院学生联合工商、新闻学院学生成立“港九各界青年沈案后援会筹备会”，在《华商报》发出《敬告港九同胞书》，支援全国同胞的爱国行动。1947年南京“五·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开展后，广州大中学生发起了“五・卅一”示威游行，达德学院学生与香岛中学、汉华中学等校学生交换意见，交流活动，支援国内学生运动。194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作出恢复广东农村武装斗争的决定后，达德学生首先以实际行动毅然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到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去。1947年初，首批志愿参加者植启芬、姚世楫、龙跃如等，分赴东江、西江游击区，参加人民武装。从此，达德学生源源不断参加革命斗争，1948年初春还出现了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的估计，达德学院学生在建国前参军的约200人，他们都成长为政治军事民运斗争中的骨干，18位达德学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在战场英勇牺牲的有8人，英勇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的有10人，黄立烈士惨遭活埋，熊宜武烈士被斩首示众。李卡烈士的遗书曾被收入《革命烈士书信续编》，烈士们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及高尚情操，令人肃然起敬。

达德学院师生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因而校内也相应建立了各自的基层组织，并有所发展。中共曾在学院内建立总支委员会，以吴平为书记。民盟曾派刘乐扬为特派员到达德学院筹建民盟区分部。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设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中央青委的意见，决定在香港试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作为广东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试点。首先以达德学院为中心，在港九地区开展工作。同月，达德学院首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会员举行了入会宣暂。1948年春，在中共达德学院总支领导下，会员分批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并建立团支部。1948年年底，学院内青年团员共达180余人。

港英当局对待达德学院这样一所新型革命大学的态度，由1946年秋的相当暧昧，逐渐恶化。在达德学院申请开办过程中，教育司余云帮办曾明确表示同意试办，并派督学前来招生考场监考，但注册立案执照却拖延到次年12月28日才予颁发。学院开学后，教育督察员不断到校视学，教育司并向港英政府呈报称:“该校师资极佳”、“发觉该校从事政治活动之迹象甚微”，“师资方面，明显比本港其他教育学院为高”，但在学院获得正式批准注册后，教育当局及警察部门却不断注视学院一切活动。1948年5月以后，还曾发生警察到学院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强行带走学生的事件。1948年12月，更为了针对达德学院而修订了1913年制定的教育条例，使“教育司有权拒绝或撤销学校之注册”。从而导演了1949年2月22日港督葛量洪会同行政局下令取销达德学院注册资格，深夜派出武装强行封闭学院的事件。事后还因文哲系教授梁嘉(即马特)与广东西江游击区人民武装负责人姓名相同而强行逮捕，后经舆论抗议及各界营救才得释放。

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强行封闭之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3月2日曾致电中共中央及统战部。3月8日，中央复电，对善后工作及经费开支作了妥善安排。达德学院当时共有学生400余人，一部分转入香港建中学校进修财政银行专业，并于1949年7月进入闽粵赣和粤赣湘边区；一部分北上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一部分进入华南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

建国后，绝大部分当年的达德学生积极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国家的建设骨干，部分同学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蒙受委屈，但仍然初衷不改，矢志为国辛劳。1984年8月26日，达德学院校友会在广州成立。随后，北京、南京、福建、广西、湖南等地均成立了分会，有些分会并出版了有关达德研究的书刊。

顺应时代潮流而诞生的香港达德学院，虽然历史短暂，但却影响深远。它不仅是本时期华南地区极具影响的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和青运史上，也引人瞩目。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