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的廖承志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

这是一间还算宽敝的临街门面房。室内以屏风一分为二,隔成大小不等的里外两间:里间不大,有几张沙发和木椅靠墙放着,当中摆着一张茶几——此为会客室；迎门而进的外间稍大, 一字排开的柜台里, 摆放着五颜六色、大大小小、扁扁圆圆的茶叶筒 ,上面清楚地标有诸如 “西湖龙井”“ 黄山毛峰”“ 福建乌龙”“苏州碧螺春”“六安瓜片”等各种各类的茶叶名称 , 柜台的内侧 , 置有几张办公桌椅——此为经营茶叶批发零售的综合门面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室外, 门前新近挂出的一块匾额,上书“粤华公司”四字, 在这车水马龙、店铺林立的皇后大道上并不显得引人注目。在熙熙攘攘的逛游人群中,偶尔也会有人不经意地驻足观望一番,但当发现这仅仅只是一个以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的小小“公司”后,便又依然前行……其实, 这个位居香港繁华闹市、 却又貌似平凡的地方,就是新组建不久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至于以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的“粤华公司”, 只是借以掩护其真实身份的一个对外窗口而已。

对外挂出的公开招牌——“粤华公司”

日本军国主义大量侵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日趋威胁着英、美两国在中国的传统利益。为此，主观上他们也试图以援华政策来遏制日本嚣张的侵略气焰。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所谓 “中立”地位,廖承志和潘汉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积极有效地在争取着港英政府对组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支持。

经过一番认真的筹备和积极的工作,在成功地取得港英当局的同意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粤华公司 ”的名义很快得以设立。鲁言(梁上苑)这样介绍道:“办事处成立于1938年 1月,至日寇占领香港后的1942 年1月撤销,存在时 间长达四年之久。在这期间, 办事处的形式和工作内涵也随着形势而改变和发展。 最初办事处设在皇后大道中18号二楼,这是一间相当宽大的办公室,门口挂了一块横匾, 上面写着“粤华公司”的字样。办公室用屏风隔成内外两间,外面是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间是会客室,廖潘二人便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海外侨领、华侨或港澳社团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等。”“1938年9月间我也调到办事处工作,开头几个月每天都到粤华公司上班。我记得这时候廖承志很少来粤华公司, 因为以他的身份,肯定有各方面的人物对他注意或监视,他若常来公司,反而束缚了自己的行动。海外华侨或香港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在公开地点跟办事处的人员接头,因为可能引起想不到的麻烦。”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构的成功建立, 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成果。这里, 值得一书的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

卡尔,全名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 (Sir Acrhibald Clakr一Kerr ) ,生于 1882年。这可是一位颇具英国绅士风度的著名职业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过驻华、驻苏、驻美大使。他身材瘦长,棕色皮肤, 其思维开阔敏捷,性格活泼开朗,言谈举止诙谐幽默。他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 , 常常会幽默地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往往在谈话十分投机的情况下, 突然冒出一句“当然,我们社会主义者是这样看问题的……”卡尔对中国共产 党人并不抱有成见, 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争和民众动员、军事训练等兴趣甚浓。史沫特莱在与他进行了短暂的接触后,曾由衷地感叹他“是一个在外交界难得的苏格兰好人”。

周恩来同样也注意到了卡尔对中共的友好。1938年初,周恩来曾就中共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与来华任职不久的卡尔进行过商谈。卡尔异常爽快地答应尽快与香港总督联系, 以促成此事。果然,在他的帮助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顺利得到香港总督的批准并很快得以设立,只是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中立”地位, 没有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牌子, 而是采用了“粤华公司”的名义进行变通,借以掩护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争取海外华侨、国际友好团体和国际友人从人力上、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就表明了办事处的半公开的性质。

卡尔后来随英国驻华使馆搬至重庆后,周恩来与之接触甚多。1942年2月月初，卡尔在离华赴苏就任新职之际, 特邀周恩来出席他举行的告别酒会,并将英军缴获的一把德军军刀赠送周恩来。他甚至还拒绝了蒋介石为他举行的饯行, 却应邀出席了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宴会上, 周恩来与他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并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带至重庆的一把日军军刀作为回礼赠送卡尔。《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而发表的《惜别卡尔大使》社论, 对卡尔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粤华公司 ”挂牌之后,住“店”老板娘姓陈。她的15岁儿子陈新是一位烈士的后代,其父亲是在大革命时期牺牲的老党员。这一老一小母子俩,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派遣来“粤华公司”上班。他们以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掩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机关的工作。

起初,办事处的正式工作人员仅有廖承志、潘汉年和连贯三人,所以“粤华公司 ”“挂牌 ”营业时, 廖承志曾幽默地称其为“五子登科公司”。后来,陆续又有乔木( 乔冠华 )、李默农(李少石 ) 、张唯一(又称“ 老太爷”)、杨琳、 林青 、李静 (女)、康一民、熊志华等先后在办事处工作。连贯是这个办事处自始自终的工作人员中为数不多的一位。他的公开身份是廖承志的秘书,实际却总揽着办事处的各项日常工作。

对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最初设立的内幕情况, 连贯在他后来的《怀念同廖公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 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

当时, 党中央派潘汉年、廖承志到香港, 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为此, 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按:应 为卡尔爵士)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 赢得我国海外广大华侨的钦佩, 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要在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 。”……廖承志来港后, 我就被调到八路军、新四军香港办事处工作了。

沉着应变“ 粤华公司”搜捕事件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初期,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并未发生过港英当局刁难的情形,但这种良好的开端为时并不很长,因为香港毕竟是在英国政府的殖 民统治之下。

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港英当局对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表面上虽仍然还采取着他们所允诺的不干预态度, 实际上却在不断地进行监视和限制,其松紧程度随英国政府对中国抗战所采取的政策及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的长期反共宣传,共产党总是被视作“洪水猛兽 ”,所以一般人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香港设立的半公开的办事处机构进行联系,多半是心存顾虑。

鉴此,办事处如果仍然还在固定地方使用“粤华公司”作为接头地点 ,显然有许多不利因素。梁上苑后来在他的一篇《追忆廖公在香港的时候》中回忆说 :

1938年9月间我也调到办事处工作, 开头几个月每天都到粤华公司上班。我, 他 (指廖承志 )若常来公司,反而束缚了自己的行动。海外华侨或香港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在公开地点跟办事处的人员接头,因为可能引起想不到的麻烦。总之,设立公开办事处是弊多利少, 结果粤华公司只存在一段时间就结束了。

大陆内地日趋高涨的抗日运动, 很快波及到了同为中华大地的港澳地区。在香港 ,单妇女界即相继成立有“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妇女兵灾会” 、 “ 新运会香港妇女促进会”、“女青年会”等团体组织。1937年底, 自廖承志 的母亲何香凝、孙夫人宋庆龄等相继抵港后, 这四个妇女团体很快又组成联席会议 (简称香港妇女“ 四联会”）。

一时间 , 香港的抗日活动逐步高涨起来。

为了扑灭香港人民日益燃起的抗日斗争火焰,日本人在不断地加紧对港英 当局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潜居港岛的 C C 系特务亦在一旁与汪伪分子共唱“ 双簧”, 巧施离间。于是,港英决定对香港各抗日团体采取行动。

1939年3月11日, 港英警署出动便衣警察对“粤华公司”实施突然检查。 结果,驻港办事处与南洋各地的通讯名单和通讯地址,以及办事处将要发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登记表等文档资料均被搜走；办事处的连贯及谭乐华 (女 )等五位成员亦遭逮捕。

事件发生后, 廖承志一面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 一面向周恩来发出急电报告情况。

在重庆,周恩来获悉事件经过后, 迅即面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 详细通报香港“粤华公司 ”的搜捕事件；在香港, 廖承志则亲至港英警署进行交涉。他严正指出:“ 粤华公司是根据中英双方协议而设立的正式机构。贵方在事先没有通告、没有招呼的情况下, 公然采取如此突然的搜查行动,还带走我们的五位工作人员 ,这是贵方单方面违背协约,有损中英双方感情的粗暴行为。对此,贵方 应负全部责任!”

“抱歉,我们不知道粤华公司即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至于这次搜查行动 ,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接到荷印( 即印尼)和马来亚殖民政府方面的报告, 说是两地政府不愿见到来自香港的英文宣传品。”港英警署如此搪塞,显然是在“自圆其说”。

3 月15日,经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交涉并由廖承志作保,港英当局释放了连贯等人,同时归还了被搜走的多份文件。

搜捕事件后,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和处境并权衡利弊之后, 撤销了“ 粤华公司”这个半公开的对外联络点；办事处也不再租赁办公 室, 而是采取“ 化整为零”的形式进行联络和办公。廖承志、连贯等此时开始用华比银行邓文钊的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其他工作人员因不便到华比银行,也都各自设法寻找关系, 相继建立起自己工作的联络点。

咖啡店和茶社小座里的统战工作

在香港, 人们很时兴每天下午去咖啡店或茶社小座。他们借饮茶聚会交流信息, 讨论时局。这样一来 ,这些咖啡店或茶座客观上便成了香港的“文化沙龙”, 成了香港文化人的聚会地。

当时, 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有多处咖啡厅 (座 )。大众化的是位于大道转角处的一家名叫“蓝岛”的咖啡座；在大楼地下室以猫头鹰作标志的“聪明人”咖啡厅,则档次稍高, 许多西方记者经常在此聊天,《天下》杂志社的著名学者如温源宁、叶秋源等也喜欢在这里会朋交友；而位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楼上的“阁仔”, 因为位居该公司大厅里的半层楼上, 进人茶座可以俯看商场大厅内的热闹气氛, 更重要的是雅俗共赏,价格适中, 所以很受文化人的欢迎；至于香港的上层人士,大多是到一个名叫“ 高罗士打”的大酒店,更高档的才到半岛酒店就座。

廖承志十分重视这些公众场所。他经常周旋于此, 用各种方法吸引和团结那些关心中国抗战的文化名人和各阶层人士，把党在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做到了咖啡厅和茶社小座。当年同在香港的冯亦代，后来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彼时，廖承志同志每天下午必在中环皇后大道一家咖啡店里盘桓。看起来似乎他每日在此闲座，而逐渐我发觉这是他会客和洽谈工作的地方。那里老乔也是每日必去的，还有就是杨刚、郁风、徐迟和我等几个人。夏公(按:指夏衍)在广州沦陷后自桂林来港，也是座上之客。承志同志在一边会晤来人，我们则在另外的火车座上倾谈。那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里有个人，大革命时是共青团员，后来由党派去苏联读书，回国后即被捕成了叛徒，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是军统在香港的负责人。他不时也到这家咖啡店来窥测廖承志同志的动静。但他最怕的是老乔，只要老乔在座，他便搭讪着要走。可老乔不放过机会，与这位“贵客”谈论时局，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一直谈到中国的抗战；从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的勾搭谈到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嬉笑怒骂有如莫邪干将，精神上把这位“贵客”破得体无完肤。

文中的“老乔”，即乔冠华。他是在广州沦陷后，由余汉谋点将自韶关赴港，以协同余的亲信黄范毅创办《时事晚报》并出任该报主笔。抵港后，他很快与廖承志、连贯等有了经常的接触和往来。廖承志对这位才华横溢、反应灵敏的哲学博士本来就十分欣赏和器重，当乔冠华通过连贯正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后，随即便将其入党申请报到了延安。

当时，毛泽东虽未见过乔冠华，但对他所频频发表的国际述评文章很是赏识；周恩来也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オ，批准一个乔冠华入党，可以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于是，中央的批复很快就电传到香港。这样，经廖承志和连贯介绍，乔冠华正式加入了中共。

考虑到乔冠华与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的特殊关系，出于党的统战工作需要，当《时事晚报》因故停刊后，廖承志要乔冠华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继续为党在香港的文化宣传活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此，乔冠华后来曾诙谐地说: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是党外民主人士。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香港及海外地区的舆论宣传，廖承志建议成立中国新闻社，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资助并让乔冠华出任社长。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一个民间新闻社在香港成立，成员还有胡绳夫妇和胡一声、郑展等人。

身为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不仅肩负着办事处的领导重任，还具体负责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工作。

一次，廖承志带回家一只沉甸甸的箱子。他要妻子经普椿立即将箱子送到指定的秘密联络点。

“箱内装的是什么?”经普椿问。

“你尽管送去就是了。”廖承志笑了笑，没有正面作答。

经普椿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满满的一箱美钞。“这么多美钞，我可不敢送去。”

“不必担心。你是女同志，不像我目标大，特征明显。放心去吧，不会有事的。”

廖承志不仅动员妻子协助自己的工作，还动员自己的表兄弟——香港华比银行华人买办邓文田和邓文钊，将海外华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直接汇到华比银行廖承志收。这件事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起初，在众多香港人的脑海中，传说中的共产党似乎就是“洪水猛兽”，唯恐躲避不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承志说服了他的邓氏表亲，成功地使用起了华比银行这个特殊的联络点。

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硕士学位。他那早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后来在廖承志的帮助下，不断得到升华。他逐步认识到，要救国救民于水火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不顾风险，毅然接受中共委托，把任职的华比银行和经营的崇德堂，供作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邓文钊负责经理部，1946年复刊后又出任董事长。他对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就这样，廖承志所领导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香港沦陷前的数年之中，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抗日外交书写出了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