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一位具有非凡经历和传奇色彩的人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活跃在上海文坛，受中共中央委派，推动组建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ー。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转入中央特科工作，成为党的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之一。30年代中期，他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秘密使者。抗日战争时期，他活跃在香港、上海等敌后地区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是情报工作首脑人物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为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潘汉年

一

潘汉年在香港，写下了他生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是他非凡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前，潘汉年曾数度来过香港，但那是路过，香港并不是他活动的基地。

1934年1月，他曾从福建马尾乘船来到香港。那时十九路军蒋光鼐、陈铭枢、蔡延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失败，福建人民政府解体。潘汉年曾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代表身份和十九路军谈判，留下作为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常驻代表，这时也被迫撤离福州，在危急中来到了香港。但就是这样，他在逗留香港期间，还是不失时机地和避居香港的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商谈继续反蒋抗日的问题；并鼓励在港的梅龚彬等继续做好统战工作。

过了一年，他又来到了香港。那是1935年4月，遵义会议后，他奉中央命令，和陈云先后离开长征队伍准备前往上海，一方面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一方面准备恢复白区工作。他来到香港后，曾设法去上海和临时中央局联系。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也没有人在上海负责，联系困难。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从安全考虑，建议他还是回香港去等候消息，待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再转告。这样，他又返回香港。在香港期间，他会见了原情报干部钱铁如(纳水)，以及长期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友柯麟等人；也通过梅龚彬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鼐等反蒋人士。后来上海传来消息，陈云已到上海。于是潘汉年立即返上海和陈云会晤。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陈云、潘汉年先后从上海出发去苏联，直接和共产国际联系。

1936年5月，潘汉年又一次来到香港。这次他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代表团)的决定，离开莫斯科回国，参加国共谈判的联络工作。当时共产国际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代表团曾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而当时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损害英美利益，英美对日态度转硬。蒋介石政府企图借助苏联遏制日本侵略，派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代表团试探国共谈判的可能性。中共代表团以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指定由潘汉年回国后同国民党联系。于是就有了潘汉年这次回国之行。和潘汉年同行到达香港的是秘密党员胡愈之。中共代表团交代，胡愈之以后由潘汉年直接领导。潘汉年到香港后，首先要胡愈之去上海，设法找到上海地下党组织，了解党中央和红军的行踪，以便联系。并按照在莫斯科时与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约定的联络办法，写信给南京国民党的陈果夫、陈立夫，要他们到香港联系，商量两党谈判事宣。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文化界和救国会人士的关系，和4月间奉中央指示从瓦窑堡来上海的冯雪峰取得联系。冯雪峰立即随胡愈之一起到香港和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告诉冯雪峰，自己奉中共代表团之命回国联络国共谈判，要找党中央汇报这次回国任务。冯雪峰谈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和潘汉年回国的任务是一致的。冯雪峰并告诉潘汉年，已有与陕北通报的电台和交通。他并立即回沪把与与潘汉年见面的情况报告了中央。

当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开展，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于1936年5月31日成立。但会议的宣言和口号还有些“左”。潘汉年在香港特地找了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和陶行知，向他们宣传解释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并商量由胡愈之帮助起草一个公开信，以表示救国会在新形势下团结抗日的态度和对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陶两人十分赞同，邹韬奋并亲自持《公开信》到上海，请救国会另外两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修改，并在《公开信》上签名。这样，由沈、章、陶、邹4位救国会领导人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7月15日在香港《生活日报》上发表了。8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作了复信。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第64期上发表了这一复信。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通过梅龚彬和在香港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接触，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原情报干部胡鄂公、钱铁如等人见面。胡鄂公代表李宗仁邀请潘汉年去广州，与李宗仁见面一次。李宗仁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抗日。潘汉年又和以往相熟的叶挺见面。叶挺和党长期断了关系，从国外回来后住在澳门。潘汉年找到他，向他宣传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叶挺表示很赞成，愿意为实现团结抗日目标而出力。有人说，有了这次会面，才有后来1937年叶挺出山任新四军军长的事。

这时，潘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联络国共谈判。7月7日，香港《生活日报》上登出了一个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叔安是潘汉年的化名，黄毅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的化名。张冲是受陈果夫、陈立夫委派来香港和潘汉年联络的。这样，潘汉年和张冲很快见了面。张冲请潘汉年去南京具体商谈两党谈判合作的办法，并告诉潘汉年，将介石要解决两党关系，以便和苏联进一步洽商抗日军事互助合作。7月中旬，潘汉年就同张冲一起乘船离开香港经上海去南京。从此，潘汉年往返南京、保安、上海等地，为联络国共谈判事宜做了大量工作。10月21日，党中央决定潘汉年为正式谈判代表，进行国共合作的初步谈判。潘汉年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

二

抗战爆发，潘汉年在上海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卓有成效地在上层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采取各种办法，搜集敌方情报向中央报告。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上海，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党中央对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等爱国民主人士十分关怀，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转移去香港、内地。中共中央曾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去香港。其中一次潘汉年亲自把电报送给宋庆龄，一次通过地下党员李云(祝秀贞)作了转达。宋庆龄开始因尚有工作需要处理，一时无法离开。在收到第二次电报后才决定离沪去港。潘汉年还以“八办”负责人身份向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转达党中央的关怀，并就安全转移作精心安排。这时潘汉年也奉命移港工作，他在安排好宋庆龄等人安全转移任务后，于12月10日与夏衍同乘法国凡提伯爵号邮轮去香港。

潘汉年到香港后，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开展捐募寒衣的活动，以支授艰苦战斗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战士。廖承志一家在海外华侨中有广泛的影响，潘汉年和廖承志又是公开的八路军代表，因此活动取得很大成功。1938年初，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大同盟(保盟)，廖承志、潘汉年以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代表的身份和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共同努力，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把他们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他们在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上层爱国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交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争取国际同情。香港皇后大道18号上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初，廖承志、潘汉年还到广州去会见各抗日救亡团体负责人，进步文化界人士，向他们阐述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

1938年8月，潘汉年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会后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1939年4月，因患眼疾，经组织决定，去香港治疗。行前，他和中央社会部领导一起研究敌后情报工作，并就争取分化汉奸李士群等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5月，到达香港。经过治疗，他的眼疾基本痊愈。这时中央社会部来电，要他留在香港搞情报工作，专门搜集敌伪情报以及英美和蒋介石之间关系的材料。中共中央并任命他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并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华南情报局领导机关设在香港，第一线是上海。主要是在上海、香港、南洋等地开展情报工作。这时，潘汉年得到廖承志的协助，统一了廖在港、澳、粤的情报摊子，对外他仍以协助廖承志搞统战工作进行活动。不久，潘汉年去上海了解并建立新的情报据点，中央社会部选派一批人到上海配属潘汉年领导的新建的情报部门。前几年，潘汉年搞情报工作、统战工作以及党的工作，而现在起，他是以中央社会部负责人的身份直接在敌后第一线主管情报工作了。他通过特殊关系，派遣情报干部到在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内部开展工作。派遣情报干部到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那里去做工作。他亲自和日特岩井英一、汪伪特务李士群等魔鬼打交道，他一直往返在香港和上海两地，组织指挥华南敌后地区和上海的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像1939年6月开始，美英法三国政府在亚洲炮制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在香港的潘汉年情报系统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英、日在东京秘密谈判的情报。1941年又获得国民党驻英大使在伦敦同日驻英大使和英首相商谈“和平方案”的主要情报。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后，毛泽东于1941年4月25日为中共中央写了《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41年6月13日，潘汉年在香港签发了“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此情报提供给苏联后，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南方局也有类似报告)。苏德战争果然在1941年6月22日爆发。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还是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解决西调的问题，对我国国内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这些战略情报，潘汉年情报系统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再如汉奸李士群提供的日军要扫荡苏北盐阜地区，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信息，对我军抗日十分有价值。潘汉年在此期间，还和宋庆龄时有来往，向她提供有关汪伪、日特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予以应变。潘汉年奉中央命从香港到上海配合。周恩来为保护在重庆等地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免遭国民党的迫害，布置几条撤离路线，有的去延安，有的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则大量撤到香港和仰光。潘汉年返港后会同有关同志迅速作了安排，接待从重庆、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大批文化人士的到达，使香港的文化活动、民主活动、国际宣传，有了新的开展。为加强领导，南方局还成立了由廖承志、潘汉年、夏衍、胡绳、张友渔组成的“文委”。这时，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转辗到达香港，向廖承志、潘汉年讲了事变经过。潘汉年将李一氓的报告转报中央。这是皖南事变后第一个有关事变的详尽报告。潘汉年又提议并陪同李一氓去澳门慰问了叶挺夫人。随后，又亲自护送李一氓到上海，介绍李一氓和刘晓相见，由中共江苏省委安排交通送李一氓去苏北根据地。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同时，对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实施攻击。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安全又遇到严峻考验。经安排，宋庆龄在日军轰炸香港启德机场前6小时，乘最后一班飞机离香港赴重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党的干部，被困在香港。中共中央在日军向香港发起进攻当天，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要多方设法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周恩来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对转移、疏散工作作了具体部署。经各方面紧密配合和几个月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梁漱溟、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人。其中大多数顺利安全地撤往东江，再转往韶关、桂林和重庆等地。当时潘汉年正在上海。华南情报局在香港的情报摊子，经中央同意，由潘汉年亲自部署，于1942年三四月间，通过特殊掩护，分两批撤离香港，内勤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转移到内地。中央指示，撤港后潘汉年的工作以上海为中心。从此，潘汉年就一直在上海、淮南，领导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三

1946年9月，根据周恩来对蒋管区党的工作的统筹安排，潘汉年和夏衍一起离开上海，再次来到香港，潘汉年被指定负责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工作。后来中共中央作出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香港分局，潘汉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统治正趋崩溃，各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和文化界人土陆续从内地、上海来到香港，到1948年总数达千人以上。潘汉年积极帮助他们在港设立机构，开展活动，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潘汉年先后会见何香凝、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彭泽民、章乃器、马叙伦等人，和他们共同商讨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途径、方略。有少数上层人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潘汉年耐心诚恳地做解释说服工作。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先后在香港召开代表会议，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潘汉年都与他们共同商量和指导。当时香港分局和各民主党派举行双周座谈会，由香港分局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交流情况，统一对美蒋斗争方针的认识。潘汉年经常是座谈会的主讲人之一。由于他学识渊博，分析透彻，态度诚挚，热情谦虚，深受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敬佩和信赖，许多人都愿意找他谈心。

随着中国革命进程的加快，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许多人越来越看清蒋家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不愿当殉葬品，纷纷寻求新的出路，有的就到香港来找关系。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抓住时机，抓紧做好国民党营垒人员的策反工作。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在香港逗留期间，对老友张骏祥表达了对蒋介石统治的强烈不满，准备去英国讲学。当潘汉年从夏衍处了解钱昌照这一心态，立即指示夏衍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心，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潘汉年并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回电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下来。与此同时，潘汉年系统在上海的情报干部也正在做时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等的工作，并报告了潘汉年。在潘汉年情报系统干部和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资源委员会负责人起义，使所有人员(除在台湾的企事业人员外)都留下来，厂矿安全完整地交给人民接管。该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负责工矿事业建设和管理的机构，管辖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水泥、耐火材料、造纸、制糖等行业，共121个总公司和事业机构，近1千个生产企业，拥有技术和管理人员3.2万人，技术工人22万人，集中了旧中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的精华。这是新中国进行生产建设的一笔重大的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资源委员会的起义，对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开展建设起了巨大作用。1948年冬，潘汉年对卢汉、龙云也做了不少工作，结果卢汉弃暗投明，宜布起义。潘汉年还参与领导了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香港起义的初期准备工作，配合上海地下党组织争取上海海关的一些高级人员留下来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服务。

这段时期的香港，爱国民主力量集中，各界文化人士荟萃，香港成为进步文化活动、爱国民主运动以及开展国际宣传、开辟南洋工作的中心。党出版了《正报》及《群众》杂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和民主人士合办《华商报》，各民主党派也办他们自己的报纸。香港《文汇报》开办之初，国民党特务前来威吓、恐吓，潘汉年鼓励《文汇报》负责人徐铸成:“沉着应战，多注意宣传的实际效果。”《华商报》《文汇报》和孙起孟办的《国讯)》杂志，经济上遇到困难，潘汉年就帮助他们采取募捐、征募股款等办法度过难关，使这些报刊在爱国民主运动中积极发挥作用。潘汉年在百忙中还在党创办的《群众》周刊上以萧恺的笔名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像《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怎样看李宗仁》《蒋政权还能革新吗》《和平谣言及政变问题》《加强团结和努力扩大统一战线》《李宗仁想走哪条路》，针对时局形势中的热点问题，以尖锐的笔触解开人们心中的迷雾。这些文章不仅在香港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而且通过秘密渠道发行到上海、南京等地，在蒋管区人民中广泛流传。潘汉年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在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期间还先后向党的干部作了8次报告，内容包括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和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

解放战争后期，香港分局的一部分领导人如林平调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连贯北上天津，潘汉年成了中共在香港的“权威人士”了。正如夏衍后来所说:“当时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潘汉年工作越来越繁忙。他没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地点，经常在一些咖啡馆等场所找人谈话，而人们要找他，往往只能通过《华商报》来找。夏衍说他:“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时间来折算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4年或者5年的工作。”特别是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一事，耗费了潘汉年大量心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土及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积极组织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并就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参加者以及北上交通等问题具体磋商。8月，中共中央特电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要“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并指定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中央。周恩来并派钱之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潘汉年、章汉夫等，由潘汉年牵头组织护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这些人士有的还要从西南、西北、华中和上海等地抵香港，再分批护送去解放区。像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张志让等人都是从上海秘密来到香港后，再由港北上的。周恩来原设想开辟由香港经欧洲到苏联再赴哈尔滨的路线，曾要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汉年通过萨空了找港英当局联系人，说明民主党派负责人员要从香港去伦教，转莫斯科去东北解放区。联系人表示要报告香港总督。总督又表示作不了主，要请示伦敦，需一个较长时间才能答复。周恩来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这条航道完成这次重要而机密的任务。

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方面戒备森严阻饶我民主人士离港北上。潘汉年排除万难，精心组织，他利用统战关系出资租船，挂外商旗号，从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然后从香港运出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器材等到东北。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乘船北上。每次人数不能过多。潘汉年对租的哪一家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人们带多少行李，万一被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缜密考虑，一一作妥善安排。从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先后送走了20余批民主人士，总数达350人以上，没有一次失误。北上的人士包括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沈雁冰等。关于宋庆龄北上事，中共中央曾致电方方、潘汉年、刘晓“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毛泽东、周思来并致电宋庆龄。潘汉年为此，专门派张建良(即华克之、潘汉年系统的情报干部)由港秘密到沪，找到宋庆龄的秘书，请她将周恩来的信转给宋庆龄，邀宋北上。宋庆龄考虑再三，复信表示“……很长时间的考虑，仍以一动不如一静，热烈地在上海欢迎解放，和诸公迅速地在上海握手，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求勿念。”张建良在取得了宋庆龄的复信后，回香港向潘汉年复命。宋庆龄是在上海解放后，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

1949年4月28日潘汉年和夏衍、许涤新登上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货轮离开香港去天津，并即到北平向中央报到，接受接管上海的新任务。这是他对香港的最后告别。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