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香港启德机杨像往日一样繁忙。

当天下午1时26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从这里起飞，搭载11名特殊的乘客飞往印尼，他们是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以及越南、奥地利、波兰有关人员。可是将介石特务企图暗杀周恩来总理，破坏亚非会议，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除3人生还后，其他人全部遇难。

牺牲者中有一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兼该路团员领队黄作梅，时年39岁。

皇仁书院的高材生

“您还记得黄作梅吗？他长得什么模样？”为了捕捉这位牺牲者的音容笑貌，我向当年和黄作梅共过事的同志提出了这个间题，如今他们都年岁已高。

“当然记得了。他人很斯文，个子不高，圆险，皮肤微黑，眼睛凹陷，长得有点儿像西哈努克亲王。”和黄作梅同在东江纵队战斗过的曾兆辉如是说。

黄作梅，1916年2月13日出生在香港湾仔。父亲在政府工务科当高级文员，母亲是番禺当地秀才的女儿。9岁，黄作梅考上了香港湾仔区的“敦梅学校”。这所中文学校以创办人莫敦梅的名字命名，在当地颇有声望。 在敦梅学校7年苦读后，黄作梅在1932年被保送到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皇仁书院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孙中山曾在此就读过。该校教育水平比较高，一向被人们视为香港的名校。30年代的皇仁校刊《黄龙报)这样记录着黄作梅在校期间的成绩：“1932-1934，黄作梅获得二年级A班第一名嘉奖。”黄作梅只在入学的第一年交了学费，以后因年年拿第一，学费全免直至毕业。

1935年6月，黄作梅以可升入港大所有院系的资格通过了香港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学会考。但未满20岁的他还是忍痛放弃了大学的梦想，因为家里人口不断增多，兄弟姐妹9人，仅靠父亲的收入已很难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在皇仁书院就读时，黄作梅开始以自己的稿费和上街卖报得来的钱补贴家用。为了拿到份稳定的薪水，在1936年1月报考了英政府的文员。在几百人的竞争者中，他以第11名的成绩被录取，被分到湾仔政府货仓工作。

东纵联络处年轻的首席翻译官

七七事变爆发后，黄作梅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也渴望像二弟和二妹一样，离开香港奔赴抗日前线。可是家中还有父母和五六个未成年的弟妹，为尽孝道，作为长子的黄作梅只得留在香港。1941年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英美的势力被日本人逐出了东亚。但是气焰嚣张的日本人没有想到，自进军华南以来，他们第一次遭遇上了真正的对手——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是东江纵队的前身。当时，这支鲜为人知的队伍在广阔的东江两岸和港九诸岛神出鬼没，令日军坐立不安。黄作梅就是这支抗日队伍中年轻的一员。

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东江纵队在香港沦陷后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有关方面合作全力紧急营救被围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以及盟邦人员。当时黄作梅是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不仅负责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的工作，而且直接战斗在营救工作的第一线。他利用战前在香港海军船坞工作，参加过政府文员协会，社会关系多的有利条件，积极搜寻被日军囚禁的原英籍文职官员的线索，组织营救，帮助他们脱离险境。日本侵占香港期间，东江纵队共援救了英国人20名，美国飞机驶员8人，印度人54人，丹麦、挪威人等共89名国际友人。比较有名的是英国军官赖特上校，要员祁得尊、港府警司谭臣等。

获教后的赖特对东江纵队深怀敬意，返回内地后便建议英国军事当局组织一个营救战俘的机构。1942年7月，经英国国际部批准，在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赖特任上校指挥官，祁得尊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自此东江纵队开始了和英军服务团并肩营救盟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当时日军在香港市区统治极严，秘密警察无孔不人。黄作梅和东纵其他工作人员在极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英勇沉着地帮助英团组织情报站，计划营数国际友人的办法，布置秘密交通线。黄作梅经常一马当先地担负最危险的工作，以鼓励英团工作人员的勇气，并经常指导他们关于秘密工作和坚持地下斗争的艺术，不断向他们提供改善工作的意见。由于东纵和港九大队在新界英勇斗争，游击区日益巩固，使盟国人员获得很好的安全保障和工作便利。东纵并允许英团在新界地区建立联络站，担任与香港市区工作人员及惠州办事处的联终工作，便利了他们对市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轻了敌人封锁的危险和交通的困难。东江纵队与英军出色的合作，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1944年，美军空袭香港启德机杨，其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因战机中弹被迫跳伞，幸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小鬼队”的营数，得以虎口逃生，经游击区返回桂林。克尔将其历险经历报告了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陈纳德请示华盛顿后建议和东江纵队联手，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1944年10月7日，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欧戴义少校手持陈纳德及克尔的感谢信，率领观察组来到了东江纵队。

经中共中央同意，东江纵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部门——联络处，负责和欧戴义的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袁庚任联络处处长。因黄作梅英文娴熟，司令部便把他调到袁庚的联络处担任首席翻译。为了顺利开展工作，黄作梅和欧戴义住在一起。这位曾在广东阳江当过传教士的欧戴义很欣赏黄作梅的才干，后来他致信东江纵队司令曾生，赞扬黄作梅的优良工作。

英皇MBE勋章获得者

东纵联络处成立之日，正是盟军在太平洋大反攻之时。联络处情报组规模迅速扩大，情报人员发展到200多人，情报站遍及南自香港，北至广州，东自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所有东江地区的日军占领区。为了配合盟军的反攻和登陆，他们在看不见的战场上展开了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及在华美军司令部提供了大量、精确的情报。

黄作梅组织和领导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就设在香港深水的钵兰街，叫“广恒杂货铺店”，该店以黄作梅名义注册，他的父亲、大妹、弟弟和两个伙计都在这里工作。英军服务团总部的指令、文件、经费，经国际小组人员带到杂货店后，再转交给在港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将搜集到的日军情报及物品也送到杂货店，再转到总部。为了工作的需要，黄作梅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出入无常，家里人整天提心吊胆，惟恐何时发生不测。果然在194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军进铺子，抓走了黄作梅父亲、大妹、五弟等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黄作梅的革命意志。

日本投降后，英国人重返香港。当时英军只有2000人，自感力量溥弱，难以在香港立足，他们同东江纵队谈判，要求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暂缓撤退，以协助维持治安，并同意东江纵队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在这次谈判中，黄作梅以少校衔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袁庚上校的英文翻译。中英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港九大队仍按原计划撤离港九和新界，但以灵活方式组织群众性的武装，维持当地治安。同时东纵在香港九龙接近半岛酒店的弥敦道172号二、三楼设立办事处，由黄作梅在香港进行筹备。袁庚北撤后，黄作梅担任办事处主任。

鉴于东江纵队对盟军作出的贡献以及黄作梅的工作，1946年英皇乔治六世邀请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黄作梅到伦敦参加二次大战胜利大游行，并予接见，授予他MBE(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勋章。1947年6月27日《伦敦宪报》在刊登英皇颁发勋章人员名单时这样记载:“雷蒙·黄(即作梅)、学生、九龙。为表彰其在1945年9月2日前，对英军东南亚军事行动作出的贡献。”

这是当时唯一获得英皇授勋的共产党人。

新华社海外第一代英文发稿人

东江纵队北撤后，东纵办事处主任黄作梅奉命继续在香港活动。1946年10月，周恩来派乔冠华到香港组建新华社分社，并在同年10月29日致电中央转方方、林平并香港工委，指示:“英文杂志可先登记出版，即以黄作梅为发行人出面”，“新华分社望与汉夫、乔木协办。”黄作梅参与等建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战后的香港，经济破败。党组织活动经费困难。黄作梅千方百计为组织筹款。

1946年初，黄作梅的伯父黄念初只身一人从韶关返回香港。黄念初没有子女，自已积攒了一些钱，战前在香港有些物业。回港后他将在九龙的一栋大房子送给了黄作梅的父亲。这栋大房子占地1亩，四周种满了果树。因为作梅是长子，因此房契上写的是黄作梅的名字。黄作梅让他的大妹一边办理好过户手续，一边找买主，直接把房钱交给了党组织派来的人。据说这笔钱后来用于筹建香港分社和有关组织。此外，黄作梅还把父亲的退休金数万元港币全部拿出来，作为内地撤到香港来的许多干部的生活费。黄作梅心里想的都是党的事业，丝毫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黄作梅牺牲后，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把当年黄作梅筹款的一笔钱交还给他年迈的母亲。

1947年2月，黄作梅受新华社派遣前往伦敦，创办新华社伦敦分社。1947年6月，新华社伦敦分社成立，黄作梅担任社长。6月10日，以新华社记者黄作梅名义发行的新华社新闻稿第一期在伦敦出版，寄发欧美各国。香港分局1948年8月18日给中央并城工部的工作报告，称:“英分社去夏成立，开始均周稿，今年加发少量日稿”，“周稿发行范围遍及欧洲，共约二百份。”“英分社并时为电讯社及英大刊物撰稿，影响不小”。读者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摄于1947年秋冬，黄作梅刚以伦敦新华分社社长的身份在白金汉宫结束采访。照片上的黄作梅，西装革履，气度潇洒。

1947年秋冬间，黄作梅以伦敦新华分社社长身份到白金汉宫

采访后，在宫前与卫兵照相留念。

实际上，这套深灰色带细条纹的西服是黄作梅仅有的两套西装之一，另一套是夏装。黄作梅在伦敦的生活和工作是艰苦和辛劳的。黄作梅来到伦敦后，在当地进步华侨和英共的帮助下，以半公开的身份开展工作。刚经过战火洗劫的英国，物资相当贫乏，人民的生活也很清苦。在伦敦，黄作梅几乎顿顿以士豆为主食。

和黄作梅认识的驻布拉格的新华社记者吴文焘在1985年曾有这么一段文字描述了黄作梅当时的情形:“那时，他是带香港籍公民的护照，在伦敦租了间小房子，和另外两位同志在一起，以私人企业名义，印发新华社每天的英文广播稿。我觉得他踏实朴素，见解深沉，工作能力强，有忠厚长者风。记得他陪我到海格特陵园去凭吊革命导师马克思墓时，从他独立在海外工作所得到的兄弟共产党的热情帮助，同我谈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伟大口号的不朽含义。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就要格外注意‘慎独︐，时刻不忘党和人们的嘱托。”

生活的艰苦，并没有使黄作梅的革命热情稍有减灭。每天他忙着接收来自延安清凉山的英文稿件、出稿发报、向欧美各国散发来自共产党新华社的消息。当时31岁的黄作梅尚未成家，一部手提打字机陪伴他在伦敦度过了辛劳而又充实的两年。这段经历使他成为新华社海外分社创始人之ー、新华社海外第一代英文发稿人，伦敦新华分社成为新华社驻外第一个出稿站。

然而，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两年来没日没夜的忙碌，本来身体很健壮的黄作梅硬是累出了心脏病。回到香港后，他再也不愿意碰一口土豆了。

香港新华分社第二任社长

1949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香港许多干部奉命北上到中央工作，黄作梅在此期间由伦敦调回香港，5月，任香港工委候补委员，负责新华分社工作。乔冠华6月给中央的报告称:“关于对外联络包括与港府的交涉及与洋人一般的接触，打算由作梅及谭干接办。”乔冠华北上后，黄作梅接替乔冠华任新华分社社长的职务。

黄作梅除了公开负责新华社分社工作外，在党内还参加香港工委工作。香港工委1949年10月15日给中央统战部电:“临时工委照旧由铁生、作梅、苏惠三人负责，以铁生为书记。”后苏惠、张铁生调离，黄作梅任工委书记。

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中华民国政府设在香港的“外交部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宣布撤销。周恩来向英方提出，要援此先例，在香港设立港方办事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特派员驻港办事处”，但英国不同意，希望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大使馆或总领事，周恩来拒绝了，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香港是英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将香港新华分社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香港的官方代表机构。除了新闻工作之外，还要处理中国政府和港英政府交往的事务性工作，办理中方人员经港赴外国的手续。作为一社之长，黄作梅的工作量就可想而知了。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总社的发稿量大大增加，香港分社也从初期单一转发总社文稿到向总社发去稿，黄作梅除处理各种事务，还常在报上撰写社论、文章和国际评论。从1953年6月至1954年7月，奉外交部之命，他以黄傲霜、黄中流等笔名，在《文汇报》的《天下大势》专栏上发表了近40篇的国际评论文章。

黄作梅的夫人雷善儒后来回忆说:“真没见过这么忙的人。我跟他生活的那4年里，他没有哪一天是在晚上12点之前休息的，总是工作。大清早起来，人又不见了。作梅喜欢打网球，如果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能挤出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打场球，就是他最好的娱乐了。其实他的生活可以说是很单调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

黄作梅忘我地投身到香港分社的工作中，一干就是5年。1954年，中英两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虽在1950年承认中国，并断绝了同国民党集团的外交关系，但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仍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因此，中国政府只同意和英国“半建交”，互换代办，第一任驻英代办是宦乡。新华总社考虑到黄作梅曾在伦敦工作过，有长期和英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决定再调黄作梅去伦敦担任伦敦新华分社社长。

接到调令后，黄作梅在1955年初匆匆从香港赶回北京向总社报到。这时中央已决定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亚非会议。新华社急需人手，因此派黄作梅和总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等随团采访，待会议结束后再到伦敦任职。

像往常一样，黄作梅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

壮士一去不复还

亚非会议定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万隆举行，共有29个国家参加。由于亚非会议是亚非人民第一次举行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会议，对争取世界和平有重要意义，并且把台湾排除在外，自然引起了美蒋的不安，他们竭尽一切手段来搞破坏。为了参加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和“空中霸王号”飞机飞往印尼。公安部安排了两条飞行路线：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直飞雅加达。二是代表团从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空中霸王号”飞往雅加达。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于4月14日——16日访问仰光，商议有关亚非会议的问题，于是周总理及代表团人员于4月8日先到昆明，再从缅甸飞往印尼。另有8人因工作需要先到万隆，他们是领队黄作梅，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以及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他们走第一条线路前往印尼。黄作梅在4月6日前先回香港做准备，其余的人随后赶到。

周恩来到达昆明后不久，就收到了北京发来的一份绝密情报:4月6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已利用周驹，此人是香港启德机扬的工人，由美国供给的4个“钟型定时发火器”已从台运到香港情报站，周驹正在受训。

周恩来把从台湾运炸药和破坏飞机等情况联系起来，肯定蒋介石特务已经收买了人，要对代表团下手了。

4月9日夜，周恩来指示代表团秘书长王倬如说：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值班室，要外交部把这一情况立即通知英代办处和香港新华分社，并要求英方保证我方人员的安全，尤其是要检查机杨，检查飞机。

4月10日晚上9时40分，黄作梅接到了外交部转来的紧急通知:据悉蒋特对我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首长蓄意暗害，如我首长经香港，他们将对所乘飞机作破坏。因此你们对自己行程注意保密，对港机场和你们飞机也要特别注意警惕，飞机起飞前要印度驾驶员对油箱可能藏放爆炸物的地方加以检查。对此事应保持镇静，也不要通知太多人，你们抵印尼后即电我们以免挂念。

黄作梅即与沈建图、石志昂等人连夜在香港新华分社摩星岭的招待所开会，决定马上向香港的印度航空公司经理正面提出敌情警告，同时派人在11日晨到深圳向广州联络，请示外交部是否应向港英政府提出此事，并要求采取措施。

10日午夜，香港新华分社副总编辑潘德声赶到了印航公司经理家里，向他通报有关情况，请求采取措施，防止意外发生。

印航经理还不大相信。因为飞机只在香港停留一小时，机场是禁区，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经理问潘德声，你们的消息有没有根据?

潘德声说:我们的消息是有根据的，而且十分可靠。飞机只停留一小时，但有人要破坏还是很容易的，比如在添油的时候加上某些东西，或在搬运行李，检查机件等时候都有可能。据我所知，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有一部分是倾向蒋介石的，因此我们希望“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香港后进行检查，并派人看守。

经理同意了，并说他将亲自到机场看看。潘德声回来后，将谈话情况向黄作梅汇报。黄作梅等人又开了一个碰头会，设想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为杜绝敌人调换行李或偷放危险品的机会，11日李肇基与航空公司人员一起押运行李到机场；为让印航经理更加重视安全问题，沈建图和潘德声当夜再去印度航空公司见该经理，由沈建图更郑重地提出该公司要负责检查飞机并注意加油、搬运行李及任何人接近飞机等与飞机安全有关的任何事情。

沈、潘两人回来后，黄作梅对他们说，他已经接到了广东外事处转外交部董越千主任电话，复示不必再向香港政府正面提出了，因为北京方面在4月10日上午已经向英驻北京代办交涉此事。

4月11日下午1时左右，黄作梅等11人按原定计划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虽然途中暗藏着无尽的危险，但为了亚非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他们义无反顾，勇于前行。

黄作梅夫人雷善儒后来回忆说:“黄作梅临上飞机前多次跟我讲，要保重身体。当时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他说要我好好照顾他们，看来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把他们送到机场，他们显得很平静，很坦然，脸上什么也没有流露出来。”

确实，黄作梅已做了最坏打算，他的五弟黄作材回忆说:登机前一晚(10日)，作梅和我们通宵都没有睡觉。在谈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时，作梅对谭干、潘德声和我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共产党人就是要视死如归!”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由于英国政府事先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蒋特罪恶的炸弹在飞机上爆炸了。一霎时，整个机舱浓烟滚滚，火焰无情地吞噬着一切。黄作梅等人意识到生还的机会很少了，他们一定想到了自已的家人:父母、妻子、儿女，想到了平日幸福的生活。在烈火的包围中，他们没有惊慌失措。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他们做的事情是保守党的机密，先把文件烧毁，把胶卷曝光。处理完这一切后，他们手挽着手，肩靠着肩，以平静无畏的气概蔑视着逼迫而来的死亡。

目睹这壮烈一幕的生还者后来感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流露出丝毫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到右边的熊熊烈火和客舱里呛人肺腑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的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

周总理在印尼万隆听取了善后工作的汇报后，说:骨灰盒留下，我要亲自带回北京。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周总理还在百忙之中亲手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侦破工作，并派出他的特别代表熊向晖前往香港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代表一道协助英方破案，最终查明凶手是受蒋特唆使的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

1956年，庄严肃穆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立起一座高5米的汉白玉纪念碑。碑上那展翅欲飞的鸽子，象征着烈士们梦寐以求的和平。碑文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书写的“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基”。墓碑的基石上镌刻着周总理核定的“殉难经过”，墓碑背后镌刻着“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简历”。

黄作梅和其他10位为世界和平献身的勇土就安息于此，苍松翠柏永远陪伴他们不死的魂灵。

附：乔冠华夫妇给黄作梅烈士家属的信

善儒、作材、楚妍：

我们不知如何才能表达我们的悲痛和哀念。认识作梅将近十年，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情，作梅是那样真纯、诚恳、热情，对工作是那么认真、热情和勇敢。离京前夕，我们还在一起深谈过，他的声音，他的动作犹在耳边，犹在目前，我们不能想像在今后的斗争中缺少这样一个战友。飞机失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一直抱着希望，希望或者会有生还的人。我们也马上想到你们，想到你们的震惊和悲痛，我们感到，不能亲自慰问你们，分担你们的哀伤，只能籍电报和信聊表我们的心情于万一。

作梅终于是牺牲了，牺牲在外交战场上他的岗位上。作为一个革命者，我相信作梅在入党的时候，早有准备，而且在十多年的斗争中一直是乐于为革命献出他的生命的。他死无遗憾。他知道他的弟妹在他影响底下，已长大成为革命战士，他的妻几年来不断在进步，也成为革命战士，孩子们将来必然会继承他的事业，祖国是如此美好，党是如此强大，他的朋友，他的战友，会纪念他更努力工作，更加强斗争意志。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勇气、毅力、生活和斗争的顽强意志。我们要学习作梅的镇静、勇敢来处理目前的悲痛!我们要顽强地储备力量，教育下辈，努力工作，为作梅报仇。我们痛恨美帝和蒋匪帮!我们的痛恨应该化成深厚的力量!

你们要注意保重身体，善儒尤其要保重。我们十分关心你和将出世的孩子的健康。作材、楚妍你们敬爱作梅是我们素知的，应该抓紧学习，弥补你哥牺牲的损失。在北京见面时，作梅总念着你们三人的学习和健康，同时谈到你们的时候，总是感到很大的安慰。可以想象，他是会为你们的勇敢和坚定而高兴的。

作材，你带给我们的芒果收到了，我们领会到多少友情蕴藏在这一小小篓的水果里，我们领会到你当时的心境，而我们也何尝不是眼泪夺眶而出呢!善儒带给我们的毛衣，健伟的照片，我们还和作梅谈起过，一切都似乎才是昨天的事呢!

善儒、楚妍入学的事，暂且不忙，要入学是不会有困难的。我担心是你们的健康，我现在正和国内有关方面仔细研究，希望过几天可以给你们复信。你们回国内工作或学习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不要焦急，情绪逐渐稳定下来，考虑周详些会更好的。我们会积极地为你们安排的。十分高兴读到你们的来信，知道你们在万分悲痛中，已经抬起头来，勇敢地接受这个不可弥补的不幸。我们也为你们这样的坚强而得到鼓舞。

这信写得很零乱，一来带信的人，行期我才知道，二来提到作梅，我们感情上亦很激动，请你们原谅。

乔冠华 龚澎

五月十六日晚

不久会再有信给你们，请向伯母致意。

责任编辑：陈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