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失守后，由于国民党、日军在豫东地区兵力空虚，而豫西、豫南活动空间日益狭窄，彭雪枫所率游击纵队选择向东挺进豫皖苏边区，体现了中共游击队在“裂缝”中适时的主动而为，也是从山地逐渐走向平原的尝试。近三年的时间内，彭雪枫率领的游击队在部队扩充、群众工作等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在1941年上半年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从豫皖苏边区跨越津浦铁路转移至皖东北地区，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主要战略转移之一，其具体细节值得深究。

关于这一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形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成果勾勒了史实的总体轮廓，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研究或主要依托中共单方面的史料；或在原因探讨上，侧重四师将领个人的领导方法、路线立场问题，相对忽视了更多结构性因素。近年来，有学者从军事地理或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视角触及此问题，颇具启发意义。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仍需进一步聚焦四师这次战略转移缘起、决策及实施过程本身，拓宽视域加以全面探讨。将对1941年豫皖苏边区国共磨擦的观察，延展至此前该地既有的国共力量格局之中，以国共内外的战略互动为经、中共内部的上下沟通为纬，综合使用中共、国民党和日本三方史料，探析时局、力量对比、环境等给四师造成的多重影响，立体化地考察四师这一战略选择的来龙去脉，亦能折射出中共革命开展规程和特征的丰富面相。

一、第四师的发展与国民党军敌意渐起

考察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的战略转移，首先需要将视角延伸至此前豫皖苏边区国共关系格局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力量发展、资源汲取和整体战略布局上的冲突，彭雪枫部与当地国民党军的磨擦早已存在，这缘于多重因素，是之后四师进行战略转移的深层次原因。

彭雪枫部所进入的豫皖苏边区是由于黄河泛滥所形成的新战略区。1938年6月初花园口决堤后，国民党军队主力遭到日军沿陇海、平汉线的追击轰炸，陆续撤往豫西。日军则综合兵力分配、新黄河泛滥等因素，于6月中旬逐渐确定以沿长江为重心、沿淮河作战相配合的作战计划。在河南，日军部分兵力分布于黄泛区以东的开封、夏邑至杞县、永城一带，与国民党军夹河对峙，重点巩固陇海线西段、京汉路南段战略地带，同时以信阳机场为依托，频频对国民党军运输线加以轰炸，并于9月初派遣骑兵集团从太康、陈州等地，向南侵略周口、信阳。不过日军由于兵力不敷分配，占据要点有限，豫东黄泛区的鹿邑、涡阳、淮阳、太和等地一度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呈现一片惨淡混乱之象。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程潜致电国民党中央，称“豫东壮丁甚多，积匪土劣，假抗日保乡为名，自称游击别动，争缴民枪，勒索给养”。军队大量撤离后，国民党政府基层行政能力相当薄弱，不仅难以为罹受洪水之灾的群众提供基本的民生保障，甚至无力应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其希望在豫东扶植一定的地方游击政权，“以消耗敌人兵力”，不至于使人力物力资源落入敌手。出于这一考虑，程潜甚至曾对彭雪枫前往豫东收拾土匪武装表示欢迎，但又对中共势力过度发展保持高度警惕。彭雪枫部力量的展开正寓于变化交错的整体形势之中。

在彭雪枫部到达豫皖苏边区之前，已有萧望东等中共将领带领部队，在柘城、西华、睢县等地初步开展游击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38年底，彭雪枫部越过新黄河泛滥地带，取得窦楼、芦家庙战斗等一系列胜利，印证了中共对于即便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亦可开展革命的认知。彭雪枫部主要发展的地区包括以涡河下游怀远、蒙城，涡河北岸新兴集，豫皖交界太康、柘城为中心的地带，及宿县、萧县等部分县域，呈现出点线交织、流动分布的特征。

至1940年底，豫皖苏边区基本进入发展最盛的阶段，彭雪枫部也基本在此立足。该区域有群众、政权基础及军队经常活动的地区达到14个县（接近全区域一半），党直接领导军队活动的基本地区人口多达430万以上（占豫皖苏边区总人口的1/3强）。国民党方面的报告也反映了其对彭雪枫部发展的惊异：3年来彭雪枫部能改造地形、破坏道路，甚至将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寨”为自己所用。在涡北书案店、新兴集及萧县等地，甚至几乎能够包办政权、统合地方武装。

然而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发展却引起了当地国民党实力派的忧虑，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该地区的掌控，“清剿”并“重建”该地区成为他们汲汲规划之事。

豫东、皖北沦陷后，由于国民党第一战区军队主力大部西撤，新黄河形成后的河南、安徽广大地区被定位为游击战场之一，国民党军实际控制能力有限，这为中共游击部队的进入提供了契机。程潜就曾抱怨“豫东方面虽有豫皖边区游击区之建立，责无旁贷，似应有所施展，而豫省府方面又感鞭长莫及，无所作为，致该区党政军不能切实联系、发生作用”。但是，国民党也试图恢复并强化在豫东、皖西北平原的控制能力。早在1939年3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廖磊，就对“散布则皖北豫南鄂东无处不有”的新四军提高了警惕，提议应“详细规定该军活动地区界”。廖磊不久后突发疾病去世，由参与随枣战役有功的李品仙接任主席一职，并担任安徽全省保安总司令、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加大了对鄂豫皖地区中共活动的打击力度。同年12月，国民党桂系大员白崇禧电告蒋介石，强调“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肆意扩大实力”，希望将之“调归建制，在指定该游击区内活动”。

1940年初，何柱国与孙桐萱两支国民党部队被调派重点驻守平汉路以东的豫皖地区，活动范围分别涉及亳州、柘城、陈州、沈丘，以及扶沟、尉氏、许昌、新郑等地。平汉路西侧豫鄂交界处则有孙连仲、王仲廉、汤恩伯等所辖诸部，主要集中于枣阳、新野、桐柏等地，此外还有不少游击部队。何应钦等提出动议，主张以第92军“进出于涡阳、永城、夏邑、宿县、肖县附近，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彭雪枫部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北地区，与第八十九军之一部，协力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可见，如何应对在豫皖苏边区发展的彭雪枫部，早已被提上国民党方面日程。程潜亦强调，需要将党政军力量推行至豫皖边区。李品仙更是对安徽省境内新四军可能“夺取皖东、淮北，再进略大别山”耿耿于怀。相关形势被各方渲染得愈来愈急迫。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军事上的各种挤压措施，使彭雪枫部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在军事力量博弈之外，彭雪枫部的发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很大威胁，这也是引发双方冲突的深层次因素之一。淮北地区水系密集，淮河支流与干流向东可与两淮盐场相通，向东南则可连通运河河道及津浦、淮南路干线，关联长江水系及南京、上海等重镇。长期以来，在河流沿岸、鄂豫皖省交界处，形成了繁荣的商贸传统。例如，位于涡河、颍河与淮河交汇处的蚌埠、怀远、正阳关等市镇，自民初以来就是“皖北、皖西及豫东南广大地区的货物集散地”。这对于国民党而言，是重要的利益所在。新桂系主政安徽期间，沿河各渡口“纷纷设站检查，设卡收税”“包庇私运”，各地方势力趋之若鹜，走私通敌、上下其手的现象层出不穷，被时人称为“畸形的繁荣”。李品仙更是如此，在若干进出口要道设立守备司令部、商贸企业公司，甚至秘密组织偷贩毒品、日货的经济集团。1940年下半年汤恩伯率嫡系部队驻守豫皖地区后，各方为争夺征税利益，发生了激烈争夺，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曾表示“皖北货检所是五战区的经济命脉，任何人都莫想染指”，其内部“上下交征利”的情况相当严重。

能否掌握涡河沿岸税收的主导权，对于彭雪枫部的生存也堪称命运攸关。因国民党政府给养有名无实，彭雪枫部在中共统属体系中的位置尚不明确，能否获得充足经费成为该部发展的瓶颈性难题。因此，涡河南岸也是其重点经营地带。

1939年夏，彭雪枫部进军淮上，初期发展颇为顺利。其注重公平买卖、合理负担，初步推行统一税收的制度规范，得到长期受官僚权力压制的普通中小商人的支持。彭雪枫曾向中央汇报，该地不少地方武装及商人领袖乃至部分“汉奸领袖”都纷纷前来接洽。不过，这却侵犯了国民党方面在该地的既有利益。李品仙派保安纵队频频制造磨擦和冲突，彭雪枫部一度被迫退出淮上地区。翌年夏季，彭雪枫部再次东征淮上，并相对稳定地控制了涡河下游龙亢、河溜地区，补给能力取得相当大的突破。豫南战役前，彭雪枫部主要税收即来自该区域，所征数额可达五六十万元（占当时全部税收的60%）。蚌埠西北开辟后，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汤恩伯进口日货的主要通道，此后在淮上的一年多时间中，彭雪枫部主力每月收入常达数万元，甚至可以“向延安输送三十万元”。虽然国民党方面来往函电不会明确提及相关内容，但汤恩伯、何柱国等国民党军政官员频繁抱怨中共力量发展及自身经费不足的情况，则屡见不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经济利益上与彭雪枫部的矛盾不断蓄积，在此后集中爆发出来。

当然，汤恩伯、李品仙等的态度也需要放到华中地区国共关系波动的整体背景下来分析。自1939年底中共确定以苏北为重心发展华中的方案后，国共双方围绕苏北和皖南两区展开的博弈不断升级。以新四军第4、第5游击支队为主体的武装，在淮河以南的江北地区行动较快。1940年3月半塔守备战胜利，中共军事力量得以进一步立足皖东地区，实际上打断了桂系分布于淮南路附近的部队与苏北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一边急陈苏北情形之困难，一边希望夹击皖东中共部队，恢复洪泽湖南北地区，以打通部队间联系。且因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加剧，日军横亘其中牵制阻挠，其对苏北形势日益感到不安。他甚至认为，中共企图以苏北与淮北运西各部“夹攻我省政府及八十九军，夺取整个苏北政权”。9月底，他就已经感到难以立足，称“苏北局势严重，已达极点”。此后，中共在苏北发动黄桥、曹甸战役，加剧了对国民党的冲击，众多地方实力派纷纷提出相对激烈的应援苏北之计划。可以说，强制执行江南新四军北移，和要求分别位于淮北、淮南的李仙洲部及李品仙部迅速东进以打通津浦铁路两侧联系，几乎是同时并行的想法。二者几乎同时被牵动，似乎势所必然。

综合来看，1938年9月彭雪枫部挺进新黄河以东地区，对于“发展华中”战略作出重要贡献。但是河南并未如中共所料迅速沦为敌后，彭雪枫部不得不面临着与敌顽竞存的局面。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其愈发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所忌惮。后者基于实力安全和地区利益的考虑，解决中共问题的意图日益强烈。1939年以后，随着华中地区国共关系整体波动，国共武装之间小规模冲突频有发生，这是1941年豫皖苏边区国共冲突升级的重要背景，也为四师的战略转移埋下了伏笔。

二、豫南战役前后第四师动向

虽然1939年底中原局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确定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方针，豫皖苏边区主要承担“向西防御”的任务，但关于四师发展动向的决策仍需根据变动的现实形势加以具体判断。其中，日军进攻动向是影响国共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941年初其豫南攻势所引发的力量挤迫和流动的系列过程，深刻影响了四师所面对的军事格局。围绕四师的发展方向，中共内部各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研判。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基于战略布局的考虑，并未准备立刻“清剿”淮北中共武装，只是出于对未渡河的新四军主力向大别山或豫西地区“流窜”的顾虑，主张对鄂豫皖其他地区新四军“剿”“抚”并行，主要作战地境设定为部分重要的军区交界，如平汉路南段、豫鄂交界的淮河沿线。1月中旬左右，国民党高层就已注意到日军拟于华中发动进攻的迹象，故对该地军事布局持相对慎重的态度。

1月24日，日军向豫皖苏边区国民党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几乎在日军正式发动战役的同时，蒋介石给汤恩伯、卫立煌等发出指示，强调敌人攻势强大，“务希积极准备，不可为敌挟制”，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两翼侧，另以有力一部埋伏其后，待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敌交通”。26日，汤恩伯指示留在阜阳附近的李仙洲部和豫东地区的何柱国部，分别对涡河南岸和豫皖交界地带进行分部“清剿”，实则兵分两路指向中共部队集中地区，但这一计划并未成功。就在李仙洲一部向涡河南岸推进时，日军吕集团以及佐久间部队分别发动“和号”作战及“五号”作战，南下涡河流域，“扫荡”涡阳、蒙城、怀远地区。原本在涡阳、蒙城附近的国民党军纷纷撤出。在豫南战场上，国民党军丢失了大量阵地，短短5天之内，日军就陆续占领了蒙城、汝南、上蔡、正阳、太和等地。2月5日，国民党59军与敌激战两日后，甚至“自动放弃南阳”。

围绕着日军豫南攻势造成新黄河流域出现的力量空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以刘少奇、陈毅为代表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就四师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反复讨论。四师在豫皖苏边区取得较大发展，增强了其进一步争取大发展的信心。故自豫南战役爆发至2月上旬，中共整体上认为“汤李何有受极大损失可能”，这深刻影响了其战略部署。但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考量亦各有侧重，对四师的实际战斗产生了深刻影响。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一度对形势估计严重，作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的指示。刘少奇、陈毅等却在初期表现出较为审慎的态度，相对更重视华中根据地整体的力量对比及地方有生力量的安全。早在1月中旬，刘少奇就多次建议以路东为根据地、从而为路西游击战的开展提供支持，并提醒中央，若采取军事反攻，“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反对集中华中主力，自彭雪枫区出击河南。由于苏联并不赞成国共关系过早破裂、现实兵力制约等多重因素影响，毛泽东等态度转向冷静，明确“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的总方针。

豫南战役开始后，驻守新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大量撤退，彭雪枫即率部尾随，向南发展，进入蒙涡地区。面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致电彭雪枫等，认为“先发制人”之举不妥。当时该地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动向尚不明朗，他担忧四师的主动突进极易遭到敌方势力包围。虽然这在当时尚未发生，但是无意中预言了月余之后，彭雪枫部所处的困境。

2月初，中共高层对豫皖苏地区形势估计愈加乐观，逐渐对四师的积极行动予以肯定。汤恩伯部初期作战不利，使中共领导人认为国民党军可能受到了“极大损失”。毛泽东从国共关系的角度解读日本突然发动的进攻，认为“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日军行动无疑是对国民党的一种警告，打破了蒋介石的“全部幻想”。中共中央认为，军事和政治受到打击的蒋介石，必将放低身段、不惜寻求妥协。由此判断，抗战总格局尚未改变、国共关系仍处可控范围内，也正是中共攻守兼备、发展自身的机会。

2月1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提出以鄂豫陕边作为华中第一基本战略区，“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在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作为年度战略目标。敦促彭雪枫派遣部队，抓住“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机会”，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实现新四军第2师、第4师、第5师的联动。同日，彭雪枫却从实际作战经验出发，认为不如趁现时有利条件，直接挺进豫西山岳地带，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点。毛泽东对此予以严厉批评，强调“去豫西、陕西是全面破裂时的事，不是目前的事”，新四军只应尾随敌后，“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中共中央高层主要从大处着眼，避免新四军的发展过分刺激国民党、同时又能宣传中共抗战的重要意义，仍是其反复拿捏、着重考虑的向度。“防止过左的错误，但应反对对武装斗争与组织我武装力量的消极与迟缓”，基本上代表了中共中央总体的指导思想。但这一分寸如何具体落实，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而现实中四师的发展，令华中局领导人既意外又惊喜，其判断又有所调整。在中央批评彭雪枫态度过急之后，华中局却再度提出，四师应抓紧在平汉路东、新黄河西建立根据地，以准备发展豫西、陕南的任务。

但此时豫皖苏边的形势却蕴含着不小的危险。国民党军撤出涡阳、蒙城，使得涡河、南淝河之间的活动空间变得尤为狭窄，无形中切断了中共部队沿涡河的有机联系。刘震所率四师主力第10旅从河溜、龙亢退出后，向西北穿插较为困难，只能向西南方向转移，并到达凤台附近地区。与此同时，受中共高层紧随敌后、争取西进的指示推动，四师整体向西推进，其中第11旅也被派遣南下凤台以西地区，试图打通与豫南、淮南的联系并建立根据地。此时李仙洲所率第92集团军大部退守至太和、阜阳附近，颍河、沙河所夹地带。但该处也颇不宁静，不仅有遭到日军猛烈炮攻的威胁，而且受到中共部队继续南下的影响，加剧了李仙洲对于遭受腹背夹攻的恐惧。随着中共部队在该地兵力部署的重心南移，李仙洲部主力反向移动成为必然。

就在2月6日，路西战场的形势突发逆转。或因转向“南下战略”后兵力受牵制，日军突然决定从占领的县域撤退。此前的失地为附近国民党军继续接防，“避战策略”为其赢得保存实力的机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豫南战事似已告一段落，无甚损失”。但如何处理华中地区的国共关系，仍是颇为棘手的难题。皖南事变后，淮北地区、陕甘宁边区附近国民党的局部进攻仍未停止，但围绕是否应继续扩大反共攻势，国民党高层亦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原因应为来自党外的各方压力。但实际军事部署中，国民党除关注日军的动向外，始终未放松对豫皖苏边区之挟制。皖西北始终楔入李仙洲的兵力，提防中共向大别山及豫西地区深入，希图起到稳固后方的作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自身势力范围的变动则更为敏感。为应对日军的豫南攻势，汤恩伯曾电告蒋介石，准备将驻守皖西北的李仙洲部调入豫南新蔡，配合打击沿平汉线北犯之敌，但该想法并未付诸实施，其称该部不便移动，故涡阳、蒙城地区仍保留了较多国民党武装。日军主力的迅速撤离，也为李仙洲部北上涡蒙地区提供了可能。四师不得不从短暂“敌后”状态转为与国民党的直接正面冲突。

蒋介石幕僚唐纵曾在2月4日推测，日本豫南作战之目的“不过在打击我汤恩伯部，同时压迫我军不能渡河，使N4A依然残留于长江流域，操持国共两军磨擦之态势”。日军作战或许并非全然为了操纵国共关系，但日本军事情报部门确实较早侦知国共关系波动的种种事实，如汤恩伯部驻扎河南监视并督促中共部队执行北移命令、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宣布解散新四军等，无疑与其军事选择有所关联。就日军撤出涡河流域后的军事形势而言，唐纵所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事实。

2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提醒新四军西进“不宜过猛”。但因彭雪枫部已设法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的现实形势，此后刘少奇甚至一度设想牺牲一部分以苏北为发展重心的计划，“情愿减弱皖东北与苏北的兵力而去发展河南”，对新四军西进起到较大推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层级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而且由于各级电报往来存在一定时间差，部分指示相互交错，使四师在实际中的行动进止、步骤缓急，不乏犹疑之感。

就在华中局提出猛烈向西发展的同时，2月10日，李仙洲部、王仲廉部发起了对四师的反攻，次日即攻陷颍河流域重要城镇江口集，此后涡河流域的涡阳、蒙城也相继易手。此种形势下，国民党再提中共部队北移，又引起了毛泽东对于反共高潮尚未下降的警惕。不过他仍然认为李仙洲的进攻“尚无大的企图”，提醒彭雪枫在相机采取自卫举措之外，仍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但是，此时华中局面临的形势则较为严峻，其重点经营的苏北地区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不仅“皖东北与淮海区顽、匪、伪猖獗已极，我有不能立足之势”，而且该地区日军发动快速作战，攻陷兴化、东台等地，并大举“扫荡”该处以南地区。此前黄桥战役中争取的李长江公开投敌，联合敌伪“扫荡”，进一步加剧了苏北淮海区的压力。以刘少奇为主要代表的华中指挥部，很快恢复到此前对彭雪枫部所在路西地区的审慎态度，认识到以四师之兵力，必然难以坚持现有的广大地区，苏北发生的变动，则蕴含着更大的战略机遇。权衡之下，其认为巩固淮海地区、加强相关侧翼方是重点。此后，中共中央也调整了“发展河南”的计划，要求彭雪枫部暂停西进行动。

由此可见，豫皖苏边区向西可呼应豫西陕南、向南可接淮南、向东可联苏北，在中共战略格局中处于重要策应地位，如何因应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高层的运筹擘画。中共中央方面看重淮北这一处“地方”如何与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相配合，此前四师西进的发展成果毕竟难以轻易割舍，纵横捭阖于皖南事变后的政治、军事全局，更是现实需要。华中地区的领导者也曾积极肯定四师在路西敌后的发展，但他们认为这种发展应当是在有利于保障全区整体利益和军队有生力量的前提之下，因此在中央的统筹考量和现实的军事反馈之间，进行了一定的中和与调整，初步提出了四师在必要时向津浦路东转移的设想。不过，双方在巩固路西、准备路东的总体思路上是一致的。

三、第四师战略转移的决策实施

从1941年2月中旬起，四师主要任务从“发展”转向“反顽”。此后一个多月时间内，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仍是涡南地区。四师为坚持津浦路西渡过了极为艰苦的战斗历程，对于中共革命的总体布局有着相当重要的配合意义。然而由于战略转变稍迟、军事实力颇有差距、经济资源补给不济，这一坚持亦有其限界，因此四师最终实施了向津浦路东的战略转移。

豫南战役后，中共中央对于四师在豫皖苏边区坚持作战，总体上仍抱有乐观态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这种微妙的“平衡”能够在豫皖苏边区这一处“地方”得到一段时间的维持，背后有深层次的全局考虑。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只能是其攻势防御大吹小打，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彭雪枫坚持涡河西岸、谭希林坚守淮南路东，“以游击战抵制反共军不让其深入”，同样是以战斗求生存、发展，因此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此时的中共也愈发善于从复杂形势和力量互动中寻找为我所用的契机，加大宣传、发展统战等政治攻势也做得相当成功。蒋介石在淮北战场的“自造僵局”，反倒为中共在“政治僵局”上与之颉颃博弈增加了分量。

二三月，国共双方继续围绕国民参政会等问题进行谈判。毛泽东指出，“华中绝无办法”、局部冲突尚未停止，是国共若干分歧的重要方面。彭雪枫部仍在淮北涡河、新黄河间坚持游击战争，加紧应对李仙洲、莫德宏、陈大庆等的“小进攻”，更是中共继续与国民党谈判的坚强注脚之一。在中共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修改版中，“华北、华中、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仍为保留的主要一条。在华中地区停止剿共、保持现状，意味着中共需要坚守正在与国民党军争夺的涡河南岸地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判断气魄很大，认为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持续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从各地“小打”中看到对手本质上的“无能为力”，从蒋介石的“故作强硬”看到其实际上的“欺软怕硬”。故更加强调华中的军事拉锯，应与抗战相持阶段国共政治博弈相互配合。

但这一时期四师的实际战斗日益艰难。四师在涡河流域的兵力部署原以怀远、蒙城地区为重，由刘震率第10旅驻守。该旅为四师主力，人数多达万余人，在四师3个旅中，武器装备条件也相对较好。但由于受到敌伪“扫荡”，兼有西进方略的推动，四师第10旅转至凤台以北、西淝河附近，与涡蒙地区部队均陷入两头难以策应的处境，使得具体战斗中国共双方兵力对比愈发悬殊。国民党军第29军第21师师长侯镜如在2月中旬惊异地发现，向来能以少胜多的中共部队，似乎不堪一击，此时坚持涡河沿线重要市镇的四师兵力非常薄弱，整个涡阳城仅有新四军千余人，且“武器不良、弹药缺乏”。

自地方军事布局而言，四师也不占优势。李仙洲两个主力师侯镜如部、傅立平部与马彪骑兵团，仍集中精力“清剿”西淝河、涡河至淮上的三角地带，另一主力师徐梁部从豫皖交界一侧加以压制，何柱国部、孙桐萱部则配合向黄泛区以东推进，东、南两个方向更有日军封锁线及淮河河道之阻隔，实际上从各方面扎紧了涡河以南地带的口袋。定远、霍邱、颍上、凤台、怀远、蚌埠等淮河流域的重要市镇，无论在地理还是经济政治上均为一体，“仅能作进攻地而不能作为困守的重镇”。借以说明此时地理形势亦属准确，相对弱小的四师在行动选择上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难以自如地采用游击作战方式。此时身在苏北的赖传珠曾述及彭雪枫部作战之困，认为其主要问题在于不会“分散游击”。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华中局亦批评四师“没有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敌人”，未能充分发挥“避实就虚”的灵活性。其实彭雪枫起初在部署坚守涡南时，曾强调“避顽方猛攻猛打之锐气”，在与国民党日伪等多方灵活博弈中，维持其生存。自国民党作战电报中也可以看出，四师相应的努力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此时中共主力主要分布于涡河、西淝河、淮河之间的狭小地区，纵横仅100里，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从对手方面看，相对掌握主动权的国民党部队在这一作战中却较为慎重。如淮南地区国民党48军军长苏祖馨称，应“以游击对游击”，打破中共“避实击虚”的策略。侯镜如在指挥部队推进涡河流域作战时，认为在把握战机之外，应高度重视“稳扎稳打”。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还在担心如何应对内外多重政治攻势，因此在淮北战场国共部队交锋初期，主要采取放手态度。由于二三月间汤恩伯部、李仙洲部不断向蒋介石反馈战场顺利情形，遂使其明确了继续稳步“清剿”的立场。此后，蒋介石还急电汤恩伯和李仙洲，强调“向东前进不必过急，应步步为营，必须扫清周围匪部之各种组织，尤须注意其沿途村落之特务与侦探人员，勿被其暗算”。中共原本所擅长的分散游击、集中歼灭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运用起来无疑相当困难。

更为关键的是，国共双方争夺许久的龙亢、河溜等主要进出口贸易税源地迅速丢失，造成四师出现严重经济困难。早在战斗开始前，彭雪枫就指出，若出现最坏的结果，即失去来自龙亢流域的税源，就现有存款而言，部队也只能坚持半年左右。甚至国民党方面也深知该地对于中共部队的关键意义，称消灭中共重要根据地龙亢、河溜一带，正是掐断了“其经济支援之生命线”，很早即开始部署对此地的军事“扫荡”。最终结果亦证明，资源之不济与四师所能坚持的限度不期然相合。

至3月底，四师在涡南已几乎难以立足，其所余力量主要分散在涡河北岸仁和集、曹市集等地。虽然彭雪枫此后频频致电华中指挥部与中共中央陈述坚持之困难，但中央对于四师东撤津浦铁路之决断迟迟未给予明确指示。其对于豫皖苏区的规划是四师主力坚持津浦路西游击，迫不得已时再派少部分至路东整训，在现有条件下应尽可能利用敌伪矛盾，以“相机游击”等巧劲争取最大结果。

中共中央对四师坚持路西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认为可在涡河南岸建立根据地，动员群众补充力量。但四师较快撤出涡南，路西易手已无悬念，这多少令中央感到意外。从四师此前3年在涡南发展的基础来看，在当地建立根据地是有一定条件的。彭雪枫部在豫皖苏边区较快的发展，是中共适时抓住战略机遇期主动作为的重要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豫皖苏边区，彭雪枫部军政力量明显与其覆盖的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不成比例，其部队的发展，相当时间内处于流动状态及各方挤压之中，成效有限。

在豫皖苏大部分地区，由于长期缺少社会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引导，一般民众乃至乡村文化精英，基本没有组织起来，救亡意识较为淡薄。部分靠近敌伪据点的地区，因敌人势力强大，伪化程度较深，民众抗敌意识模糊麻木。“正统”观念在整个淮北地方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阻碍中共群众动员的突出心理因素。就军队生存而言，豫皖苏地区自然环境贫瘠脆弱，在敌情、地形和政治关系的限制之下，“平原游击”经常不得不变化为集中屯扎，增加了筹粮、筹款的压力。为解决生存问题，彭雪枫部常常采取突击性“吃大户”、摊派税款等方式，而“吃百姓的粮食太多，为某些表示不易负担”。加之锄奸、征兵、抽税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偏向，军队与中小地主和普通农民的关系有所恶化。对手势力因此乘隙而入，散布谣言、假借名义敲诈群众，兼有敌人不时“扫荡”，更多的群众采取观望态度，这反过来又加重了部队生存之困难。

在各种势力交锋中，中共军事力量的强弱，即是否能立足并发挥保障作用，是影响群众态度和统战效果的关键。路西斗争过程中，四师军事失利、力量相对弱小，导致大规模发动群众既不现实、又非常困难。这种印象在当地很多群众脑海中有所存留，1943年中共准北区委干部江风在路西苗区桥进行调查时发现，“许多人都还怀疑我们到底能否站得住脚”。真正消除群众对于新四军“走不走”的疑虑，还是需要军事力量的保证和战斗胜利的鼓舞。此外，诸多力量局促于自然经济条件不佳的涡河、颍河流域，本身就给群众造成了畸重的负担，而群众的支持能力正有其客观限度。在路西失败后，华中局对豫皖苏边区时期四师的群众工作提出了较严厉的批评，“一般没有建立深入的基础，偏重号召与形式，粗枝大叶的工作，而缺少深入的组织工作与教育工作”。因是事后回顾，所言不免过重，但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此前四师在发展豫皖苏边区时革命理想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落差是存在的。

由此看来，四师在干部、粮食、兵源等各项资源上本就难称余裕，在激烈急迫的战斗环境中，问题更加凸显。在路西战斗期间，彭雪枫频频致电华中局和中共中央，希望抽调干部、补给兵力，但迟迟未得到回应。由于皖南事变后总体形势十分敏感复杂，在既成情况之外调动兵力，难免会牵动各方神经，中共在华中地区的应对上也相当谨慎。刘少奇认为，增援路西反而会加剧与国民党军的对峙；毛泽东等则反复强调，路西地区问题应独立解决。与之同时，苏北地区发生的新波动，使路西战场受援更加无望。

在兵力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对皖北战场总兵力统计，其中日军约7000人，新四军14612人，而国民党军兵力多达4万余人，此外还有部分伪军。国共双方总兵力差距巨大；日军数量虽不多，但其作战能力比较强，故而亦是一股强大的威胁力量。这愈发说明四师兵力之劣势。加之粮食困难且缺乏休整、训练，时常依靠抽丁等权宜之举，四师兵源素质相对下降。因此可以说，当与对手方力量相差过大时，即便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亦有其相当的限界。

豫南战役后日军制定了1941年度“利落而有力的作战计划”，在豫皖苏地区实际兵力虽不多，但是相对精锐，凭借对主要交通线的控制，仍能产生相当大的威胁。4月初，涡河沿岸的四师甚至遭遇了敌伪顽三方集中夹击，有生力量损失甚巨，最终不得不于该月中旬基本退出涡南地区，撤至涡河以北，然而此后更是困难重重。

四师在涡北地区的发展基础和生存空间也显得相对不足。豫南战役前，四师在此仅是据点式发展。1940年底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18团团长吴信容及6旅17团团长刘子仁率部叛投国民党后，涡北地区的西北方向永城、夏邑等地为国民党军控制，东侧津浦铁路附近的日伪势力又相当强大，濉溪、萧县等地“几乎无日不在战斗”，四师基本失去腾挪空间。正如彭雪枫所言：“只以营、连分散在敌据点周围活动。集中大兵团作战，除我军弹药缺乏外，又因距敌太近，随时有遭敌、顽夹击可能。小部队分开游击，又因地区太小，兵力分不开，每日均在我地区内打圈子（你来他去），致易遭顽骑接近（因分开战斗力又减弱）”，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正是“把我逼到敌人的据点中，利用敌军来歼灭我军，以收夹击之效”，四师试图分散游击实则已无可能。

当看到战场形势愈发不利，以至于相当程度威胁到四师有生力量时，华中局于4月25日即主张四师主力转移路东，一些实际已不能战斗的旅团也逐步开始转移。中共中央则仍然希望四师能在该地协助阻止反共军北上、东进。5月初，由于日军可能进攻陕豫地区的流言日炽，中共中央要求彭雪枫部继续坚持一月，以发挥一定的牵制作用，四师东撤节奏有所迟滞。但最终该师大部于5月初转移至津浦路东。

四师坚持津浦路西的斗争中，全师和地方党政军机关伤亡、失踪、非战斗减员4000余人，暂时放弃了艰苦创建的豫皖苏边区大部分地区，无疑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也恰恰说明中共力量的发展有其边界，而边界本身只有在被突破时，才会被呈现出来，四师的转移即为一例，而自我生存的核心要义是认识边界。四师东撤前，中共中央就在关于皖北问题的大纲中，明确地指出对于皖北战略地位的判断：皖北是敌、友军斗争的前线，还不是完全的敌后，所以在敌、友、我三军的斗争中，有其伸缩性（豫南战役前，友军伸，我军缩；豫南战役开始后，友军缩，我军伸；战役结束后，顽军又伸，我又缩）。如敌再“扫荡”时，我军又可再伸。如敌占平汉路，该区变为敌区时，国军大军在新黄河以东地区不能存在，且与其大后方联系隔断，则我才将好转。暂且只有拉锯式的存在和发展。若敌不打通平汉路，皖北不全部变为敌后时，则皖北伸缩性的发展形势很难变化。行动的边界不仅取决于行动者，而且亦深深地内嵌于整体结构之中，就国、共、日三方战略选择和力量互动的情境，观察四师在路西的进退，可见偶然之外又有其必然。

当然，此前四师在豫皖苏边区的发展基础，仍为其数月的独立坚持提供了土壤。李宗仁曾表示，淮北的新四军即便在作战相对不利时，仍能“特别注意纪律，日间士兵禁出街市以秋毫无犯为宣传，颇得民众欢迎”。在争夺民心上，四师不乏竞争力，这一点尤为对手所忌惮。彭雪枫在东撤一年后还认为，路东地区因缺乏经受敌人大举“扫荡”的经验，“甚至老百姓连跑反的经验都不如路西”，流露出对后者的怀念。路西对抗中，国民党军部分营或连的军官表示“多不愿打”，作战意志较为动摇，说明此前针对李仙洲部、马彪部中下层官兵的统战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就整个华中地区来看，淮北伪军工作的开展亦不算晚，彭雪枫曾于1941年初派敌工干部，赴淮上、宿南等地开展敌伪军工作，这为此后部队顺利跨越津浦铁路准备了重要条件。此外，部署继续坚持路西的游击活动及地下工作，也为日后重返路西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通过1941年上半年四师进行战略转移的起因、决策及实施过程，既可以观察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的波动，也可以分析在更长时段中，由于中共力量在豫皖苏边区发展所引起的地方力量格局震荡。在战略选择上，国共双方中央、区域和地方各层级的权衡与判断各有差异，深刻影响了四师的斗争历程。日军进攻的动向突变作为国共双方难以预估的变量，深刻规制了双方的战略判断和行动选择。面对豫南战役造成的形势变化，中共内部多有互动，但根本上均立足于中共力量在复杂形势中的顽强生长。四师主力分割、局促于不利防守的涡河南岸，是意外的无奈选择，并受到兵力对比、物资、环境等多重限制。总体来看，四师的坚持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战略转移亦是务实之举。

四师从豫皖苏边区的暂时转移，并非意味着斗争的退潮。从整体视野观察中共革命的发展可知，四师在路西的斗争与其他地区相互配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共的较量不仅仅在一处“地方”，淮北与淮南、苏北、山东实为一体，与压力泵原理类似，豫皖苏地区国共的激烈交锋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周边地区的压力。

就淮北地区内部而言，即便四师东撤后，津浦铁路两侧依然维系着或明或暗的有机联系。几乎在部队撤离的同时，华中局提出应向西开展游击、建立路西地委，并加强与路西交界的边缘区，如宿东、泗灵睢、沱西等地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四师通过加强津浦路西灰色群众团体的改造、为路西难民提供生计支持、在边缘区进行水利建设等措施，进行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尝试。路东地区的建设、干部经验的积累，都为此后四师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1944年下半年，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发展河南”的战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彭雪枫率领四师重返路西，曾经的豫皖苏边区范围逐渐得以恢复，各方面工作得以继续开展。

相比于华北，淮北地区中共的斗争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充满着诸多“艺术化”的创造，乃至需要作出更多的妥协与调适。总体来看，中共的革命是整体全局中步步落棋，在范围上适时屈伸，亦能直面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之间的升降，展现了相当大的策略性与灵活性，四师战略转移的过程便是如此，充分体现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特质。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杨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