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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方法的调研与思考
时间:2020-11-30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年第4期 作者: 王炳林 李鹏飞

摘要:党史学科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调查发现,党史学科还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表述不严谨、不能相互贯通等问题。深化党史研究,方法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将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与党史学科有机结合,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党的历史,对于推动党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共党史学; 党史研究; 研究方法

近年来,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课题论证书和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在提及研究方法时,大都使用一种方法,即文献研究法。看多了便觉得奇怪,难道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一种方法解决?是否把查阅资料的基本功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 或者把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相混淆?当前的一些论文缺乏问题意识,只是进行资料和概念的梳理,这是否与简单地使用文献研究法有关?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工作,检索了近 5 年( 2015 ~ 2019) 的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101篇,发现在研究方法问题上确实存在方法单一、表述不严谨,甚至方法不当等问题。本文采用抽样调查方法,针对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如何运用研究方法问题提出一些思考,期待对深化党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党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

方法是人们为实现特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和工具,是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活动方式和行为准则。在科学研究领域,只有借助一定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研究目标,没有研究方法的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曾深刻而又形象地分析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合理途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共党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历史。无论哪方面内容的研究都离不开科学方法。在2010年7月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推动党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中共党史学作为历史学科,也必须要重视史料的搜集、发掘和运用。然而历史研究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积,没有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撑也没有史学。史料不会自己说话,研究者只有利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让材料之间的关系有机联系起来,解决重大问题,揭示历史真相。党史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研究成果通常是在丰富的史料与恰当的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经过艰辛探索而取得的。邵维正在谈及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时间时,曾专门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说:“详细占有资料,仅仅是考证的开始,要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有赖于科学分析和推理论证,不能抓住一点史料就匆忙下结论……面对着大量的史实,我从横向与纵向、直接与间接、顺证与反证各个角度加以比较、鉴别和判断,理清思路。”很显然,比较研究法这个工具,帮助他成功地解决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推动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如果说史料是散落的珍珠,理论和方法则是串联珍珠的金线。离开了方法的史料可能会是一盘散沙,不借助一定的研究方法,党史研究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从收集、整理和鉴别史料到利用史料展开研究,直至最后撰写论著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研究方法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学科的完善程度。党史研究者历来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党史学科从形成到成熟发展,都有科学方法的支撑。早在1942年3月,毛泽东在对党内高级干部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就曾专门阐述研究方法问题。他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在演讲中还举例阐释了这一方法。他说:“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阐释的研究方法,既包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也包含具体研究方法。正是运用这些科学方法,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作出了科学权威的分析。胡绳曾说,“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中,研究过程和叙述都是必要的。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需要讲究”。

第三,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形成党史学科严格的学术规范。党史学科相对于中国古老的历史学科来说是其中的新兴学科,又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学科,学科的发展除行政力量的推动外,更重要的是其研究过程要遵循学术规范所要求的一些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否则就没有说服力,甚至被边缘化。党史研究成果在资政育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成果不能停留在重复简单的结论或史料的堆积上,需要有学理支撑,要具有学术的严谨性、理论的深刻性、逻辑的严密性,才能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和严格的学术规范来保障。学术规范涉及学术活动全过程和学术活动的各个方面,研究方法作为解决科学问题的基本手段、途径和规则,也是学术规范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把研究方法中所蕴含的规则意识和求真求实的探索精神转换成党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才能够更好地深化党史研究。

二、党史研究方法的抽样调查结果分析

近年来,有关方面整理出版的中共历史资料越来越多,无论是建党以来文献资料还是领袖人物的年谱,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资料,但是党史研究仍存在难以深化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研究方法的单一也是重要因素。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党史的学术论文并不直接说明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一些著作也不介绍研究方法。实际上,学术论著应该把研究方法提出来,这样可以增加成果的可信度,以利于读者审核、检验;同时也为以后做相关课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没有明确提到使用何种研究方法的论文是不完整的。好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要求写明研究方法。为了解党史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问题,我们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了抽样调查。从知网上检索出中共党史专业近5年( 2015 ~ 2019)的博士论文共有101篇。本文以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为考察对象,对论文中所列举的全部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对出现大于3次的方法进行统计,从宏观层面收集了一些统计数据;同时以论文中研究方法的搭配组合为考察对象,展开典型调查,考察了论文中研究方法组合方式方面的情况。

调查发现,一些研究者高度重视研究方法问题,能够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内容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有一些研究者能够区分方法论、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并进行有条理的系统的阐释。还有的研究者具体论述该研究方法与选题的关系,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运用该方法开展研究。比如,有研究者指出“本文开展研究的认识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为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正确的方法论”。然后,作者又详细阐述了论文使用的其他具体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系统方法、跨学科方法。还有的研究者按照方法论、社会科学一般方法、具体方法有层次的展开系统性的介绍,提出研究方法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总的方法论原则(方法论)。第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第三,比较的分析方法(具体方法)。第四,调查研究方法(具体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清晰而合理的论文,也是质量比较好的论文,一般都是问题意识强,逻辑严谨,论证有据,有一定创新性。

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很多论文的研究方法是不清晰、不合理的。

第一,误解了文献研究法,把基础工作当作研究方法,致使论文没有合理的研究方法。在抽查的 101 篇论文中,有 70 篇是采用文献研究法。很多研究者对文献研究法的解释是,搜集查阅文献资料,包括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报刊资料等。实际上,这是从事研究的基础工作,而不是研究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一项研究,都需要查阅资料,史学研究更是如此。研究者需要搜集相关问题的权威材料,同时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掌握学术动态,做出学术梳理,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和解决新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一般说来,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认识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学家也擅长通过文献资料去研究历史,又将研究成果作为历史文献保留下来。查阅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本功,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把搜集资料及文献综述也作为研究方法,就如同把准备材料造船与完成过河任务需要船这种工具混淆了。造船与过河,虽然两者有紧密联系,但如果只准备材料去造船,是不能完成过河任务的。术业有专攻,一篇论文要解决一个突出问题,必须要运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当然,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只一个,但都是针对解决问题而选择的方法,而不应把研究方法泛化,把一些基础工作也当作方法。有介绍文献研究法的著作认为,文献法的一般过程包括五个基本环节,分别是:提出课题或假设、研究设计、搜集文献、整理文献和进行文献综述。其实,这五个环节都是开展研究所需要的基础工作,不是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方法。有些研究者把文献研究法作为主要方法,于是出现了研究论文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甚至从原则出发,把文献整理和领导人的讲话汇集作为主要内容,导致一些论文抽象空泛,成为资料汇编,难以把握真实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正如毛泽东所尖锐批评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比如,有的论文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正”问题,本应该有问题意识,面向现实,调查实践中实现“公正”遇到的问题,分析原因,或总结历史经验,借鉴国外经验,进行理论阐释或提出对策建议。但是作者运用的是文献研究法,用三章分别梳理中国古代先哲、外国哲学家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公正”的论述,然后用两章叙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也是文献整理而不是现实问题的考察。如果从资料搜集看,作者是下了很大功夫,但对于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正”问题则没有深入分析,成为对“公正”问题的资料爬梳,这样的论文虽有一些资料价值,但很难说解决了什么问题,更难说有什么创新。

第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调查发现,在一些博士学位论文中一般都说明要采用两到三种研究方法,但多数论文的方法基本上大同小异,方法比较单一,采用社会科学新的研究方法或对传统史学方法进行创造性应用得非常少,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也是借用概念多,实际运用少。据统计,近5年来在党史专业 101 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中,文献研究法出现了70次,比较研究法出现了49次,历史研究法出现了29次,系统分析法出现了 17 次,跨学科研究法出现了 16 次,个案研究法出现了 15 次,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出现了 7 次,宏观微观相结合研究法出现了 7 次,计量史学方法出现了 4 次,口述史学方法共出现了 3 次。另外,还有未说明使用何种研究方法的论文4篇。其余例如社会生态学方法、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书籍史方法、阅读史方法等皆出现了1次。当然,也有一些论文,为了体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罗列了很多研究方法,比如,有的论文写道:“本文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分析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一般调査研究和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等方法”。其实,选用研究方法也应该有重点,如果所有方法都用,那也就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了。

第三,没有把指导原则与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导致研究方法的使用不合理。指导原则是行动的规范和标准,方法是实现特定活动目的的手段或途径,虽然两者联系密切,但是不能混同,如果把原则当方法,就会导致研究方法抽象空洞。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探讨方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在此指导下会有一些具体研究方法,来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调查发现,一些博士学位论文经常把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基本原则当作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从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层面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也被一些论文当一般研究方法使用。或者把原则和方法混为一谈,随意组合成一些研究方法。比如,有的论文写道,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理论思辨与经验实证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统计相结合,系统研究与靶向研究相结合”,或“质化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系统研究与案例、个案研究相结合”。还有的论文是采用“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方法,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还有一些论文,虽然提出了一些原则和方法,但论文中并没有体现。例如一篇研究某个地区抗日斗争的论文,虽然标明使用了文本资料分析法和访谈法。但通读全文,包括每一条注释以及最后的参考文献,基本上是一些史料的堆砌,没有提到采访了任何人或从采访对象中获得什么口头及资料信息的内容。也就是说,该文并没有真正使用访谈法。很多论文看似有多样化的方法,在论文中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往往是写出论文后临时拼凑的方法而已。

第四,研究方法的表述不规范,有很大的随意性。应该说,研究方法本身处于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相互转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对于研究方法的表述和分类可以有个性化表达。但是,科学方法也是行为准则,是严肃的学术问题,一些基本规范还是需要遵循的。很多研究方法已经有科学规范的表述,所以使用起来就不能太随意。调查发现,一些论文对研究方法的表述比较随意,有些组合也不科学。文献研究法就有十多种名称,比如文献法、文献分析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文本研究法、文献研究与资料分析相结合法、文献综合分析法、文献资料法、文献梳理与理论研究法、史料分析法等等。这其中的“文献研究与资料分析相结合法”究竟如何结合,研究和分析究竟有什么区别,恐怕很难说清楚。历史比较方法也有近十种的表述方式,如比较法、比较分析法、对比研究法、历史比较法、比较分析、对比研究法、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法等等。跨学科研究法也有多学科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法、学科交叉法、交叉学科研究法、多学科交叉研究法、交叉研究法、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法等不同的表述方式。研究内容的不同,研究方法的表述方式当然可以有区别,问题的核心是真正要把方法选准,重在应用、重在解决问题。概念表达的随意性反映了应用的不规范。还有一些论文轻易谈方法创新,实际上是老生常谈。比如,有一篇研究解放战争时期某战役的论文写道:“论文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新颖性”,论文在“论述的过程中,采用文本引用与分析阐释相结合、分析阐释与现实启示相结合、现实启示与价值运用相结合,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论文“创造性地将主流意识形态书写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结论进行了对比研究,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十分鲜见,”“因此这种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创造性”。其实,该论文就是分析阐释文本,是利用文献资料开展研究的惯常思路,至于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国民党的态度作对比,也是一般  的比较法,很难看出其创新所在。

三、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深化党史研究

方法作为认识工具和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分层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它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作为方法论,它给予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方向指引。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以这一根本方法为指导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总结,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合理途径。这是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是适用的。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引下,可以更好地选择和运用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共党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科,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又应该选择具有历史学科特色的具体研究方法,这样才能使党史学科在科学的轨道上不断走向深入。所以,探讨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即一般方法问题,也要探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在方法论上的体现,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世界历史研究方法等,构成了一个科学的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涉及如何正确认识主体与客体、系统与要素、矛盾与过程、个人与群体、认知与评价、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等一系列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这里,我们择要介绍几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对深化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调查研究法。调查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环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一部人类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需要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立足于实践开展研究,就需深入了解实践需要,把握社会问题,就需要向社会实践作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历程,只有掌握历史资料了解历史过程,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揭示历史规律。充分掌握资料实际上就是面向历史活动作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法在党史学科的应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也有问卷调查、访谈调查、田野调查。在党史研究中,根据不同的选题和研究的需要,选用恰当的调查研究法是做好研究的基础环节。鉴于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使用方法随意性问题,调查研究法的运用要把握一些基本原则。

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党史研究归根到底是研究回答党史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历史原因、揭示历史规律,深刻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每一项研究,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要回答和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恰恰在于缺乏问题意识。大量的党史研究成果中,叙述史实多,研究和回答问题少;历史描述和资料堆积多,理论剖析少。问题意识淡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成为深化党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问题意识或不能解决问题的研究就没有实际意义,就会成为资料堆积或抽象结论的简单重复。问题从哪里来?当然是在面向历史活动、搜集历史资料的调查研究中产生,在全面掌握历史进程、透过现象解释本质中产生。无论是个案访谈、实地考察还是某类问题资料的搜集,都属于调查研究,只要肯下功夫,多问几个为什么,都会发现问题。只有深入地调查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科学家爱因斯坦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这个著名的观点同样适用于党史研究。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党史研究才能深化。如果问题本身没有意义,甚至提出伪问题、假命题,那么研究就没有意义,甚至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潭。

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现在的一些党史研究论著因为误解了文献研究法,在搜集整理历史资料时形成了惯性思维,以为只要把文献资料梳理清楚就是好论文,结果选取的某些资料并不能反映历史真相。有些论文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以领导人的某些话语为依据,结果导致一些研究工作是从原则、概念、定义或主观意象出发,违背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在批评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先验论时明确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与一些省委书记座谈时指出:“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毛泽东提到的“下级和群众意见”就是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文章才有针对性。党史研究中的实际就是历史确实存在的、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对现实还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成果才有生命力。

三是坚持整体性原则。历史资料都是具体的、分散的,调查研究要注重资料的全面系统,善于把分散的零碎的资料与历史进程的整体性有机联系起来,搜集资料既要全面又要突出重点,在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把握历史规律,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避免利用孤证轻率下结论。如果只有分析没有综合,没有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可能会以偏概全、甚至迷失方向。正如黑格尔所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一层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存在了。”关于整体性问题,列宁有一段精辟论断:“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第二,社会矛盾研究法。人类社会充满矛盾,每一个社会形态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将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研究,形成了社会矛盾研究法,为认识和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了思想武器。社会矛盾研究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也是党史研究应该运用的基本方法。

一是要从社会发展动力中探寻历史规律。社会发展需要动力,旧的历史理论往往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研究中共为什么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必须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寻找历史之谜,避免陷入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二是研究不同过程和不同领域的矛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每一社会矛盾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运用社会矛盾研究法,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研究不同过程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研究不同领域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研究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有共同的特点,但每个根据地也有不同的斗争形式,这就需要深入挖掘资料,在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中呈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正如列宁在分析社会形  态更替规律时所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除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一些基本原则和观点。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 “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运用社会矛盾研究法,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既要防止“一点论”,也要防止不分主次的“均衡论”。

三是研究利益矛盾和阶级斗争。利益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主题。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根源于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冲突。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研究党史,要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与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结合起来,也就是坚持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辩证统一,防止见物不见人。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级社会的科学方法。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它的作用是历史的、变化的。党史研究中对待阶级斗争,既不能扩大化,也不能避而不谈。

第三,社会主体研究法。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研究党的历史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不能见事不见人。所谓现实的人,正如列宁所说:“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社会个体和群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都有其作用,但作用的性质和大小不同。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研究党的历史,首先从整体上把握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结局的主体力量,同时也要更深入地考察群体与个体、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从而推进党史研究的深入。

一是正确把握群体与历史条件的关系。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要注重考察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更替,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却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发地实现和完成,而必须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考察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加强党的领导的关系始终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等都对人民群众作用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精神文化条件来说,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消极落后的文化意识则会削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所以中共组织动员、宣传教育群众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二是正确把握群体和个体的关系。社会历史进程离不开个体的人的活动,离开了每一个个人的作用就不可能有群众的作用。但是整体的社会历史不可能是个体的历史的简单合成,每个人都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个人的“历史”并不能与整个社会历史等量齐观。整体的社会历史进程是一定的群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产物的演进过程。所以,研究中共的历史不但要关注个体活动,更要注重区分创造历史中的主导力量和非主导力量。

三是正确把握个体与历史条件的关系。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性质和大小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有些人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有些人作用小一些,可以成为“普通的人”,有些人作用大一些,可以成为“历史人物”,有些人影响更大一些,或者在历史发展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可以成为“杰出人物”或“领袖人物”。所以研究个人的作用要具体化,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要看历史人物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历史人物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应当从发展的观点给予分析评价,要辩证分析,不能简单化、脸谱化。研究者要结合历史条件、根据历史作用来评价党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人物,不能感情用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第四,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本体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对这一本体论的具体运用。历史是已经过去的社会发展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逻辑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历史过程是逻辑的基础和依据,逻辑是历史过程在理论思维中的再现,两者具有统一性。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能尊重历史事实,更好地把握历史规律。

如何界定和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学术界有争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方法是按照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来把握其发展和变化,逻辑方法是按照思维逻辑,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引申和展开。“正确的研究方法要求把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统一起来,即思维逻辑的进程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一致。”其实,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都是合理的,不是只有两种方法统一起来才是正确的。把握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本质要求是,逻辑必须是对历史规律的反映,不能从逻辑出发去剪裁历史,同时也不能把历史碎片化,不能以偏概全,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恩格斯指出:“逻辑的方式是惟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所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简单结合。坚持这种方法,才能做到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不从逻辑或原则出发研究历史,才能深刻把握历史本质,揭示历史规律,而不被一些历史表象所迷惑。正如恩格斯所说,因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

还有一些研究者在介绍这一方法时,使用的概念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样的表述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是黑格尔的观点,其本意是历史统一于逻辑,依存于逻辑,这是唯心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坚持逻辑统一于历史,而不是相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思维要正确反映存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已。所以,应该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如同我们坚持的一个原则,叫“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能是实际联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内容非常丰富,还有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等等,也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在这些一般方法即方法论的指导下可以更好地选择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当然,这些一般方法在研究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可以作为具体方法来运用,但更重要的是要遵循其作为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二)党史研究的若干具体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如何选择和运用好一系列具体研究方法,也是需要研究者下功夫把握的问题。首先要了解研究方法的功能。方法是有层次性的,不同层次的方法有其特定的应用范围和应用对象。每种方法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都有适应的研究领域,只有对研究方法有深入了解,运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其次是把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一致性。研究者要根据学科及研究课题的特点、性质和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再次是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如同一种方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样,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用一种方法,各种不同的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只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从多角度对问题进行多方位审视,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研究和解决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也应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相应的研究任务。

中共党史研究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很多,这里讨论一些常用研究方法的功能和作用。

第一,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中最古老也是最有生机活力的方法之一。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这是历史比较的客观基础。古今中外都有众多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推出的优秀成果。中共党史研究也非常重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如上所述,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实际上就是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党史研究中可以比较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同一时期的党内外各种情况的横向比较,也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比较;既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宏观比较,也有具体事件、人物的微观比较。通过比较,既可以进行宏观的因果分析,也可以用历史实例的对比来证明某一理论的观点或某一具体事实的特性和影响,有助于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历史本质和规律。

目前,党史研究中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方法使用比较随意。一些论文虽然表明使用比较研究方法,但只有列举一些材料,没有对比分析。二是比较研究缺乏深度。研究者受知识面的局限,只是根据自己是否熟悉来选择比较对象,在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先陈述一个事实,再陈述另一个事实,最后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概括异同,没有交叉融合或相互贯通地比较分析。三是缺乏宏观视野。宏观研究过多重复现成结论,从整体上对革命作横向比较与纵向探源的论著还不多见。

在党史研究中运用好比较研究方法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一是比较目的要明确。不是因为方法流行才使用,而是要为了解决和说明一定的问题而进行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从多种角度、各种关系上,对党史的进程和现象进行对照比较,或在异中求同,或在同中求异,从而寻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不是一般地比较相同或差异。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前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枝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二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二是注意研究对象的可比性。比较所用材料应是同类,同一范畴,采用同一标准的。比较至少发生在两个事物之间,研究者须对这两种事物均具有全面的深入的了解方能进行对比,若没有可比的对象,不能牵强附会;应当重视被比较对象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防止肤浅的历史对比。不能把没有任何联系的历史现象或貌似有联系实际却没有可比性的现象拿来比较。如把古罗马的无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相比较,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和渊源关系,却忘记了基本条件的不同。三是对比较对象要作具体分析,并将比较结果进行升华和凝炼。比较研究要在充分研究被比较各方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只凭历史哲学理论硬套;不能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些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原因,揭示本质,从共同性中找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性中阐述矛盾的特殊性。比较研究法虽然看起来是一种注重分析的方法,但是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分析后的综合,能够实现综合后结论的升华,才能够使人们对历史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口述历史方法。口述历史方法是历史学界比较热门的研究方法。口述历史方法是指研究者通过搜集、整理口述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方法。有学者认为它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这些个人的回忆和评论既有针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也有其他的一般性历史事件,只要是与研究相关的人物都可以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将他们的口述资料保存下来供研究所用。口述历史方法对深化党史研究作用重大。一是有助于充实党史研究的资料并为一些文献档案资料作补充和印证。历史过程丰富多彩,文献资料毕竟有限,也不可能完全公开,口述资料可以增加研究资料的积累。民主革命时期的资料需要抢救性挖掘,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料也需要通过口述历史方法进行搜集整理。这些“活资料”对深化文献档案资料的理解作用不可小觑。二是有助于拓宽党史研究视野。一般说来,过去的党史研究更多关注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党史研究向社会史领域扩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关注民生和社会治理、大众文化、集体行动等,都可以通过口述历史方法搜集资料,并为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社会反应提供资料互证。三是有助于强化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党史研究突出领袖人物的思想和生平是必要的,普通党员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表述,过去往往是比较笼统和概括性的,口述资料可以展现普通党员的行为风范,有助于揭示历史是“上下互动”的合力结果。有学者指出:“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四是有助于生动地展示党的历史画卷。程中原为撰写《张闻天传》先后访谈 83 人。他深深地体会到:“离开了口述史料,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著作都是写不好的”。让文献资料鲜活起来,一种好的方法是让当事人说话,让曾经创造过或经历过历史的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历史。

目前党史研究中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访谈不深入、资料互证不足、方法使用不规范等问题。口述历史方法本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源于回忆基础上的资料必然有记忆模糊甚至失实之处;由于所处环境、地位不同甚至立场观点的不同,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些需要研究者明辨。运用口述历史方法开展党史研究,不是采访者拿着一支录音笔或一架摄像机与被采访者侃侃而谈就能轻松现实的。实际上,搜集口述资料往往要比查阅文献资料更困难。口述史学方法不等同于访谈法。虽然在制定采访计划、拟定访谈提纲、选择访谈问题等方面,口述史学方法与访谈法有诸多共通之处,但是口述史学方法的特殊之处在于须将“口述”与“历史”相结合。首先,口述资料须站得住。口述资料来自于受访者,但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相关者,往往是在多年之后接受采访,个人记忆包括主观动机都会影响口述资料的准确性。历史研究以客观性和准确性为基本要求,口述资料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与之正好相反。口述资料一定要经过有技巧的访谈和仔细的筛选鉴别后方能使用,这是体现口述资料能够为历史研究所用的前提条件。其次,口述资料须与文献资料对照。经过考察后的口述资料并不是就代表了历史的事实,口述资料还要再与文献资料相对照,结合使用才能真正为深化研究起到最大的作用。最后,口述历史方法对研究者有更高的专业性要求。口述历史方法的目的在于通过采访这些鲜活的人物来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生动性,体现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口述研究资料最终也会落笔成文,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这就要求研究者能够对口述资料鉴别真伪,并用专业知识进行整理、描述,使口述资料客观、生动地反映历史事实。大量的口述资料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些资料一时看起来可能没有用上,但放在更长远的视野看,通过口述历史留下的这些资料将会成为未来开展更深入研究的巨大宝库。

第三,个案研究方法。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起源于社会学、人类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广泛应用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法学等研究领域中。个案研究方法也称案例研究法,是选择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个体、群体、组织、事件或者某一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在掌握大量的细致的信息基础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详细观察,分析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内在与外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得出对有关问题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结论。这种方法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纵向考察,选择某一个案研究其行为发展变化的过程,或者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跟踪研究,形成规律性认识;二是定点分析,选择某一个案进行解剖分析,以小见大,使认识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也就是所谓“解剖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剖一只麻雀,就可以知道所有麻雀的结构。“解剖麻雀”经常被当作一种调查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具体典型,就可以从中找出事物的规律,推动整体工作的开展。党史研究工作也是如此,通过选择某一人物、组织或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历来强调“解剖麻雀”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他在湖南五县和井冈山的长冈乡、才溪  乡以及寻乌城调查,都是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的典范。毛泽东在调查寻乌城时,共细化出了盐、杂货、油、豆等20余项,从最细微之处,摸清了寻乌城的“底数”,为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提供了“样本”。

近年来,党史研究中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选择个案的代表性不强。不是所有个案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个案需要分析对比,所选个案要有代表性、典型性,否则就会把没有普遍性的个别现象误认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把支流当主流,犯片面性的错误。二是把使用案例当作个案分析。有些论著只是使用了一些案例材料作为论据,并没有对个案进行历史考察或深入分析。三是没有处理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出现“碎片化”现象,并引发一些争议。有研究者批评一些个案研究的题目很细小、很琐碎,某一村、某一庙,或者叙述某一个家族如何如何,行不成整体研究,也没有一种理论的解释,最终导致“一地鸡毛”的碎片化。

党史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方法已渐成趋势,更应把握好这一方法的基本要求。首先,选择案例要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党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很多,不是每一个案例都有代表性,要在全局观的视野下进行筛选,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否则无法做到以小见大,增进对宏观问题的深入认识。其次,注重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个案研究不是找到案例把材料汇集或分类就能解决问题的。在找准典型的基础上,按照科学规律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工作,以掌握其固有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趋势。个案研究是细致的工作,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正如毛泽东在强调调查研究应有的态度时所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最后,正确处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宏观历史研究探索党的重大历史转折、历史进程、历史规律,是党史研究主体内容,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研究者都去作宏观研究,而是说微观研究要有宏观视野,研究案例时一定要注意考察案例与环境的关系,所有的个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要将案例放在大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研究,否则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四,文献分析方法。如前所述,现在一些研究者将搜集文献资料的基础工作当作研究方法,导致文献研究法几乎成为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方法,这显然是对文献研究法的误解。文献研究法是否就不能用了?当然不是。这要看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有些历史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这一方法。为了区别于对文献研究法的误解,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文献分析方法。在党史研究中,至少有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一是考证历史事实。文献分析法堪称研究历史最古老的方法,自古以来历史学者无不需要借助文献资料来开展研究。多少人皓首穷经的收集、鉴别、分析文献以图窥测历史的真相。文献分析法要求通过搜集、鉴别、整理某一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系统性地分析来获取信息,进而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这种方法强调比较和鉴别,因为历史文献有真伪,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相关文献的对比、互证,可以获取准确信息;通过鉴别文献的真伪,去伪存真,弄清历史真相。比如,1980 年朱德秘书陈友群曾回忆:“1950年中宣部起草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在后面加了个毛主席万岁!”2010年,有研究者查到 1950 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原始档案,说明胡乔木起草口号时就有“毛主席万岁”,后经刘少奇修改后发表,最后两条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一档案资料说明陈友群的内容是错误的。这样的文献对比分析,辨别和纠正一些资料中的错误,显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查阅资料,进行文献综述是有区别的。又比如,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已有专家通过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考证出了一大开幕时间,解决了党史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一大的闭幕时间仍然没有考证出来。现在仍有很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在做这方面的考证工作,仍然要借助于包括文献分析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二是研究思想发展史。历史文献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通过分析比较可以认识思想观点的变化过程。比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从 1925 年 12 月第一次公开发表到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曾有多次修改,反映了毛泽东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认识变化过程。运用文献研究法,就是要把该文章发表的各个版本搜集起来,比较每一处文字和观点的修改变化,从而分析毛泽东在该问题上的认识变化过程。这种研究方法对于认识思想发展史是极为必要的,是解决某些重大问题的重要途径。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有别于为做研究而进行的资料准备和文献综述。

第五,计量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是指运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方法,通过对历史资料进行数量分析或制定各种数据模型等,对历史现象与过程开展的历史研究。历史著作中记载数字或进行一些数据统计,古已有之。将计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则是近代受统计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1922年1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作了题为《历史统计学》的演讲,提出:“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在西方,20世纪初计量分析在历史研究中逐步受到重视。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日益深刻的数学化和计算机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或门类都会受到数学方法、电子计算机和其他相关技术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表现在历史科学领域内的,便是计量史学的兴起。20世纪 60 年代后,西方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计量研究的计量史学家,电脑的应用和高等数学也成为西方高校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训练,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即计量史学派。

党史研究历来重视数据统计,但是把计量分析作为方法自觉地在党史研究中运用,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运用计量史学方法对于深化党史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促进了党史研究的精确化,增强了说服力。数字语言的准确性和通用性,使研究成果更趋逻辑严密。一些学者运用这一方法在研究组织发展、阶级阶层变化和军事斗争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研究方面,一些研究者通过数据分析,阐释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结论,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二是拓宽了党史研究领域。运用网络系统,使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分析更加便捷,从而开拓出新的史料领域,包括人口史、城镇史、社会结构史等等。史料的丰富和数据处理的便捷化使党史研究能够在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入的社会系统中深化研究内容。三是许多传统的结论得到检验和修正。历史研究常说常新,既在于时代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变化,也在于新史料的挖掘。一些研究者从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领导人讲话所使用关键词的频次来反映党的工作重心和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也会给读者带来新的启示。计量统计对于海量数据的处理更加得心应手,使过去习以为常的结论有了新认识或新判断。比如,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英烈中留有姓名的就有1519位,通过对于这些英烈日记、家书等材料的系统整理分析,就能够更加深刻理解雨花英烈的事迹所展示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当然,计量史学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其一,它只适用于历史现象中量的方面,对于思想理论等方面的定性分析则无能为力;其二,计量史学方法不能单独应用,必须同其他研究方法相配合,否则就会把丰富和生动的历史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公式或模型,失去可读性。其三,数据的使用受历史观支配,以不同理论作指导的研究者会从不同角度选取自己所需要的史料。鉴于这些问题,党史研究者使用计量史学方法,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导下,不但要善于对数据资料进行数量分析,更要注重提升理论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使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促进党史研究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党史研究者特别是一些研究生学位论文涉及的研究方法很多,除上述方法外,还有社会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等等。研究方法重在运用,只要能够选择好适合选题的方法,对所选用的研究方法做到真学真懂真用,必然会有助于党史研究的深化和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