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禧子女访谈记

采访时间：2015年4月18日

采访人员：刘子健、吕湛忠、陈雷刚

文稿整理：张丽红

吴仲禧是我党在隐蔽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清明节后不久，吴仲禧的长子吴群敢从北京来广州探亲时，和五位弟妹一起接受《红广角》编辑部的采访，追思父亲的丰功伟绩，缅怀父亲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的两大特点

《红广角》编辑部(以下简称“编”)：大哥本身也是位老革命，请大哥谈谈您对父亲的印象。

群敢：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是很渺小的，是否要为父亲写本传记呢?我曾经持保留态度。最近感觉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不了解中国被侵略的历史，也不了解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如果通过人物的经历，使年轻人通过富有故事情节的传记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当时社会的情况，那这本书就很值得写。我父亲不算非常知名，但很有特点。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转变为共产党员，所经历的道路对我们子女很有教育意义，对其他年轻人可能也有启迪。

父亲的特点：一是在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关头都能站在斗争前列，站在主攻的阵地上，冲锋陷阵，奋勇向前。

比如辛亥革命爆发时，父亲刚满16周岁，就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当时他家是属于小市民家庭，不是因为没饭吃才当兵，而是想方设法从家里逃出来当兵的。学生军开到上海、南京，护卫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时，南北对立，孙中山手下没有多少自己的武装，以前依靠帮会势力、地方军阀，福建学生军成为孙中山可以依赖的实力后盾。大革命时期，汀泗桥战役、临颍战役父亲都参加了，先后打败了吴佩孚、张学良的主力部队。临颍战役时，张学良带十万部队，张发奎只带了两个师，敌人五倍于己，其中十二师兵源不足，父亲带领的是二十六师。张发奎认为临颖战役是北伐战争中伤亡最惨烈的一役。蒋先云是父亲与党组织的联系人，他在此次战役中不幸阵亡。父亲因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而未能参加南昌起义，十分遗憾。十年内战中父亲没有参加与红军的战斗，而坚持反蒋亲共的立场，参加了邓演达组织的第三党，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并捐资办学，学校里招聘了一些有理想的老师。1934年，组织找到了他，他帮党组织联系到与陈济棠的关系，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粤北边境牵线搭桥。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父亲一直在抗日斗争的前线。先参加淞沪抗战，武汉抗战中在南线九江赣西北一带狙击日军进攻武汉，后来在粤北抗日前线任第四战区少将军务处长、韶关警备司令，后来又参加桂柳会战，收复广州之后主持对日伪汉奸的审判。抗战时期，除了正面的军事斗争，父亲在与军统特务的斗争中也表现了相当的勇气和胆量。1939年以后，邱誉(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到了韶关，发表议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邻省湖南发生了“平江惨案”。当时，韶关、桂林位置很重要，是转运物资的枢纽，云广英是韶关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我经常看到他找父亲，父亲很客气友好地接待他，请他送阅延安的报刊。韶关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在外面做恶，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把前任警备司令吴迺宪(军统十大区区长之一)安插在司令部内的参谋长扣押起来。在父亲的保护下，韶关办事处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狠狠地打了军统特务一个嘴巴。军统特务曾上报蒋介石，说父亲有“袒护异党”的嫌疑，蒋介石让张发奎、余汉谋查处。父亲和张发奎、余汉谋都是老同事，工作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张、余两人联名上报查无实据，并建议把父亲调到柳州，任军法执行监，从少将升为中将，军统的阴谋落空。南委事件发生时，父亲已经调到柳州。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要求去延安学习，组织要求父亲留在蒋军收集情报。父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留在蒋管区收集情报。很多人在辛亥革命中升了官、发了财，有些人在抗战中很勇敢，到解放战争时却变化很大，父亲在每一个关键时候总是站在正确的位置。父亲自号“奋飞”，这个特点很值得学习。

为什么在历史转折关头父亲总能站在前列呢?这就要说我父亲的第二个特点，即他认真学习、思考了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对共产党很神往。

父亲没有高明共产党人在身边指点，没有机会读多少马克思主义经典。我七八岁时曾帮父亲从枕头下面拿书到树林里读，当时父亲叮嘱我包好，不要被人看到，后来才知道那本书是《共产主义ABC》。据母亲说，父亲私存枕下、经常阅读的是一部四卷装红色封面的《唯物史观》。抗战中父亲特别注意阅读《新中华报》等直接来自党中央的报刊和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总的说，父亲看过一些理论书籍，但读得不多，没有我读的多。父亲经常说，辩证法真厉害啊，群众路线也很厉害。当时年轻不懂事，认为父亲讲的太简单了，现在体会到父亲的确认真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父亲不是逼上梁山，无路可走才参加共产党的。从个人来说，大革命后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荣华富贵。福建事变后他流亡到广州时生活较清苦，过年时让姐姐找人借钱，被人嘲笑“大革命后随便跟哪个人也不至于如此，生活早解决了”。他是做到了富贵不能淫，也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到了解放战争，他做到了威武不能屈。父亲也不是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他每个历史关头的选择都是主动的选择。父亲知道一点就实践一点，大革命时代他接触到的叶挺、蒋先云让他意识到共产党人很伟大，共产党人品质优秀，作战勇敢，想成为共产党人。当时，“左”倾关门主义对旧军官入党很有保留，蒋先云牺牲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人接触他，但他一直向往能成为共产党人。遇到共产党人找他，他就很高兴。解放以后，他对组织提的唯一要求就是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形势要求，统战工作需要，他还是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

群任：忆述父亲的生平，一方面要记他事迹，一方面要记述他的美德。他嫉恶如仇，但待人谦虚和善。在旧社会身居高位，但不谋私利。抗战胜利后，父亲仍任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一次有一个人送一车古董来到我们家门口，要求父亲放走被扣的亲人，遭父亲严词拒绝，让这人把车开走。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缅怀父亲难能可贵的美德。

解密父亲身边重要的人和事

编：王绍鏊和何克希是您父亲的两位入党介绍人，请介绍下这两位入党介绍人。

群敢：王绍鏊有本传记，很薄的小册子。他是江苏吴江同里人，早年到日本读书，曾当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后来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33年秋，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夏，王绍鏊以上海救国会的名义来广州活动，他拿着季方的介绍信找到我父亲，说是受上海各界之托，有要事一定要面谒陈济棠总司令，希望我父亲设法找关系约见，父亲就这样认识了王绍鏊。王绍鏊跟陈济棠密谈后，初步约定只要广东军队不出击红军，红军保证不入广东境内。当时党的渠道很多，都在疏通陈济棠的关系，王绍鏊通过我父亲和陈济棠联系上，也起了一定作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王绍鏊又到山西，想做阎锡山的工作，后来被蒋介石逮捕。在王绍鏊被捕之前，我父亲主动写信给他，约他到嘉兴晤谈，两个人在嘉兴见面。王绍鏊说是他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希望父亲能做好张发奎的工作，争取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日。父亲听到王是共产党人十分兴奋，提出入党的要求。王当即表示，你有这个志愿，我可代为介绍。父亲赶写了自己的简历和志愿，交王带回上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绍鏊和潘汉年、张唯一一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王1970年逝世，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纪念文章，首次公开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群继：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何克希到嘉兴找父亲，说组织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王、何二人作他的入党介绍人，为他履行了入党手续。何克希这个人父亲记得很清楚，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再联系过，父亲曾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化名。一直到2011年，我们到西柏坡参观国家安全教育馆《无名丰碑》展览，在北京见到国家安全部的同志，才证实何克希是个真名。在北京我们和他女儿、女婿见了面。后来他们到广州，专门来看我们，送给我们两本他父亲的画册，她说何克希当时在特科工作，被派去联系我父亲。现在知道，何克希是四川峨嵋人，1929年入党，1935年到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曾在特科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到苏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后来整编到新四军，参与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1982年去世。

编：吴石是您父亲一个很重要的战友，有没有听您父亲讲他的情况?

群敢：我见过吴石几次，没有深谈。在柳州，吴石到过家里，知道他和父亲是总角之交，同乡，同时参军，又是保定军校同期生。抗战胜利后，组织希望父亲能在国防部谋个职位。当时，吴石和白崇禧关系比较亲近，吴石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父亲主要通过吴石的关系，获得国防部监察局中将检察官职务，这个职务方便到各地走走，看军事部署情况。父亲在南京国防部任职时，就住在吴石家里。好几次我到南京，也住在吴石家里，组织上也到吴石家里找过我。我来往于上海南京时，跟我联系的是沙文威(史永)，他是打入国民党心脏的秘密党员，曾经到吴石家里找过我，让我将南京方面要交给上海电台发出去的材料交给刘人寿。吴石找我谈过几次话，都是一般性的寒暄，没有涉及到军事情报之类的，父亲跟他之间的交谈我不太清楚。吴石到上海我住的地方看到了王绍鏊、林亨元，问这些是什么人，大概对父亲的活动有所猜想。听父亲说过，吴石到福建任绥靖公署副主任时，林亨元曾请父亲将谢筱迺介绍到吴石身边工作，转交情报，谢筱迺、林亨元也给我讲过这个事情。解放后在全国政协开会，父亲、母亲跟吴石的女儿、谢筱迺聚在一起，吴石女儿把她父亲在台湾就义前写的遗书交给父亲看，我们家里也保存了吴石遗书复印件。

群策：父亲在推动吴石参加我党的情报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父亲与吴石的思想交流和互相帮助是一贯的，特别父亲入党以后不断推动吴石思想转变。父亲在桂林跟吴石见面聊天时，讲在北伐战争与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与敬佩，吴石也讲在武汉会战时，跟叶剑英、周恩来有接触，很赞赏周恩来所讲的情报工作在游击战争中的重要性，特别赞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他认为国内再没有人能写出这么好的军事著作。父亲在柳州任职时，受张发奎所托，协调与从白崇禧身边调来的吴石的关系，父亲趁机向吴石讲国共合作，讲张文、陈宝仓等开明的将领，讲军统的霸道，吴石表态他只管军事，不参与党派斗争。解放战争时，吴石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父亲到南京常住在吴石家，吴石到广州也住在父亲家，他们经常交流对时局和重大事件的看法。吴石默默地为父亲的秘密工作提供方便，直到48、49年他决心亲自向我党提供军事情报时，还感叹说自己决心下得太晚了。

编：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一大批地下党员被牵连。您父亲作为潘汉年系统的一名情报人员，是否受到冲击。

群敢：父亲是否受“潘汉年事件”影响，我具体不了解，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不跟他住在一起。只是感觉那段时间他比较郁闷，想多学习党的文件，但又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几次到北京开会都不知该讲些什么好，照文件讲说不过去，讲体会或者补充点什么建议又感觉脑子不够用。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心情好多了。

群策：“潘汉年事件”后，我们在广州没听父亲说过组织上直接审查、询问过他这件事情。“文革”中父亲先受到群众批斗，后被监护审查，重点审查他跟战地服务队特支的关系。后来也没有听说父亲跟“潘汉年事件”有什么牵连。父亲一向比较低调，群众甚至领导都不清楚他在情报部门具体做了什么工作，长期跟他共事的应彬同志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做的情报工作。

我们这一大家子

编：请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情况。

群继：我家父母生我们八个姐弟妹，今天来了六位。父亲长期与家人分多聚少，但他对子女的教育还是严格的，总是鼓励我们从小培养自立的能力。大姐惠卿，今年94岁，在香港中资银行工作。大哥群敢，今年91岁，1941年入党，五十年代在周总理办公室当财经秘书，后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我是老三和老四群策，解放初期进了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两人一直在省直机关工作。老五群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才16岁，父亲鼓励他报名参加解放军空军，转业后从事文艺写作。老六群兴，在黄埔造船厂当工人。韶风妹妹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航天和公安部门从事技术工作。最小的弟弟群力，第一批知青下乡当农民，回城后在地方志做修志工作。父亲从来不干预子女的工作安排。

父亲和母亲终身相守，相濡以沫，互相支持。尤其母亲对父亲的帮助很大。在长期战争和秘密工作环境下，母亲不仅竭力支持、掩护父亲渡过艰险的日子，还承担养育我们八个兄弟姐妹的重担，所以，父亲总是深情地说“妈妈在家中功劳最大”。这都成为对我们做子女的无声教诲。

群力：父母去世后，大姐更成为一家之“主”，她一直关心、维护着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解放前，父亲几次去香港联系工作，生活上多由姐姐和姐夫(广东省银行工作)安排。他们夫妇也协助父亲做过一些信息传递和联系工作，成为父亲在香港的一个联系点。陈宝仓到台湾以后，有些材料也曾寄给姐夫设在邮政局的邮箱收转。

编：大哥和父亲都是地下党员，为了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父子之间长时间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直到1946年组织调大哥配合父亲完成情报工作才相互了解，这也是一段美谈。请大哥谈谈父子配合完成情报工作的具体情况。

群敢：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妙在不言中”，是父子关系，也隐含着党的关系，但也没说谁是谁的上下级，谁应该向谁汇报工作。我当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工作，有固定的职业，固定的住所，很适合做组织和父亲之间的联络点。父亲南来北往，没有固定的住所，组织上很难找到他，他也很难找到组织。组织也没有明确告诉我父亲在做什么工作，我应该怎么样帮助他等等，只是告诉我父亲是我们的人。与此同时，王绍鏊跟父亲谈话让我配合他工作之后，父亲对我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父亲很担心我一个人在上海花花世界，担心我受到不好影响，曾写信告诉我“十里洋场，戒之慎之”。王绍鏊跟父亲谈过之后，父亲从来不问我这些事情了，对我的态度也很和蔼，我大概知道王绍鏊已经告诉他我是一名党员。我虽然配合父亲工作，但我们也不直接谈党的情况。我主要起到联络点作用，组织和父亲谈话，我在场他们也不回避，也不是他们次次碰头我都要在场。有时，他们碰他们的头，我上我的班。父亲进行情报工作的内容，没有必要，他也不告诉我。比如说，鲁令子是我发展的情报人员，也是我介绍他跟父亲认识的，鲁令子交给父亲的汤恩伯江防命令，他们都没有告诉我。做情报工作，越少人知道越安全，不但为了保密需要，也是为了保护我。这些情报中，只有“华中剿总”胡宗宪提供“双周战报”他告诉我，因为当时父亲居无定所，只好定期寄到我这里，由我收转。父亲去“徐州剿总”前线收集情报回来以后，只是跟我说现在那边乱得很，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这么热的天喝水都很困难，让我找刘人寿，让他尽快来。搜集情报具体情况都是他后来写文史资料我才知道。

编：大哥也是位老党员了，请大哥谈谈你的革命经历。

群敢：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仲元中学搬到韶关曲江鹤冲岗，我是在那里读书时入的党。当时，仲元中学的党组织关系受曲江中心县委的领导，具体由黄焕秋领导。刘渥丹是仲元中学党支部书记，她曾任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队员，当时读高一。学校的军训教官检查学生在图书馆借书情况，知道我借了《西行漫记》，很久都没还，就让图书室催我还，刘渥丹也知道我思想进步。她几次到偏远地方对我进行党课教育，还教我怎么跟学校的三青团进行斗争。1941年，我读高三，即将毕业，她赶在毕业前将我们几个进步青年介绍入党。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一个偏僻的山坡小树林里为我组织入党宣誓，她代表曲江县委监誓，她讲一句，我重复一句。从她身上我感觉到共产党的圣洁。在校期间，我发展了一个党员黄杰文，他后来考入中山大学，参加东江纵队，建国后任外交部理事司副司长。很不幸，我在这年得了伤寒，先在河西医院治疗，后回柳州调养，回柳州的时候，我的头发全掉光了。因为这场病，我失去了仲元中学党支部组织的集中上党课的机会，也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我病好之后，恰好有第二次高考，我考上了勷勤商学院。那时勷勤商学院也在曲江，所以我有时还参加仲元中学党组织的活动。粤北省委被破坏后，我的组织关系无法转出来，刘渥丹让我隐蔽下来。日本人打通粤汉线之后，勷勤商学院解散，我跟刘渥丹她们失去联系。刘渥丹曾跟我说过，让我不要乱找关系，她说等上面关系疏通之后，自然会找你。我自己也认为，个人不能找党组织，党组织觉得你合格了，才会找你。所以，1944——1946年期间我没有找党组织。我也猜想到左洪涛他们是共产党员，在重庆我也去参观过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陕北边区生产成果展览会，但我从来不敢自报山门，主动寻找党的关系。直到1946年在上海，我参加民盟，重遇王绍鏊。我知道王绍鏊和父亲关系非同寻常，父亲在柳州看王绍鏊寄来的东西，接待王绍鏊介绍的人都是神秘兮兮的。一天，在王绍鏊家里，我说民盟太松懈了，做不了什么事儿。王绍鏊慢吞吞地说：“你老兄想找更严密的关系，我也可以给你想办法。”他这么一说，我知道有门了。我就把自己过去入党以及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讲出来，王绍鏊让我把经过材料写出来，他替我转交上去。后来组织上派沙文威和我联系(后来沙调走由刘人寿和我联系)，我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48年底上海李白电台被破坏那天，刘人寿(潘汉年撤退到香港以后，刘人寿代替潘汉年指挥潘汉年系统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叫他妻子黄景荷到金仲华(民主人士，《世界知识》创办者，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家里找我。我当时住在金仲华家里，黄景荷要我当天下午6点钟在国泰大戏院门口等刘人寿，我意识到肯定发生了大事儿。见面后，刘人寿叫我立即跟我的联系人打个电话，说有一箱东西要寄存到他那里，看是否可以，并叮嘱我打完电话以后一个小时到兰心大剧院门口等他。但到约定的时间地点以后，刘又告诉我，这个计划取消了。

当时，刘人寿跟我约下礼拜二在虹口一个书店等他，但他一直没来。我连续等了几天，他都没来，我知道有些麻烦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从南京到上海，拿来鲁令子得到的汤恩伯部署十个军的江防命令，要找刘人寿。我无法联系到刘人寿，父亲当机立断，让我给他买飞机票，亲自把情报送到香港。据刘人寿后来讲，他留了暗号在桂系一立法委员那里，他以为父亲会到那里去。解放后，王绍鏊曾对我说，他批评刘人寿太慌张了，没有做必要的安排。刘人寿平反后，跟我讲过他当时处境很危险，受到怀疑，曾被叫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审讯，幸亏他能言善辩，敌人被唬住了，把他放走。他才不得不避走香港。刘人寿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从内部挖他墙角的人，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原意放过一个。刘人寿还讲过，在解放区至少可以用武器拼个你死我活，大不了鱼死网破，在蒋管区，我们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如果做群众工作，还可以靠群众掩护，自己不一定抛头露面，但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很容易被找到蛛丝马迹，斗争非常尖锐、残酷。我感觉到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