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安工人运动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开始兴起。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潮安工人运动在我党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阶段。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潮安工人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潮安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政策，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工运骨干，有的先后被反动派所杀害，有的被迫流亡外地，有的转入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工人的斗争处于局部、零碎、无配合、无联系的状况。1935年以后，党在潮安的地下机关被反动派破坏殆尽。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9月，党组织才在潮城重新建立职工党支部。同年10月，中共潮安县工作委员会建立后，认真执行我党在国统区工人运动的基本方针，潮安工人运动又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新形势。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

“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形势的逼迫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实行抗战，并和各抗日党派合作。这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与各抗日党派、各界抗日人士合作，在统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工作，在斗争中适当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支持国民党的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活动，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把抗战坚持到底。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对抗日救亡活动中工人运动的发展抱着消极的态度并加以限制。当时，潮安国民党当局所采取的做法是：①统制工会，名义上把工会组织起来，握在自己手里，包而不办，工会实际上只是挂块空牌子；②如果有劳资双方都参加的所谓工会，就将领导权放在资方手里，如果是没有资方参加的工会，就安插他们的亲信（如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或地方封建势力的头子）把持工会，监视工会的活动；③利用行会规则来限制工人，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使“工会”变成维护行会利益的团体，不能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但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无法压制人民的抗日热情，因而在他们把持下的工会中组织抗战宣传队、工作队，以便把工人抗日救亡活动限制在他们所控制的范围内。根据这一情况，中共潮安组织一开始便利用这一合法的形式，在统一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工作，然后逐步对原工会组织进行改造和充实。为此，党组织通过全体党员分头到各基层活动，发动工人参加救亡工作。但工人群众对国民党把持下的工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不愿参加他们的救亡宣传队、工作队。是时，由我党领导的潮安青年救亡同志会（后改称青年抗敌同志会）已于1937年8月间成立，因此中共潮安县工委决定，不直接组织工救会，由城镇青救会向工人开门，发展工人入会。1937年年底，由柯春章以青救会名义举办夜校，有200多人前往报名，超过招生计划一倍。经过3个月的文化教育和救亡教育，至结束时，有110多人被接纳参加青救会。1938年春，职工党支部根据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提出的“潮安以县城为中心区，加强在县城开展工人运动，向各区发展”的指示精神，通过已参加青抗会的工人会员，深入所在基层，发动工人组织新的工会或在原工会中起骨干作用，联系和团结广大工人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如印刷工会就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旅业、铁路、首饰、泥木、小贩等工会，也都经过参加青抗会的工人，从中进行推动和充实，使这些工会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并扩大了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城里还有一个主要由工人参加的50多人的善堂消防小队，直接接受我地下党的领导，另有3个善堂，约有1000多人也受到我党的间接影响。这时，一些区、乡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先后建立了青抗会组织，并吸收了一批工人为会员。如意溪青抗会主要是排筏工人、竹器工人和店员；浮洋青抗会是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东津青抗会是手工业工人；庵埠青抗会是店员、搬运、小贩等。这样就在全县范围内，通过青抗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在统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把广大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与此同时，党组织从工人青抗会员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李民禧（鞋业工人）、王达泉（旅业工人）、郭耀钦（鞋业工人）、蔡玉谋（银饰工人）、吴为豪（店员工人）、颜锡源（店员工人）、陈作沛（店员工人）等参加了党组织，并在县城建立了职工党支部、旅业党支部、印刷党支部，在庵埠和意溪分别建立了店员党支部和工人党支部。党组织通过这些党支部联系和团结了广大工人群众，壮大了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力量。

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在统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潮安工人积极参加我党所领导的各方面工作，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了贡献。

1、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青抗会在县城和一些主要区、乡举办夜校，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学习，通过抗日救亡的教育，激发了广大工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救亡的热情。很多工人参加青抗会后，有的回到所在的基层，积极向工友们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有的参加青抗会组织的宣传队，在县城大街或下乡巡回宣传抗日，唱抗日歌曲；还排演救亡话剧，到县城的光华戏院、西门真君宫戏台以及鹳巢、意溪、东津等地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38年年底，潮安青抗会成立了基本干部工作总队，下设3个分队，其中由李民禧任队长的潮城工作队，全部都是工人。这些宣传队、工作队，深入基层，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军事训练、防空演习、“双十”献金运动和“反汪”火炬游行等各项救亡活动。

2、积极完成我党交给的各项任务。1938年5月，党组织通过旅业工人党员王达泉（王华生），在县城福春、环球二个旅店中各发展一名党员，成立了旅业工人党支部，支部书记王达泉。由于福春、环球是专门接待上客下汕的客栈，和汕头、松口等地都有联号，很适合建立党的地下交通站。因此，旅业党支部成立后，上级党组织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建立地下的交通站，联系地点设于潮城东平路二号福春旅店。当时，凡经过潮城到各地去的党内同志，都是由旅业党支部负责安排住宿和来往车船票。曾先后接待过这里落脚经过的潮汕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有钟骞、李碧山、张克、李平等；城外党员来县城开会，当天未能回去的，也由党支部安排住宿。为了方便联系工作，旅业党支部还在福春旅店组织一个“联华杂志社”经常有党内同志和青抗会会员前往该社，公开是买书，实际是联系情报。为了不暴露身份，支部党员以旅店工友为职业，一般不搞其他工作，因此，这个交通站从建立至撤销（1939年6月）从未发生过事故。印刷党支部建立后，曾接受印刷中共闽西南特委机关报《前驱报》的任务。当时这个支部的党员通过做好印刷工人的工作，在国民党县党部办的《潮安日报》印刷所里，秘密印刷了一期《前驱报》（第二期）。事后，因“前驱”二字的木刻版被国民党发现，为避兔发生事故，便停止在该所继续印刷。还有青抗会举办的夜校教材和已公开了的毛泽东著作如《论持久战》等，也是由该党支部通过在县城西门、太平路、太昌路等几家有印刷工会会员所在的印刷厂印刷的。庵埠青抗会的店员组、搬运组、小贩组等，在统一发动的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慰问、支援前线战士而发起的30多万人签名运动和征集慰劳信、募捐棉背心运动中，积极宣传发动工人群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3、以各种斗争方式，参加抗击日军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潮安，参加善堂消防队的工人、店员，积极参加防空执勤工作。潮汕铁路的工人，时常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坚守生产岗位，及时抢修铁路，保证火车继续运行。当时驶于韩江中上游的大宁轮，在意溪江面被日机轰炸、扫射，受伤20多人时，意溪工人在意溪青抗会负责人丁锡猷的带领下，立即投入抢救工作，事后又募捐医疗费和路费赠给受伤者。1939年6月26日，潮城沦陷前一天，许多参加青抗会的工人，随组织分两路撤退：一路从北堤顶越过竹竿山向北撤退；一路过湘子桥从东津、意溪向文祠撤退。两路队伍最后于文祠石门集中，并成立独九旅战时工作队。部分参加青抗会的工人被编入战工队，协助驻军把关道路，防奸肃特，开展民运工作，有的直接参加驻军反攻潮州城的军事行动，有的参加情报组，潜入城里搜集敌伪有关情报。庵埠青抗会在日军占领庵埠前夕，也组织了100多人撤退至揭阳棉湖。同年7月，根据中共潮揭丰边县委的指示，又返回前线住在西淇。当时，在西淇的留守人员中，有店员工人洪衍树、陈节蘸等，在陈杰中的领导下，除同其他留守人员陈作钦等负责联系前方和敌后工作外，还出版《抗敌小报》，各工作队和敌后游击小组所需的宣传品，也都由他们在西淇刻印。这时，店员党支部书记陈作沛（益隆布铺工人）也接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店员身份作掩护，经常往返于汕头、庵埠、西淇之间，通过联系我方在沦陷前布置留下的人员，把搜集到的敌伪有关情报交给住西淇的汕头青抗会党组织。其他随庵埠青抗会撤退的工人，有的被组织派往随军工作队，有的参加游击小组，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为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为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党组织在发动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注意维护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适当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如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潮城印刷工会，有70多名工人参加，这些印刷工人当时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5至16小时，而且工资低微，生活十分困苦。印刷工会成立后，发动工人进行要求加薪减时的斗争，迫使厂方让步，每天减少两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适当改善了生活待遇。这一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其他行业的工人群众，如小贩工人受警察勒索，参加青抗会的小贩会员即发动工人向政府请愿，推动原小贩工会出面领导这一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1938年秋，潮汕铁路公司董事长张福英，以日机轰炸铁路、火车中途停歇、货运减少、公司收入下降为借口，解雇工人70多人。党组织推动铁路工会领导工人进行斗争，并发动各社会团体给予声援。当时铁路工会向铁路公司提出：假如铁路公司确因战争影响而收入减少，虽全体工人减薪，也不同意解雇工友，以免使一部分工友在抗战中失业挨饿。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返回公司复职的有60余人。有十几个工作比较次要的工人没有复职，铁路工会便发动组织合作社，以维持这十几个工友的生活。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了铁路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激发了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斗争的热情，对青抗会人员因公搭乘火车或托运物品等也提供了很多方便。

潮城沦陷之后，很多工厂、作坊和商店倒闭或外迁，大批工人失业。这时，无论是沦陷区或国统区，已都是民不聊生。1940年5月，潮安青抗会被国民党当局解散，我党从抗战初期那种以公开合法形式，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转变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分别开展了武装的和其他隐蔽形式的斗争。由于日伪的烧杀抢掠，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加上适遇天灾，疫病流行，地主、士绅又乘机渔利压榨，广大工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抗战初期有所发展的潮安工人运动，就在这极端困难的局面中转入消沉状态。

（摘自《潮州八年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