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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书简 风华粤章”系列报道——致战友
时间:2019-09-10 来源: 作者: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是战场中最值得信赖的存在,是生活中相互依傍的肩膀。他们,共同谋划一次次的战役,共同传播理想中的信仰。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或走散、或牺牲,但永远不会被忘记。他们的名字,叫“战友”。

    面对敌人的屠刀、炼狱的煎熬,共产主义坚定的守护者们,在狱中用文字,与战友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从容的告别。

    杨匏安 


杨匏安

    宁死不屈鼓舞狱友 面对屠刀泰然处之

    1931年8月,时年35岁的杨匏安,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被害。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这位革命先驱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劝降,宁死不屈。据狱友胡向荣回忆,在各种高压下,杨匏安曾在狱中留下了许多诗文,以鼓励狱友。其中最为人熟悉则是那首就义前夕写下的《示狱友》:


杨匏安烈士手迹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①,迟行笑褚渊②。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注释:①张俭,东汉时人,被奸臣诬害出走,识者皆不惜破家收容,终无法逃脱。

  ②褚渊,南北朝时宋人,宋明帝曾说:“褚渊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明帝临终,使与袁桀共理国事,不料褚渊出卖袁桀,助齐篡宋。

  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1896年11月,杨匏安出生在广东省香山(今属珠海市)。杨匏安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就因病去世了。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出身官宦之家,爱好攻读史书,擅长诗词书法。后来杨匏安自称“幼时颇有诗癖”,就出自于他母亲的熏陶。

  1916年,20岁的杨匏安从日本留学回到家乡后,在澳门当了一年的私塾老师。1918年全家迁往广州,住在杨氏家族在广州出资兴建的“杨家祠”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匏安在广州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受到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影响。1919年的5月至12月底,他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近10万字的文章,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据史料记载,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的时间,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同时。杨匏安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因此有“北李南杨”的说法。

  在革命的洪流中不懈奋斗

  1921年春夏间,经谭平山介绍,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

  1922年初,从事教师和记者职业的杨匏安,与党支部其他成员一起,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和组织工作。杨匏安在与工人交谈时,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深受工人们的喜欢和爱戴。

  据史料记载,当时他居住的杨家祠内,几乎天天晚上都挤满了工人群众。他还利用自己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的编辑主任这一合法身份,深入铁路职工中进行活动,引导他们组织自己的工会,团结起来,开展斗争。

  1922年,广东军阀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人士,党团刊物遭到封闭,革命组织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10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给团中央的一封信里提到:“现在已不似以前,只能秘密进行,珠评(《珠江评论》)已被查封,团址因被监视,已迁,六月来未接中央一钱接济……”在这种情况下,杨匏安临危受命,代理团委书记。

  为适应青年学生的觉悟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广东团委结合初期团员数不多的实际,建立了外围组织——新学生社,社址就在杨匏安住处附近。他经常参加新学生社的活动,为它出谋划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学生社的社员,从最初广州一地的110多人,发展到华南地区的五六千人,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和大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期间,杨匏安在国共两党中出任要职,参与相关领导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先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出席中共八七会议,后又赴南洋、上海等地开展艰苦的革命活动,直至1931年被捕。

  宁死不屈  面对屠刀泰然处之

  1931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因私人生活失检,被叛徒告密,累及杨匏安等16人被捕。据当时与杨匏安关在同一间牢房的胡向荣在1984年回忆,杨匏安衣着朴素,因为身体有病的原因,很瘦弱,但态度潇洒,神情自若。

  杨匏安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如获至宝,蒋介石亲自下令组织劝降,但都遭到拒绝。据胡向荣回忆记载,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杨匏安几乎每天都面对敌人的劝降,他也都一一拒绝,宁死不屈。敌人对杨匏安的劝降过程,杨每次回来后,都会亲口对狱友叙述。胡向荣回忆说,杨匏安对敌人表示:“我开始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

  杨匏安被捕后写过不少诗,前文提到的《就义诗》,就是他在从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缉队途中的囚车上所作。他这首诗先是在侦缉队的牢房被大家传诵,后来到龙华看守所也曾被传诵一时。周恩来于抗日战争时的重庆,曾多次用这首诗来教育同志们在革命斗争复杂困难的环境下,要像杨匏安那样,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杨匏安擅诗律,常以诗言志。据胡向荣回忆,杨匏安的另一首五言律诗的头两句是“杀头何足惜,名节最勘珍。”另一首七言律诗的第四句是“面对屠刀处泰然”。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杨匏安以其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崇高革命气概,鼓舞着身边的狱友。

  曾应之 


曾应之

      以笔为枪  战斗到最后一息

  亲爱的同志们:

  医生宣布我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死神就在我的面前了。在将和你们分别的时候,我要写这最后一封信给你们,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敬意,并对你们过去给我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许多同志对我的看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病了九年,把养病始终作为一个任务来执行,经过了千辛万苦,重难叠险,才能支持到现在。虽然中间曾犯过一些错误,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但一经发觉或同志们帮助提醒立刻改正。可是我的病体总是一年比一年衰弱。在这全国胜利的前夜,竟不能完成任务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我最大的遗憾是不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在党领导下继续为人民服务。

  这是1949年3月,曾应之在生命弥留之际留下的一封遗书。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他没有被死亡所吓倒,而是从容不迫地向同志们告别。

  曾应之,原名陈北镐,又名陈烈丰,广东潮安人。1936年12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潮汕地区恢复党组织后的第一批党员。“七·七”事变后,抗日形势迅猛发展,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曾应之在会中秘密成立党支部,使它成为潮汕党组织进行公共合法活动的主要组织。曾应之和同志们,通过演讲、演剧、读报,公开出版《救亡呼声》,在汕头《星华日报》大量刊登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组织“晨呼队”,在群众较集中的最热闹的小公园唱《在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以及潮州歌谣《抗战歌》、《除奸歌》等歌曲和在南生公司设立广播点等形式,形成全市热烈的抗日救亡气氛。

  从1941年春至1944年10月,曾应之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由于长期困苦和超负荷工作,最终积劳成疾。每到一处,他那坚强的毅力、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乐观的精神和平易近人、善于关心别人、团结同志的作风,总是深深地感动着接触过他的党内同志和群众、亲属,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和尊敬,被称为“曾团结”。政治环境的险恶、生活的困苦、贫病交加,始终不能压服他。他在给一位战友的信中写道:“用微笑,嘲讽卑小的毒菌;用坚忍,回答恶毒的病魔!用年青的手,把握紧胜利的希望”。这首短诗,是战争的誓言,也抒发了他蔑视和战胜一切艰险的气概。

  抗战胜利后,中共潮安县工委为揭露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宣传和平民主、鞭挞时政,团结教育人民,在潮州创办《路报》。正在潮州城郊隐蔽养病的曾应之,毅然挑起编辑的重担,拖着羸弱的病体坚持工作。

  就在曾应之正热切地盼望着新中国诞生的时候,他却倒下去了。当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他吩咐妻子陈丽琴取来纸笔记录,喘着气口授妻子写下最后的遗书——《给一切我所认识的同志》。

  死神到来之时,他还为自己在全国胜利前夕“不能完成任务”而痛惜,为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而遗憾。他更想念着曾在一起战斗、甘苦与共的同志,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1949 年3月13日,曾应之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同志,时年30岁。

  李卡


李卡

 在胜利的曙光前牺牲 自比“施肥的一代”

  1949年9月4日中午,就在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年仅27岁的李卡,在广东韶关牺牲。对于自己生命终点的到来,李卡早有预料。为鼓励未婚妻和战友,他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我们这一代就是施肥的一代,用自己的血灌溉快将实现的乐园,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的一切幸福,这就是我们一代的任务,是光荣不过的事业,死就是为了这,而生者亦是生的努力方向。几多英雄勇士为此而流血,抛出自己的头颅,我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平原的一株草,大海无干旱之日,烈火亦无烧尽野草之时。”

 多种形式宣传抗日 秘密出售革命书籍

  1922年,李卡出生在广东化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原名李钧海,又名亦池、永乾。

  1939年,李卡考入梅菉中学。期间,他常与同学秘密阅读马列毛泽东的著作,并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他先后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读书会、“救亡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开展革命活动,同时积极为学校的地下刊物《激流》写稿、编辑和印发。后来,李卡还和地下党员自筹资金,到他的家乡办农民学校,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

  1941年,梅菉中学当局对宣传抗日的师生进行迫害。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全校发生了强烈抗议学校迫害师生的学潮。李卡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当局为了平息学潮,被迫撤换了该校校长,并答应给学生一些民主权利。但李卡等几位学生代表被开除了学籍。

  随后,李卡到粤北乳源县读高中。在那里,他仍然团结进步同学,继续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1943年,他与友人合资承顶桂林恒星书店,秘密出售革命书籍。

  笔杆做枪杆 人称“古怪李”

  文笔极佳的李卡,在考入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后,他一面学习文化基础知识,一面投身学生运动。他担任广州《建国日报》记者,以笔为枪,用“李卡”“徐雪”“上下大夫”“吼夫子”等笔名,在该报副刊《国风》《文艺之叶》和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谁叫你失业》《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笔尖》《广州四趣谈》等几十篇诗歌、杂文、通讯,无情地揭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同时他又以炽烈的感情,用各种文体歌颂革命,歌颂地下党与敌人作斗争的胜利,抒发自己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志愿。在他的影响下,他家成了共产党地下联络点。

  不久,李卡由党组织送到香港达德学院深造。1947年初,李卡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往乳源县粤赣先遣支队。他先后担任支队司令部参谋、曲南游击大队武工队长,曲南工委会主任等职。李卡多谋善断,作战机智勇敢,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而他在群众和战友中又非常幽默诙谐,所以大家亲切地叫他“古怪李”。后来,“古怪李”成了敌人感到神秘而可怕的传奇人物。

胜利前被捕   致信朋友自比“施肥的一代”

  1949年1月15日,李卡在宝山村的张屋不幸受伤被捕。在由沙溪圩押往曲江县途中,他不断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驳斥其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告诉群众胜利很快就要到来……沿路的群众受到教育,连看守的卫兵听了宣传后也说:“我们希望你们快成功呢!”敌军官看到这情况,便用碎木堵住他的嘴,派了十多个人看守他,不让人们接近他。

  同年8月25日,同狱战友的母亲,悄悄为李卡带回了前文的那封宝贵的遗书。这封信是写给他的未婚妻和战友们的。他在信中提到,“死亡之魔在狂吼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凶信,而是一个喜兆……”从敌人对革命者的疯狂屠杀里,他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李卡把自己比作“大海中的一滴水”“平原的一株草”,认为个人的牺牲,是在用“血灌溉快将实现的乐园”,是“光荣不过的事业”。

  陈玲、江风

江风

  胜利前的黎明   他们献出宝贵生命

  给刘伟珍①同志的信

  此次敌人的扫荡,虽然比任何一次都残酷,而又较长的时间极大的兵力,不过此次就是敌人垂死前的挣扎,我们胜利前的波折、光明前的一瞬间的黑暗……光明的胜利是必然快来的。

  我仰慕的妈妈②被捕,这是我们的大损失,她的思想意识、斗争历史,是值得我们后继者敬仰的、学习的……

  K. F.③

  一九四八年正月四日

  胜利是更接近我们了——致刘伟珍

  珍,伙伴们:

  今天意外地接到你的来信,这使我多快乐和兴奋啊!

  一年的隔别,不晓得你们曾把我想念到什么样子,死了吗?还是受苦刑呢?还是……一年来悠长的岁月,而且又在这种环境里,怎么不使我时刻怀念着你们及我们的“家”④来呢?在我想象中经历多年锻炼的你,必是更坚强地屹立在人群中了。伴侣们也突飞猛进了,胜利是更接近了。想着我又得安慰而又尽情地睡去了……

  惊闻“风”⑤的牺牲消息,愤恨之余,使我又反复难过了一整夜。但我们不应该停在悲痛中,相反的我们要加倍努力,踏着他的血迹前进,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志愿,来纪念他,才是有意义的。

  妈妈字 写于曲江狱中

  1949年5月9日

  注释:

  ①刘伟珍:陈玲、江风的战友,曾任卫生队队长。

  ②妈妈:陈玲的化名,下同。

  ③K. F. :江风同志代号。

  ④“家”,指党组织。

  ⑤“风”,指江风,1948年11月18日牺牲。


刘伟珍

  这两封信分别是陈玲和江风写给战友刘伟珍的,写作时间相隔一年多。信中,江风向刘伟珍诉说着对狱中陈玲安危的担忧,而陈玲则向刘伟珍表达听闻江风牺牲时的愤恨。纸短情长,浓浓的战友情跃然纸上。尽管在信中,陈玲和江风都表达对革命胜利的渴望,遗憾的是他们却都倒在胜利前的黎明,为革命的最终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

 隆隆战火中  他们结下浓厚战友情

  江风,广东阳山县人。1944年春,参加东江纵队骨干学习,学习结束后,被派到粤北北一支何俊才部队。1945年5月,参加清远抗日游击队。后随部队一起北上粤湘赣边区,不久又跟何俊才部队南下坚持北江游击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玲则是北一支司令员何俊才的爱妻,1941年陈玲随舅父到粤北地区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随部队北上粤湘赣边区,1946年参加粤赣先遣支队(北一支队的前身),先后任连队指导员、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在隆隆的战火中,陈玲和江风等战友,结下了浓浓的情谊。

  “1948年1月3日,北江第一支队在翁源太坪受到敌人突袭,深陷重围的陈玲知道自己无法脱身,先是冷静把文件嚼碎咽下,然后拔出手枪与敌人做最后的拼杀,直到弹尽被俘。”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曾专门对陈玲生平进行研究,他告诉记者,敌人认出陈玲是何俊才的妻子不禁大喜,让她给丈夫写信改过自新就释放她,陈玲只回答了一句话:办不到!

  陈玲被捕不久,1948年正月,江风在给他和陈玲共同的战友刘伟珍的信中写道,陈玲被捕后他“痛哭流涕”,敌人对陈玲的毒打或者侮辱,“只可增加我的仇恨,加强我的斗志而已,当然不能动摇我的志气甚至一切革命同志的。”

  江风希望刘伟珍将陈玲被捕后的情形告知,从而为陈玲“复仇雪耻”。他在信中写道:“我现在经常被斗争多年的妈妈情感鼓起情绪,经常都念着为我妈妈报仇……”

  黎明之前  他们倒在敌人枪口之下

  心中想着为战友“复仇雪耻”的江风,在1948年秋调佛冈大队任副大队长。1948年11月18日,江风在广东翁源新江渔溪径口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仅23岁。

  江风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陈玲“愤恨之余”,难过了一整夜。但她鼓励战友“不要悲伤”,努力继承江风的遗志来纪念他,“他虽然死了,然而他的精神是不朽的。”

  尽管狱中受尽苦刑,物质生活贫乏,陈玲却说服一名狱警从而获得报纸杂志。她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胜利充满信心,认为“胜利是更接近我们了”。

  然而,和江风一样,陈玲没能等来最后的胜利。1949年8月,解放军南下广东即将解放。“得知这一消息,陈玲在喜悦之余告诉狱友:胜利在望,估计敌人不会放过我。但想到明天,我心情坦然。”荣笑雨介绍,194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反动派将陈玲枪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陈玲壮烈牺牲,时年仅26岁。”荣笑雨告诉记者。

  

  总策划:杨建伟 林海利  

  总统筹:易立 孙爱群  

  执行统筹:谢涛 林洁

  

  资料、图片提供: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茂名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


责任编辑:毕亚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