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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大转变引导改革开放潮流
2019-01-07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章百家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梳理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有五个方面的转变引导着整个潮流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指导思想的转变: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在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随后于当年夏秋之际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些都为党的路线转变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提出新的政治路线,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要的转变意味着党明确了其主要任务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这是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连的。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以往的教训主要总结了三条:第一,革命胜利后,党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仍然把开展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致使政治运动不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第二,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不重视经济规律,多次出现严重失误,导致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第三,国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跟上世界的发展步伐。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非常重要,中国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的是原有体制的弊端,而不是把原来的体制推翻。

1982年9月,我们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而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会议决定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人均GDP达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此后又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改革开放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蓝图。

政治环境的转变: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两者几乎是同时启动的。当时,人们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围的变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规模调整党内关系和社会关系。如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等。2、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人兼职过多的问题,恢复党的民主作风,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体制。3、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4、取消“大跃进”时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设置,逐步实行基层自治。进入21世纪后,基层自治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5、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四条标准启用大批年轻人,形成新老干部有序交替。6、改进和健全各级人大和政协制度,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更大的立法权。7、加快制定各项法律。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民商法等,行政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等出台则比较晚。

上述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国家的治理朝着民主法制的方向发展。事实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广泛,并起到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创造条件的作用。后来,由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更引人注目,当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为人所忽视。

经济体制的转变: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但并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对象是当时的计划体制,但最终要将其改造成什么样,谁也不是很清楚。

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突破使得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单是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稍加留意即可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被削弱了。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不再附属于单位,思想不再简单一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已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这个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当然,有人参与的少些,有人参与的多些。但不管怎样,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