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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40多年从事宣传工作,终生不悔”
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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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平女儿陈芳芳访问记

2015年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省委宣传部原部长陈越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红广角》杂志专访组采访了陈越平同志的大女儿陈芳芳,听她讲述了陈老一生的革命梦想,特别是他40多年从事宣传文教工作的酸、甜、苦、辣,他在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为宣传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的重要贡献。

勤思好学,为从事宣传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陈越平1914年9月生于香港,是东莞市南城区篁村袁屋边人,曾用名陈成昌、陈至立。他从小聪明好学,在香港念私塾期间,很快就背完了四书五经,先生看出他是栋梁之才,应接受更好的教育,无奈地对他说:“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你转学吧。”母亲遂把他送回东莞,进入县立第一小学五年级就读,他还没毕业即以同等学力考入东莞县立中学。1932年初中毕业,他代表东莞中学参加全省会考,获全省第一名,由当时省教育厅长颁发了一枚银质奖牌,上书“褎然居首”四个大字,并刻着“奖给全省会考第一名陈成昌”,在东莞中学和亲友中引起轰动。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广雅中学、中山大学高中部、广东工专等,并被几所学校同时录取,最后就读中大高中部。1935年,他考入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由于进行学生爱国运动被开除,不得以于1936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完整的教育、良好的学习成绩为他打下坚实的理论功底和文字功底。

陈越平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较早从事革命活动,为追求真理曾三次被学校开除。“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激发了人们的抗日救国情怀,陈越平思想上受到启蒙,开始在东莞中学举办的油印刊物上发表爱国诗文,参加抗日宣传、募捐活动。在中大高中部读书时,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勒令退学。暨南大学读书期间,在上海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曹家渡冲警察局营救被捕的宣传队同学,参加南京路集会游行示威、北站卧轨、苏州宣传、南京请愿等,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主张抗日反蒋,被学校开除。在北平大学,继续参加北平学联和“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当时,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著名教授李达、许德珩等在课堂上公开讲解马列主义原著,陈越平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立志革命救国。“七七”事变后,流亡到山东、河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底到西北联大复学,担任西北联大“民先”总队部的领导工作,于1939年10月入党。1941年毕业前夕,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险些被捕,不得不离开校园。直到1985年,才拿到了被扣押40多年的西北大学毕业证书。

1941年陈越平和妻子吴刚一起进入陕甘宁边区,1943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亲耳聆听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真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革命根据地的许多进步书刊。延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与实事求是的作风影响了他们一辈子。陈越平晚年时,住所里用的家具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的旧家具。

陈越平一贯注重理论学习,1978年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后,更加自觉学习钻研党的宣传理论和方针政策。1980年至198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读了大量理论书籍,结合实际,写下了几万字颇有见地的学习笔记。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还对从事了40多年的宣传工作念念不忘,不停地念叨如何搞好宣传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一会儿说“宣传工作要因地制宜,特区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各不一样”;一会儿又说“做宣传工作要掌握度,过头不行,不主动去做也不行。”还说“要注意总结特区和先进地区的经验,抓好典型,举一反三”等等。

实事求是,为广东解放思想、率先改革开放鼓与呼

陈越平先后在冀鲁豫边区党委宣传部、平原省委宣传部、华南分局宣传部、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等宣传部门工作几十年。宣传部主管思想意识形态工作,难度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受到极“左”思潮干扰,风向变幻莫测,“文革”期间,党的宣传工作受到极大的破坏,陈越平也不免处于尴尬地位,甚至也挨批挨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革”结束以后,陈越平以高昂、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投入新时期的工作。他在一次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坦率地说了心里话:“我干了四十多年宣传、理论工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可以说都尝试过。我深深热爱这个工作,可以说至今不悔。”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展开。陈越平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不仅书写在中央党校礼堂的墙壁上,更是深深铭刻在他心中。陈越平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和感受,从内心拥护实践标准观点,积极参与这一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广东省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全国各省的前列,陈越平领导的省委宣传部责无旁贷地担起这一重任。在形势还不是十分明朗的情况下,陈越平7月19日在广东省委党校讲话时,已经指出有些同志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标准观点。9月上旬,陈越平参加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这次会议之后,陈越平随即领导省委宣传部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对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部署。10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委党校先后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接着,全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由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中。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广东立即于1979年1月召开了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省委常委除留少数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常委在1979年2月份统统下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地开展调查,研究和思考如何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陈越平来到梅州的兴宁、梅县、蕉岭等地,深入基层,与公社、生产干部座谈,了解情况,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79年,省委部署许多地方还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补课活动,同时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宣传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充分的中山县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中山县在基层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验。陈越平1979年8月在中山召开的全省县委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了《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讲话。他还大胆支持改革开放萌生的新鲜事物,在各地对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各执一词的时候,他支持高要县在鱼塘上搞承包责任制的举措,着意安排高要县的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介绍当地包产到户、发展生产的做法,对解放思想起了启示作用。会后根据中山现场会议反映的情况,又派出几个工作组到佛山地区、湛江地区、韶关地区等地调查了解情况。9月,在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他再次发表了《紧密联系实际,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讲话,对广东省干部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消除“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和影响,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闻名全省乃至全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是一起错案,习仲勋亲自领导了这一案件的平反工作。在通报这一案件的平反时,陈越平结合自己的工作,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显示出共产党员位无私无畏、胸怀坦荡、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品质。

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陈越平曾深有感触地说:“四十多年宣传工作的实践证明:正确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工作的成绩就比较大,反之宣传工作就困难重重,甚至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春风化雨,为广东宣传文教工作改革创新贡献力量

陈越平在宣传部门工作十几年,还在广东省文联、省文教委、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社科联、南方日报社、华南人民出版社等文化教育部门担任过重要职务,对思想文化建设出谋划策、竭尽全力。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深入实际研究探讨宣传文教工作的新形势、新特点,在解决诸如消除“左”的错误思想影响、落实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做了大量扎实细致有效的工作,为广东宣传思想战线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推动广东的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陶铸的领导下,陈越平就非常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红线女从香港返回内地后曾多次与其交往,记得陈越平经常到粤剧院与演员们座谈,从全国局势、广东情况一直谈到中央对粤剧的指示,他反复强调:“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光是知道站在台上唱戏是不行的,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陈越平离世后,红线女亲笔撰写悼文,并饱含深情地向《广州日报》、《羊城晚报》讲述自己与陈越平交往的往事。1962年夏,陶铸指示为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创设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陈越平用心去落实,找定沙面的胜利宾馆,让宾馆安排30个床位和两间会议室,免费提供给专家学者使用,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都很满意。“文革”后恢复社科联和各个学会活动,陈越平又在当时的全国第一高楼白云宾馆腾出几间房作为学术界的活动场所。

“文革”结束后,在这一场浩劫之后,如何突破这种极度不正常的文化氛围、开创出全新局面,是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面临的一个难题。1977年9月,广东省文联召开省文艺创作会议。会前,在吴南生的领导下,陈越平领导的省委宣传部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恢复“文革”中被打倒的所有文学艺术团体、刊物、作品。中宣部迟迟复电:“由省委考虑决定”。广东省委当机立断,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恢复文联及下属各协会的活动,以及文学、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的出版、演出活动,恢复广东画院和粤剧、潮剧、汉剧、琼剧等剧院。同年12月,广东省文联和剧协、音协、美协、舞协正式恢复活动,这在全国来说应该是最早的,《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短评。广东成为当时我国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前沿阵地,陈越平功不可没。吴南生在回忆陈越平的文章中曾意味深长地回忆过这一段旧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广东宣传、文艺、新闻战线上,许多人提出了三个“敢不敢”的问题。即敢不敢让《羊城晚报》复刊;敢不敢重版《三家巷》、《苦斗》;敢不敢让欧阳山把《一代风流》写完。就是看省委敢不敢把思想解放落在实处。省委赞同《羊城晚报》复刊,并主张吴有恒担任报社党委书记和总编辑。陈越平等四次登门拜访,并促成对吴有恒“地方主义分子”冤案下发了正式的平反文件,于是吴有恒同意接受委任。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很快得到群众的喜爱,站在全国优秀晚报的前列。省委为欧阳山和他的小说平反,支持他在1981年出版了《一代风流》的第3卷《柳暗花明》。接着,第4卷《圣地》和第5卷《万年春》陆续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宏篇巨著《一代风流》终于完成。

陈越平主张: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把创作搞上去,如果创作时间得不到保证,那就等于一句空话。对于专心致志搞创作的同志,要给予鼓励和帮助。对业余作者试行创作假的制度。1980年,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刘斯奋开始创作《白门柳》,陈越平大力支持他,给他特殊政策,允许他不用每天上班,在家创作小说。刘斯奋安心创作《白门柳》,终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是个经济落后,文化贫乏的边陲小镇,文化设施处于瘫痪状态。特区建立后,陈越平为了做好特区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遵照省委的要求,把一批最优秀的宣传骨干派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去,安排了不少宣传文化战线的骨干担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深圳特区报社长以及文化部门的领导等职务。李伟彦同志奉命调职深圳前,陈越平曾鼓励他:“你大胆去工作,凡是符合改革开放精神的事情,省里一定支持、开绿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深圳电台、电视台等文化设施的具体建设过程中,陈越平和省委宣传部不时给予关心和帮助。在省市的共同努力下,图书馆、博物馆、深圳特区报、电视台、体育馆、大剧院、科技馆和新闻文化中心用了三年时间先后建成,一时被誉为深圳“八大文化设施”,名扬全国,成为深圳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历史见证。除了深圳,陈越平还经常深入珠海、汕头经济特区调查研究,与特区领导研究相关问题,排除各种干扰,认真总结和交流特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

打开国门之后,广东率先出现了通俗音乐厅和群众舞厅,社会上众说纷纭。陈越平亲自到歌厅、舞厅、音乐茶座视察,观摩港台电视节目、录像和影片,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省城乡很快形成了包括多种文娱项目、文娱用品和多种文化服务的文化市场,各种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广东一时成为流行文化的重心。

陈越平就是这样身体力行,专心致志地去做好宣传文化工作的!通过这次采访,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他对党的宣传文化事业的坚定、执着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