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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协助父亲参加军情工作的追忆
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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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合作

史永在1947年初调往南京后,把我转交刘人寿领导。刘比较年轻,只比我大三、四岁,1939年从延安调至上海,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1947年夏,他开始代替潘在上海主持一线工作,并开始同我父亲直接接触。刘人寿之前只同我在户外咖啡馆、电影院见面,短暂交谈,待从我处得知父亲来沪时即来我家访谈,我在家时也不回避。这时我在上海原法租界的霞飞路霞飞坊对面的一个弄堂里顶了一个小单元,虽然只有一大一小的套间,但厨房、卫生间和电话设备齐全,可容我父母来时暂住。这房子前后两门可各通街道,王绍鏊撤离上海前曾在此暂避,他每天早晨都要到杜美公园打太极拳,从后门出去又从前门另一街道进入,人们都认为是过路者,不大在意。我对父亲的工作,当然是心知肚明,但组织上除了刘人寿对我说我父亲是“我们的人”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说。父亲对我也是讳莫如深,但他在上海居住生活、交通往来、传递信息、联系约见等等,作为儿子也是我应该努力做好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本文标题“奉命”两个字加上引号的原因。总之,当时协助父亲工作,既是父子关系,上阵父子兵,又注入党内关系,一切都显得更加自然和默契,妙在不言中。

父亲对我一直是守口如瓶,不但从不吐露自己的政治面目,连他的具体任务和情报来源,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告诉我。他与吴石、陈宝仓,我也只见他们交往,未详内容,有些大事也都是事后才知道。例如,1947年初监察局派父亲前往广东办案时,父亲获知华南蒋军可能北调的二线兵力。因我父亲奉召急切回京,身边又有随从相伴,不便在上海停留。王绍鏊得知后对我说,这边正等着要这份材料,我在急往南京向父亲索取时才知有这项任务。又如他从华中剿总参谋处获取该处编印的双周战报,因父亲在南京、上海居无定所,不得不让他们邮寄我处代转后,才告我端倪。我按期收到后当即转给刘人寿,他十分重视,认为敌方有战斗决心、布置、兵力情况,并有对我方动向的判断,前后有连续性,很有价值,在刘人寿离沪期间,刘还让妻子黄景荷来我家索取。但此件的邮寄方式曾使我甚感不安,因当时特务邮检相当严格,而寄件人华中剿总的情报科长胡宗宪只是把父亲看作是他老师吴石的挚友,定期寄给高级将领研究参考,父亲不可能和他约定什么隐蔽的方式,他就通过邮局贴上油印的地址纸条直接寄出。收件的不是任何军政机关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调研处我收转吴军法总监(父亲原是四战区军法执行监)收。这份持续寄来的军事战报既然这么重要,当时我们也很难再和寄件人商定别的传递方式,我只好抱着侥幸的心理,独自忐忑不安地担着不得不冒的风险,幸而一直未被敌特察觉。这段隐忧,当时父亲和刘人寿并不知晓。

又如张今铎被追查案件,父亲也只是告诉我张是民主人士,在撰写内战形势分析文章,常来上海,让我有时间前往探望,听他对蒋军战略、决策有何看法。张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青年会会所,多高谈阔论。有一次他拿出美国拉铁摩尔的一篇评论中国政局的英文稿文章,让我译成中文发表。该文有对蒋介石政府极端腐败的评论,我译出后交给张,张将此译文和他自己写的一篇战况分析的文章,刊登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蒋介石见到张的文章大为震怒,下令查封《观察》,缉拿作者。因张用的是国防部史料局的稿纸,该局自局长吴石以下都被逼核对笔迹。而我译的那篇译文用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的稿纸,却未被注意追查。后来吴石告诉父亲,特务到史料局追查情况,父亲立即通知张避居香港。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未注意隐蔽,险闯大祸。

1948年7月,父亲在淮海战役前夕前往徐州,获取被誉为“淮海战役前最早又较全面”的蒋军情报。在父亲返回上海后,也只让我尽快联系刘人寿,除了说几句天气炎热,路途所见兵荒马乱的情景外,对于任务成果一句不提。父亲严格遵守隐蔽战线工作纪律和党的机密,能不说的尽量不说,并将他和我的关系尽量淡化为单纯的父子关系。我想这绝不是他对我不够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牵连,也是对我的细心保护。

不断成长

对于参加军情工作,从我个人角度讲,一开始并不满足和安心。当时交大校友发动抗暴、反饥饿等运动,正如火如荼。我也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就同民盟职业青年区分部另一负责人筹组了一个“资本论读书会”,后又扩大成立了有五十多人职业青年参加的群众组织,每周分别讨论时事、文艺。当我将此活动告诉刘人寿时,即遭他严厉训斥。他说“你不想想,现在形势下(1947年夏已是国共开始大打),怎么还能搞五、六十人的大型活动?”他还教育我说:“在解放区,你有飞机大炮,我也有土枪土炮,同蒋介石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在蒋管区,他最恨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的,就是我们这种从内部挖他墙脚的人。我们没有刀枪,又要虎口拔牙,唯一的办法就是善于隐蔽。”这才使我对军事情报工作的意义和特点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当时我在国民党军界唯一有些交往的只有在国民党联勤总部任职的鲁令子,便向刘人寿请示,可否对鲁做些工作,让他提供情报。刘人寿开始告诫我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他同意让鲁写点材料看看。我便连续几个晚上到鲁家中谈论内战形势和个人如何选择,鲁终于同意提供情报。后来刘人寿决定亲自见鲁,并发展鲁入党。当时我确实是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对鲁令子进行试探和说服的。后来刘人寿直接联系鲁令子及其所有可用的社会关系,并让鲁必要时在南京可以直接找我父亲转交情报。

刘人寿还多次在我前往南京、香港看望我父母时,交待我捎回一些情报。有一次史永在南京吴石家中找到我,让我陪他到另一密处,由他将刚从国防部获悉的国民党军调动的番号、地点写在小纸条上,让我尽快转交刘人寿。这些,都让我逐渐认识到,在隐蔽战线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每个人都是紧密配合、缺一不可的。虎口拔牙、伸手夺宝,固然需要大智大勇,而从传递信息的内部交通、电台发报,到据点内作掩护的老大妈、假夫妻,也都要斗智斗勇,也是不可或缺的。

父亲在徐州获取的淮海战役重要情报上报比较顺利,事后知道是通过李白电台上报党中央的。但不久,上海地下党遇到了一个挫折,即李白电台遭到破坏。尽管当时我对李白电台被破坏,刘人寿、黄景荷撤离的实情并不了解,但从所接触情况来看,联系突然中断的经过很不寻常。1948年底的一天,上午10点多钟,黄景荷突然来找我,当时我住在虹口狄思威路金仲华的家中,黄很平静地通知我刘人寿约我晚上六时在国泰电影院见面,她同金家女佣谈了一下家常后就离开。当时我预感定有紧急要事,因黄景荷不轻易前来找我,我在入住金家时,刘人寿曾告诫我说金家目标很大,黄非有特殊情况当不会轻易来此冒险。果然不出所料,当日我准点到达国泰电影院门外时,见刘人寿从人群中边走边对我说,这里的电影不好看,我们到那边的兰心戏院看看。待我们走到僻静处,刘要我立即同我的一个联系人王某联系,说有个小箱准备寄存他家,并要我七点再回到兰心戏院门口,届时跟着他走不要说话,会有一个穿工人服装的人拿着一个提箱走近我身边,将箱递给我,我也不要说话,接过后即送王某家中暂存。但当我按嘱打电话同王某联系后,回到兰心戏院门前时,刘人寿又对我说,这个计划取消,约我周二晚八点在虹口某书店内相见。但从此后多日同一时间,我在该书店等候,都未见刘到来,我判断一定是出了大事。原交我转移的可能是电台及其配件,尽管他们处变不惊、若无其事,但仍掩盖不了事实的异常。

1949年初父亲从南京到上海,带着汤恩伯给江防部队命令的重要情报急于要找刘人寿,但也未告诉我内情。这时,我也学会了沉着,并未告诉父亲刘与我中断联系的具体经过,只是再往该书店几次寻访后告诉我父亲,与刘已无法联系,并立即设法买了机票送父亲赶往香港,顺利地找到已撤至香港的刘人寿,及时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

送走父亲后,我仍留在上海,后来刘人寿派人通知我“慎交游”、“我们任务已经完成,现只待解放。”当上海解放时,我第一时间走上尚无行人的北四川路,眼见最后一辆撤离的蒋军卡车鸣枪驶过,外白渡桥南岸尚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英勇牺牲的遗体。我心潮澎湃,感叹在解放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英烈,才换得“半夜不怕鬼叫门”的太平日子。

编者按:本刊2015年第1期发表了《深藏虎穴立奇功——隐蔽战线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吴仲禧》一文,第7期又发表了专访文章《父亲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能站在斗争的前列——吴仲禧子女访谈记》一文。为深入了解吴仲禧在隐蔽战线的贡献和工作,现将吴仲禧长子吴群敢的追忆文章刊出,读者可参照阅读。吴群敢1941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秘密工作协助父亲,同王绍鏊、刘人寿等联系颇多,经历了秘密战线的一些重大事件。

1946年春,我在上海通过父亲的挚友王绍鏊,重新找到党的组织关系,并随之在上级的精心布局和父子关系的天然掩护之下,参加了在解放战争中协助我父亲猎取蒋军情报的秘密工作。

重回组织

我同王绍鏊原不相识。1943年暑假我从韶关回到柳州度假时,遇到王从香港寄来衣物要我父亲转交重庆他的女儿,我父母神情都显得很神秘;还有一次王介绍徐鸣盛从延安经柳州返回香港时,途经柳州来访我父亲,我恰在家共餐,席间谈及延安整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王的来历以及父亲同王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在重庆交通大学随校迂回上海,因知原在广东曲江仲元中学1941年同时入党的战友,有的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的随东纵北撤,有的仍未找到党的关系,心中十分郁闷。我一直谨记,1942年粤北省委被破坏时,我的直接领导人刘渥丹(女)对我说:“上级机关已被破坏,现在千万不要乱找关系,将来上面关系接通了,自然会有人来找你。”可是几年过去,始终无人找我。我又不敢自报山门找党,在无奈徬徨之中,偶然机会加入了上海民盟,并从中得知王绍鏊就是上海市民盟的主委,我心想他的身份可能还不止这么简单,于是决定上门访见。当我初次到原法租界福履理路王的寓所小楼叩门时,王家女佣打开门傍着小窗问我要找谁,说声请稍候,就把小窗关上。约十分钟后大门打开,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高大汉子堵住了大门,厉声问我找王绍鏊有什么事,女佣和另一女人(王的妻子)也都分列左右,都把目光紧盯着我这个衣衫简朴的年轻人。当我说明我是吴仲禧的儿子时,王绍鏊满脸笑容,让出大门,挥开左手,说声“请”,引我上了二楼他的小书房。我当时十分惊讶,国共尚在和谈,上海的政治气氛和社会治安还相当平静,为何对一个孤单的来访者如临大敌,后来才知道,当时党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张唯一(建国后任情报总署副署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就住在王家三楼,怪不得王绍鏊会这样高度警惕戒备了。

王绍鏊同我初次交谈中,就急切问我父亲的近况,叮嘱我赶快写信要父亲来上海,有事要找他。此后我几乎每逢星期天都要走访他,王慈祥和霭,但开始他不谈时局,更不涉及同我父亲之间过去的交往,只是兴致勃勃谈论他对中国应该实行土地国有的见解,似在观察我的反应。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对王说民盟的组织太松懈了,什么事都搞不成,王才慢吞吞地、冷冷地说:“你老兄想要找更严密的组织,我也可以替你想办法。”这时我见有此一线洞天,便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原在1941年入党,后因广东党组织被破坏,断了联系。不料我刚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王打断。他说这不是口头上说了就能算数的,你写个书面材料,说明你的经历和要求,我来替你想办法。他就是这样在不暴露自己政治面目的情况下,替我解决了恢复组织关系的问题。不久,我父母亲来到上海,按我所告地址,连续三个晚上住在王家交谈。我感到父亲精神兴奋,对我也更为亲切。父亲在我刚回上海时曾对我十分担心,曾写信告诫我说“十里洋场,慎之戒之”,这时,他也不再说这些话了。我猜想,十之八九,他同王绍鏊也都是组织中人,而且王已将我的情况告知父亲,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我在交出过去入党后失去联系经过的材料后,曾多次到王处催问何时有人来同我联系,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说:不要急,总要物色一个适当的人来联系才行。一拖拖了近四个多月,才由史永按约定时间拿了王的名片作为信物前来找我。我曾很诧异,一个刚从交大毕业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调研处任编辑的小职员的地下联系工作也这样难安排。后来才领会到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当时父亲国防部监察局的任职尚未确定,在南京居无定所,他既无法寻找上级,上级也不便找他,由我担任中介联系,自是最佳的选择,但这要待我父亲在国防部任职落实后才能启动。这就是史永未能很快找我联系的真正原因。史永(原名沙文威,解放后曾任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长期在军情系统工作,可说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是沙家五将中的老四。大哥沙孟海,是著名书法家,蒋介石曾请他编写族谱;二哥沙文求在广州起义中牺牲;三哥沙文汉,担任过新四军敌工部领导工作,建国初期,曾任浙江省省长。史永早年即随三哥参加革命,1950年台湾吴石案中的中共联络员朱谌之就是史永在敌伪时期发展入党的,刘善本驾机投奔延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史永也都参与策划。但他同我联系只有三个月,即被调往南京协助他三嫂、时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进行策反和军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