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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能站在斗争的前列”
2018-06-01
来源: 作者:

——吴仲禧子女访谈记

采访时间:2015年4月18日

采访人员:刘子健、吕湛忠、陈雷刚

文稿整理:张丽红

吴仲禧是我党在隐蔽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清明节后不久,吴仲禧的长子吴群敢从北京来广州探亲时,和五位弟妹一起接受《红广角》编辑部的采访,追思父亲的丰功伟绩,缅怀父亲不平凡的一生。

父亲的两大特点

《红广角》编辑部(以下简称“编”):大哥本身也是位老革命,请大哥谈谈您对父亲的印象。

群敢: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是很渺小的,是否要为父亲写本传记呢?我曾经持保留态度。最近感觉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历史,不了解中国被侵略的历史,也不了解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如果通过人物的经历,使年轻人通过富有故事情节的传记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当时社会的情况,那这本书就很值得写。我父亲不算非常知名,但很有特点。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转变为共产党员,所经历的道路对我们子女很有教育意义,对其他年轻人可能也有启迪。

父亲的特点:一是在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关头都能站在斗争前列,站在主攻的阵地上,冲锋陷阵,奋勇向前。

比如辛亥革命爆发时,父亲刚满16周岁,就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当时他家是属于小市民家庭,不是因为没饭吃才当兵,而是想方设法从家里逃出来当兵的。学生军开到上海、南京,护卫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时,南北对立,孙中山手下没有多少自己的武装,以前依靠帮会势力、地方军阀,福建学生军成为孙中山可以依赖的实力后盾。大革命时期,汀泗桥战役、临颍战役父亲都参加了,先后打败了吴佩孚、张学良的主力部队。临颍战役时,张学良带十万部队,张发奎只带了两个师,敌人五倍于己,其中十二师兵源不足,父亲带领的是二十六师。张发奎认为临颖战役是北伐战争中伤亡最惨烈的一役。蒋先云是父亲与党组织的联系人,他在此次战役中不幸阵亡。父亲因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而未能参加南昌起义,十分遗憾。十年内战中父亲没有参加与红军的战斗,而坚持反蒋亲共的立场,参加了邓演达组织的第三党,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并捐资办学,学校里招聘了一些有理想的老师。1934年,组织找到了他,他帮党组织联系到与陈济棠的关系,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粤北边境牵线搭桥。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父亲一直在抗日斗争的前线。先参加淞沪抗战,武汉抗战中在南线九江赣西北一带狙击日军进攻武汉,后来在粤北抗日前线任第四战区少将军务处长、韶关警备司令,后来又参加桂柳会战,收复广州之后主持对日伪汉奸的审判。抗战时期,除了正面的军事斗争,父亲在与军统特务的斗争中也表现了相当的勇气和胆量。1939年以后,邱誉(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到了韶关,发表议论说共产党游而不击,邻省湖南发生了“平江惨案”。当时,韶关、桂林位置很重要,是转运物资的枢纽,云广英是韶关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我经常看到他找父亲,父亲很客气友好地接待他,请他送阅延安的报刊。韶关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在外面做恶,父亲利用这个机会把前任警备司令吴迺宪(军统十大区区长之一)安插在司令部内的参谋长扣押起来。在父亲的保护下,韶关办事处不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狠狠地打了军统特务一个嘴巴。军统特务曾上报蒋介石,说父亲有“袒护异党”的嫌疑,蒋介石让张发奎、余汉谋查处。父亲和张发奎、余汉谋都是老同事,工作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张、余两人联名上报查无实据,并建议把父亲调到柳州,任军法执行监,从少将升为中将,军统的阴谋落空。南委事件发生时,父亲已经调到柳州。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要求去延安学习,组织要求父亲留在蒋军收集情报。父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留在蒋管区收集情报。很多人在辛亥革命中升了官、发了财,有些人在抗战中很勇敢,到解放战争时却变化很大,父亲在每一个关键时候总是站在正确的位置。父亲自号“奋飞”,这个特点很值得学习。

为什么在历史转折关头父亲总能站在前列呢?这就要说我父亲的第二个特点,即他认真学习、思考了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对共产党很神往。

父亲没有高明共产党人在身边指点,没有机会读多少马克思主义经典。我七八岁时曾帮父亲从枕头下面拿书到树林里读,当时父亲叮嘱我包好,不要被人看到,后来才知道那本书是《共产主义ABC》。据母亲说,父亲私存枕下、经常阅读的是一部四卷装红色封面的《唯物史观》。抗战中父亲特别注意阅读《新中华报》等直接来自党中央的报刊和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总的说,父亲看过一些理论书籍,但读得不多,没有我读的多。父亲经常说,辩证法真厉害啊,群众路线也很厉害。当时年轻不懂事,认为父亲讲的太简单了,现在体会到父亲的确认真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父亲不是逼上梁山,无路可走才参加共产党的。从个人来说,大革命后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荣华富贵。福建事变后他流亡到广州时生活较清苦,过年时让姐姐找人借钱,被人嘲笑“大革命后随便跟哪个人也不至于如此,生活早解决了”。他是做到了富贵不能淫,也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到了解放战争,他做到了威武不能屈。父亲也不是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他每个历史关头的选择都是主动的选择。父亲知道一点就实践一点,大革命时代他接触到的叶挺、蒋先云让他意识到共产党人很伟大,共产党人品质优秀,作战勇敢,想成为共产党人。当时,“左”倾关门主义对旧军官入党很有保留,蒋先云牺牲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人接触他,但他一直向往能成为共产党人。遇到共产党人找他,他就很高兴。解放以后,他对组织提的唯一要求就是公开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形势要求,统战工作需要,他还是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

群任:忆述父亲的生平,一方面要记他事迹,一方面要记述他的美德。他嫉恶如仇,但待人谦虚和善。在旧社会身居高位,但不谋私利。抗战胜利后,父亲仍任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一次有一个人送一车古董来到我们家门口,要求父亲放走被扣的亲人,遭父亲严词拒绝,让这人把车开走。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缅怀父亲难能可贵的美德。

解密父亲身边重要的人和事

编:王绍鏊和何克希是您父亲的两位入党介绍人,请介绍下这两位入党介绍人。

群敢:王绍鏊有本传记,很薄的小册子。他是江苏吴江同里人,早年到日本读书,曾当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后来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33年秋,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夏,王绍鏊以上海救国会的名义来广州活动,他拿着季方的介绍信找到我父亲,说是受上海各界之托,有要事一定要面谒陈济棠总司令,希望我父亲设法找关系约见,父亲就这样认识了王绍鏊。王绍鏊跟陈济棠密谈后,初步约定只要广东军队不出击红军,红军保证不入广东境内。当时党的渠道很多,都在疏通陈济棠的关系,王绍鏊通过我父亲和陈济棠联系上,也起了一定作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王绍鏊又到山西,想做阎锡山的工作,后来被蒋介石逮捕。在王绍鏊被捕之前,我父亲主动写信给他,约他到嘉兴晤谈,两个人在嘉兴见面。王绍鏊说是他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希望父亲能做好张发奎的工作,争取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日。父亲听到王是共产党人十分兴奋,提出入党的要求。王当即表示,你有这个志愿,我可代为介绍。父亲赶写了自己的简历和志愿,交王带回上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王绍鏊和潘汉年、张唯一一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王1970年逝世,198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王绍鏊同志》的纪念文章,首次公开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群继: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何克希到嘉兴找父亲,说组织已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王、何二人作他的入党介绍人,为他履行了入党手续。何克希这个人父亲记得很清楚,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再联系过,父亲曾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化名。一直到2011年,我们到西柏坡参观国家安全教育馆《无名丰碑》展览,在北京见到国家安全部的同志,才证实何克希是个真名。在北京我们和他女儿、女婿见了面。后来他们到广州,专门来看我们,送给我们两本他父亲的画册,她说何克希当时在特科工作,被派去联系我父亲。现在知道,何克希是四川峨嵋人,1929年入党,1935年到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曾在特科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奉命到苏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后来整编到新四军,参与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1982年去世。

编:吴石是您父亲一个很重要的战友,有没有听您父亲讲他的情况?

群敢:我见过吴石几次,没有深谈。在柳州,吴石到过家里,知道他和父亲是总角之交,同乡,同时参军,又是保定军校同期生。抗战胜利后,组织希望父亲能在国防部谋个职位。当时,吴石和白崇禧关系比较亲近,吴石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父亲主要通过吴石的关系,获得国防部监察局中将检察官职务,这个职务方便到各地走走,看军事部署情况。父亲在南京国防部任职时,就住在吴石家里。好几次我到南京,也住在吴石家里,组织上也到吴石家里找过我。我来往于上海南京时,跟我联系的是沙文威(史永),他是打入国民党心脏的秘密党员,曾经到吴石家里找过我,让我将南京方面要交给上海电台发出去的材料交给刘人寿。吴石找我谈过几次话,都是一般性的寒暄,没有涉及到军事情报之类的,父亲跟他之间的交谈我不太清楚。吴石到上海我住的地方看到了王绍鏊、林亨元,问这些是什么人,大概对父亲的活动有所猜想。听父亲说过,吴石到福建任绥靖公署副主任时,林亨元曾请父亲将谢筱迺介绍到吴石身边工作,转交情报,谢筱迺、林亨元也给我讲过这个事情。解放后在全国政协开会,父亲、母亲跟吴石的女儿、谢筱迺聚在一起,吴石女儿把她父亲在台湾就义前写的遗书交给父亲看,我们家里也保存了吴石遗书复印件。

群策:父亲在推动吴石参加我党的情报工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父亲与吴石的思想交流和互相帮助是一贯的,特别父亲入党以后不断推动吴石思想转变。父亲在桂林跟吴石见面聊天时,讲在北伐战争与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与敬佩,吴石也讲在武汉会战时,跟叶剑英、周恩来有接触,很赞赏周恩来所讲的情报工作在游击战争中的重要性,特别赞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他认为国内再没有人能写出这么好的军事著作。父亲在柳州任职时,受张发奎所托,协调与从白崇禧身边调来的吴石的关系,父亲趁机向吴石讲国共合作,讲张文、陈宝仓等开明的将领,讲军统的霸道,吴石表态他只管军事,不参与党派斗争。解放战争时,吴石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父亲到南京常住在吴石家,吴石到广州也住在父亲家,他们经常交流对时局和重大事件的看法。吴石默默地为父亲的秘密工作提供方便,直到48、49年他决心亲自向我党提供军事情报时,还感叹说自己决心下得太晚了。

编: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一大批地下党员被牵连。您父亲作为潘汉年系统的一名情报人员,是否受到冲击。

群敢:父亲是否受“潘汉年事件”影响,我具体不了解,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不跟他住在一起。只是感觉那段时间他比较郁闷,想多学习党的文件,但又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几次到北京开会都不知该讲些什么好,照文件讲说不过去,讲体会或者补充点什么建议又感觉脑子不够用。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心情好多了。

群策:“潘汉年事件”后,我们在广州没听父亲说过组织上直接审查、询问过他这件事情。“文革”中父亲先受到群众批斗,后被监护审查,重点审查他跟战地服务队特支的关系。后来也没有听说父亲跟“潘汉年事件”有什么牵连。父亲一向比较低调,群众甚至领导都不清楚他在情报部门具体做了什么工作,长期跟他共事的应彬同志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做的情报工作。

我们这一大家子

编:请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情况。

群继:我家父母生我们八个姐弟妹,今天来了六位。父亲长期与家人分多聚少,但他对子女的教育还是严格的,总是鼓励我们从小培养自立的能力。大姐惠卿,今年94岁,在香港中资银行工作。大哥群敢,今年91岁,1941年入党,五十年代在周总理办公室当财经秘书,后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我是老三和老四群策,解放初期进了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两人一直在省直机关工作。老五群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才16岁,父亲鼓励他报名参加解放军空军,转业后从事文艺写作。老六群兴,在黄埔造船厂当工人。韶风妹妹清华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航天和公安部门从事技术工作。最小的弟弟群力,第一批知青下乡当农民,回城后在地方志做修志工作。父亲从来不干预子女的工作安排。

父亲和母亲终身相守,相濡以沫,互相支持。尤其母亲对父亲的帮助很大。在长期战争和秘密工作环境下,母亲不仅竭力支持、掩护父亲渡过艰险的日子,还承担养育我们八个兄弟姐妹的重担,所以,父亲总是深情地说“妈妈在家中功劳最大”。这都成为对我们做子女的无声教诲。

群力:父母去世后,大姐更成为一家之“主”,她一直关心、维护着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解放前,父亲几次去香港联系工作,生活上多由姐姐和姐夫(广东省银行工作)安排。他们夫妇也协助父亲做过一些信息传递和联系工作,成为父亲在香港的一个联系点。陈宝仓到台湾以后,有些材料也曾寄给姐夫设在邮政局的邮箱收转。

编:大哥和父亲都是地下党员,为了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父子之间长时间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直到1946年组织调大哥配合父亲完成情报工作才相互了解,这也是一段美谈。请大哥谈谈父子配合完成情报工作的具体情况。

群敢: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妙在不言中”,是父子关系,也隐含着党的关系,但也没说谁是谁的上下级,谁应该向谁汇报工作。我当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研究处工作,有固定的职业,固定的住所,很适合做组织和父亲之间的联络点。父亲南来北往,没有固定的住所,组织上很难找到他,他也很难找到组织。组织也没有明确告诉我父亲在做什么工作,我应该怎么样帮助他等等,只是告诉我父亲是我们的人。与此同时,王绍鏊跟父亲谈话让我配合他工作之后,父亲对我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父亲很担心我一个人在上海花花世界,担心我受到不好影响,曾写信告诉我“十里洋场,戒之慎之”。王绍鏊跟父亲谈过之后,父亲从来不问我这些事情了,对我的态度也很和蔼,我大概知道王绍鏊已经告诉他我是一名党员。我虽然配合父亲工作,但我们也不直接谈党的情况。我主要起到联络点作用,组织和父亲谈话,我在场他们也不回避,也不是他们次次碰头我都要在场。有时,他们碰他们的头,我上我的班。父亲进行情报工作的内容,没有必要,他也不告诉我。比如说,鲁令子是我发展的情报人员,也是我介绍他跟父亲认识的,鲁令子交给父亲的汤恩伯江防命令,他们都没有告诉我。做情报工作,越少人知道越安全,不但为了保密需要,也是为了保护我。这些情报中,只有“华中剿总”胡宗宪提供“双周战报”他告诉我,因为当时父亲居无定所,只好定期寄到我这里,由我收转。父亲去“徐州剿总”前线收集情报回来以后,只是跟我说现在那边乱得很,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这么热的天喝水都很困难,让我找刘人寿,让他尽快来。搜集情报具体情况都是他后来写文史资料我才知道。

编:大哥也是位老党员了,请大哥谈谈你的革命经历。

群敢: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仲元中学搬到韶关曲江鹤冲岗,我是在那里读书时入的党。当时,仲元中学的党组织关系受曲江中心县委的领导,具体由黄焕秋领导。刘渥丹是仲元中学党支部书记,她曾任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队员,当时读高一。学校的军训教官检查学生在图书馆借书情况,知道我借了《西行漫记》,很久都没还,就让图书室催我还,刘渥丹也知道我思想进步。她几次到偏远地方对我进行党课教育,还教我怎么跟学校的三青团进行斗争。1941年,我读高三,即将毕业,她赶在毕业前将我们几个进步青年介绍入党。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一个偏僻的山坡小树林里为我组织入党宣誓,她代表曲江县委监誓,她讲一句,我重复一句。从她身上我感觉到共产党的圣洁。在校期间,我发展了一个党员黄杰文,他后来考入中山大学,参加东江纵队,建国后任外交部理事司副司长。很不幸,我在这年得了伤寒,先在河西医院治疗,后回柳州调养,回柳州的时候,我的头发全掉光了。因为这场病,我失去了仲元中学党支部组织的集中上党课的机会,也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我病好之后,恰好有第二次高考,我考上了勷勤商学院。那时勷勤商学院也在曲江,所以我有时还参加仲元中学党组织的活动。粤北省委被破坏后,我的组织关系无法转出来,刘渥丹让我隐蔽下来。日本人打通粤汉线之后,勷勤商学院解散,我跟刘渥丹她们失去联系。刘渥丹曾跟我说过,让我不要乱找关系,她说等上面关系疏通之后,自然会找你。我自己也认为,个人不能找党组织,党组织觉得你合格了,才会找你。所以,1944——1946年期间我没有找党组织。我也猜想到左洪涛他们是共产党员,在重庆我也去参观过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陕北边区生产成果展览会,但我从来不敢自报山门,主动寻找党的关系。直到1946年在上海,我参加民盟,重遇王绍鏊。我知道王绍鏊和父亲关系非同寻常,父亲在柳州看王绍鏊寄来的东西,接待王绍鏊介绍的人都是神秘兮兮的。一天,在王绍鏊家里,我说民盟太松懈了,做不了什么事儿。王绍鏊慢吞吞地说:“你老兄想找更严密的关系,我也可以给你想办法。”他这么一说,我知道有门了。我就把自己过去入党以及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讲出来,王绍鏊让我把经过材料写出来,他替我转交上去。后来组织上派沙文威和我联系(后来沙调走由刘人寿和我联系),我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48年底上海李白电台被破坏那天,刘人寿(潘汉年撤退到香港以后,刘人寿代替潘汉年指挥潘汉年系统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叫他妻子黄景荷到金仲华(民主人士,《世界知识》创办者,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家里找我。我当时住在金仲华家里,黄景荷要我当天下午6点钟在国泰大戏院门口等刘人寿,我意识到肯定发生了大事儿。见面后,刘人寿叫我立即跟我的联系人打个电话,说有一箱东西要寄存到他那里,看是否可以,并叮嘱我打完电话以后一个小时到兰心大剧院门口等他。但到约定的时间地点以后,刘又告诉我,这个计划取消了。

当时,刘人寿跟我约下礼拜二在虹口一个书店等他,但他一直没来。我连续等了几天,他都没来,我知道有些麻烦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从南京到上海,拿来鲁令子得到的汤恩伯部署十个军的江防命令,要找刘人寿。我无法联系到刘人寿,父亲当机立断,让我给他买飞机票,亲自把情报送到香港。据刘人寿后来讲,他留了暗号在桂系一立法委员那里,他以为父亲会到那里去。解放后,王绍鏊曾对我说,他批评刘人寿太慌张了,没有做必要的安排。刘人寿平反后,跟我讲过他当时处境很危险,受到怀疑,曾被叫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审讯,幸亏他能言善辩,敌人被唬住了,把他放走。他才不得不避走香港。刘人寿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从内部挖他墙角的人,他宁可错杀一万,也不原意放过一个。刘人寿还讲过,在解放区至少可以用武器拼个你死我活,大不了鱼死网破,在蒋管区,我们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如果做群众工作,还可以靠群众掩护,自己不一定抛头露面,但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很容易被找到蛛丝马迹,斗争非常尖锐、残酷。我感觉到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