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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征研视野中的部门史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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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植学术精神

  部门史这个概念,我过去没有很好想过。部门史怎样界定?为什么要修部门史?怎样修部门史?对我来说都是新问题。接受讲课任务后,才稍为作了点小小的、不成系统的思考。

  我搞党史的时间不算短了。最初接触党史,有人对我说这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说它的学科属性是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甚至是法学。有一位同事,明明读的是中共党史专业,得到的学位却是法学。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说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党史的“理论”教化功能,而淡化了它的“史”特点。还有一个现象,党史研究室为什么要简称为“党研室”,而不是名正言顺地简称为“党史室”呢?这是不是某种意识、某种情绪的流露呢?也值得我们想一想。看来,党史的“史”的方面,是不被看好的,有意无意被人忽略了,淡化了,抽走了。书写得好不好,课讲得好不好,往往只看“经验”提升得怎样,“理论”归纳得怎样,与现实结合得怎样,而不看有无史实的支撑,还提出什么要“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等等。总之,这门课给人的印象就是重条理而不重史实,有结果而无过程,有宏大叙事而少细节描述,政治味、说教味浓,而学术味不足。久而久之,党史的史学色彩被淡化了,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的传统不被重视,从史中求史识的精神也被遗忘了。这种情况让本来是历史学科分支的党史,一步步从历史学中分离了出来,自我边缘化,其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党史学科学术精神的缺失。

  我还有一点感受。党史这个领域有个矛盾的现象,又冷又“热”。一方面是党史这个学科比较冷落,有点萎缩,有点无奈,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是有关党史的东西,又被炒得相当“热”,很有卖点,被大量刊登在书报中,摆在书摊里,出现在屏幕上,并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被炒得很“热”这种情况,说明党史距离我们很近,正因为很近,所以有许多人加入到庞大的党史叙述的队伍中来了。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无数传媒工作者加入了这一叙述行列,其中有的人,对党史是一知半解的,或说不上有何了解,或甚至是对党史存有偏见的,但他们制造了难于统计的与党史相关的文字或影视作品。党史就这样被不断地、反复地以文字、口语、影视或网络的形式叙述着,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历史情况清晰了,而有的问题却更加模糊了,距离史实更远了。对这种情况,无以言之,姑且称之为党史叙述的泛化,或者叫多元化,或叫碎片化。

  面对着党史叙述的多元化、泛化和碎片化,我们应当正视党史学科学术精神缺失的问题,应坚守党史学科的学术化,坚定走学术化的道路。因为只有真正学术化的党史,才是有存史价值的、对人们具有启迪借鉴意义的党史。而如何提高党史的学术化的程度,则是党史工作面临的一大问题。

  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到部门史这个题目来。部门史的征编对于提高党史学科学术化程度,应当是有意义的。刚才讲过,过去的党史编纂或讲授,重条理而不重史实,重宏大叙事而轻细节描述,而部门工作的不少事,看起来好像就是皮皮毛毛、鸡零狗碎的小事,属于细流末节,往往就被忽略了。应当在此说明,重宏大叙事不仅是党史写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也被看成是传统修史的通则,传统修史中就有“常事不书”的说法。这样,部门工作往往被忽略,不为史家所关注,也往往写不上史书。然而,各位熟知部门工作内情的人都知道,部门工作看似小事,但部门以权能职责所系,所经办的不少事是事关全局、牵动各方的,例如一些重大决策如何出台,如何组织实施等等,就与部门工作相关。在许多情况下,不了解部门工作的情况,就无法搞清楚一些重大事件是怎样酝酿、发展而成的,一些有影响历史人物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如果部门工作不被关注,部门活动被忽略,就等于忽略了整部党史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使部门色彩隐而不彰。

以往的党史征编,党的部门工作的情况,称得上是个烟笼雾罩,能见度很低的区域。在中共党史上,在各个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区,究竟设置了哪些部门?各部门又内设了哪些机构?干部配备、人际关系如何?具体的权能职责运作情况怎么样?办事流程怎样?如此等等,都有不少不甚了了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以往党史征研的一个薄弱点或空白点。有一年中央党校搞校庆,要查党校起源于何时,中央党校专门来信问我1926年广东区委办党校的情况。这件事我了解一点,知道广东区委很早办有党刊(《我们的生活》),办了党校(1926年4月),但了解得很不细。北方区委党校和广东区委党校哪一所办得早些?哪一所算是全国最早的党校?我当时就没有把握了,不敢断定了。至于办校的具体细节,更是心中无数。当时我就感到,我们做广东党史工作做得不细致,留有不少盲点。党的纪检委当前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么在党的历史上,最早的纪检机构设于何时、何地?中共广东区委的监察委员会算不算得上是最早出现的纪检机构?这又是一个与部门史征编关系着的问题。当时任广东区委秘书长的赖先声,在他的回忆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讲到广东区委有“监委”的设置,并且列出了“监委”班子的名单,书记林伟民,是当年一位著名的工运领袖。应当说,广东区委“监委”比中央“监委”成立(1927年4月)得早,但是广东区委“监委”的设置,又有许多不明不白的情况,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今天,随着纪检工作地位的提升,党的纪检史很被看好,我已多次被咨询到有关的情况,面对各种提问,我说不清,道不明。这是我接触到的部门史史料欠缺,征编工作有所不足的两个例子。

以上说明部门史的征编有意义,有益于将党史工作引向深入,而这一工作在以往又有所不足。今天处于党史叙述多元化和不断被泛化、碎片化的环境中,部门史的征编也会面临如何防止学术精神缺失的问题。所以,今天从事部门工作史的征编,在刚启动、刚起步的时候,我认为就应当强调培植学术精神。党史姓史,部门史姓史,部门工作史也姓史,其基本属性都是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因此,历史学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方法,在部门工作史的征编中,同样是适用的。只有用史学的办法,也就是隔着一定的时间距离,以经过沉淀、冷却和充分暴露了的史料,去解释和处理相关的史事,去构建史书的框架,才能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努力使整个征编工作不偏离学术轨道。

二、部门史征编应具党史通识

  下面我想联系1921至1949年广东党史的一些具体情况,讲一讲部门工作史征编的一些相关问题。在我看来,按学术规则去整理、研究和编撰部门史,前提是需要具备党史通识。

第一、部门工作史的征编,首先应对各时段部门设置的情况及其主要工作有通盘了解。

  广东党什么时候开始有部门设置?1921至1923年党的三大时,广东党组织称“广东支部”、“广东区委”,1922年6月广东党员人数是32人,此时应无部门之设,但有与部门相关的工作,如工人运动、青年工作等。1922年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重组时,全省团员达两千多人,广州市团员达数百人。故不应以这时无部门之设置而对这些史事予以省略。1924年至1927年4月,广东党组织先后称“广州地委”、“广东区委(两广区委)”。广东党员人数,1925年10月为928人,1926年9月为5039人,1927年4月为9027人。地委、区委之下,有部(组织、宣传)、委(农委、工委、军委、学委、妇委、监委)的设置。值得注意的是区委“军委”的出现,时在1924年秋冬,可能是最早成立的“军委”。刚才已提到,区委之下有“监委”,即纪检机构之设,并有党刊、党校之设,另外还成立驻国民党中央党团,这都具有开创的意义。1927年夏天至1934年,广东党组织先后称“广东省委”、“两广省委”、“两广工委”、“香港工委”、“南方临时工委”等。广东党员人数,据史料称广州起义时有三万人,1928年党的六大时有五万人。这一时段,党的处境极为艰险,活动隐蔽,组织经常遭破坏,部门设置很不明了。1932年广州党组织遭瓦解,活动中断,19234年香港党组织亦已被破坏以尽。有关的史料,征编的难度很大。1936年,广州、香港党组织重建恢复,在香港称“南临委”(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广州设市委,还有个“外县工委”,不久重建“广东省委”。广州沦陷后,党的领导机关撤出广州,在“南委”之下,分设粤北、粤南省委。重建后的省委机关,有部、委的设置,如军委、青委、工委、妇委,组织、宣传、统战各部。广东有统战部,可能从这时开始,古大存任部长。各地设特委、工委、中心县委、县委。至1939年底,全省党员共17445人。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成立“广东区委”,区党委之下,有组织、宣传、统战、城工各部。城工部是新设之部。这时全省党员约为三万人。东江纵队北撤(1946年6月)后,党的机构调整,分秘密、公开两个系统,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称“城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称“农委”。1946年6月设港粤工作委员会,部门机构出现了“侨运组”、“情报组”这样的组织。1947年成立“香港分局”,1949年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

以上,是1921至1949年广东党组织沿革和部门设置的大略情况。做部门工作史,对这些情况,应通盘了解,力求做到对组织沿革要理得清楚,对部门设置的情况要心中有数。

第二、以党史通识指引部门史的构建。地方党史是党史的一部分,部门史是地方党史的一部分,部门史只有放在党史的整体格局中,才能找准它的位置,才能发现和提炼它的意义,所以部门史的构建,离不开对党史大格局的观察,应在党史通识的引领之下进行。

  为什么局部问题要放在大格局中来认识?且以广州起义为例,简单讲几句。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属于小时段、区域性的事件,但认识广州起义,不能就事论事,眼睛只盯着这三天的情况。广州起义不只是在广东的党员、党组织搞起来的,八七会议后中央体制的变化,共产国际的因素,都对搞不搞广州起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弄清楚这些上层的、全局性的情况,就不可能客观认识这次起义。如何评价广州起义,历来有争议,有人高度评价,充分肯定,说这次起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组织得很好,称之为“暴动艺术”。这是临时中央1928年1月3日决议案的主要精神。不同意这样评价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争议,如果就事论事是解决不了的,须将基本史料搜罗完整,内情基本揭开,特别是对上层决策的经过有较充分的了解,才能看得清是非。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但对广州起义研究,过了80多年至今仍未完结。这就说明,分析认识局部的问题,要有大格局的眼光;对小时段、区域性的史事,须放在整体格局中去观察,要掌握全局的史料,这样才有益于在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获得拓展。

第三、搞部门工作史征编,还要具有贯通精神。做党史工作,专攻一点往往不难,搞上几年、十几年,谁都会搞出自己的一点名堂来,都能积累成自己的一点专长,都可以称得上是某一点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但要做到贯通,那就不容易了。这在地方史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在搞地方史、专题史的人中,不乏很敬业、很执着、口袋里史料很多的人,他们的确称得上某一点的“专家”,而他们所欠缺的,就是贯通精神,走不出部门、地方的圈子。很显然,只有将部门史与党史贯通,将地方党史与整部中共党史贯通,将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贯通,这样才能提升部门史、专题史、党史的学术品位。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不必引用什么事例来说明。

  贯通精神,应包括局部与整体、地方与中央的循环互动关系。部门、地方的史事必须从整体格局中去观察才有意义,反过来,党史须从地方党史入手,基础才能巩固,这是相辅相成,循环互动的关系。地方和部门史料的发掘,将丰富、补充全部党史,或对党史提出不同看法与解释,挑战或修正以往对党史的认识。这样的循环互动,有助于对党史通识的重新整合。近几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研究黄埔军校史,二是协助征编团一大召开前后的史料,也算是做地方史、部门史吧。我就感到,小时段、区域性史事的征编有确益于历史认识的深化,须花大气力才能做好。此处,我还参与编了一本书《中共东京支部》,也是个不大的题目,这也让我从过去未曾注意一个角度,加深了对广东党史、抗战史的认识。刚才说要以党史通识来构建地方史和部门史,但不等于要以党史来框定和限制地方和部门史,不等于将地方、部门的史事摆在次要的地位。

做部门史、地方史,不意味着对部门、地方的畸重与偏爱。如果“卖花说花香”,搞哪个部门、哪个地方的历史,就有意突出哪个部门地方的好处,做传记就一味放大传主的功劳,专拣好话讲,这并不符合贯通的精神。因为这是坐井观天,只突出局部,而忽略了全局,这正是对全局历史的忽略或无知。当然,全部历史也并非是部门史、地方史的总和。贯通、贯通,旨在求通,传统史家讲“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晓历史百年、千年演变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探索成败得失之本,考究兴衰荣辱之由,这是很高的境界。这里有值得我们长期体会、思考的道理,只有虚心学习,勤于实践,长期磨炼,才能求得自己的不断进步。

三、谈征集、思考与写作

搞部门史征编应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有基本的历史知识;二是对部门的情况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三是要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些,没有更多可讲的东西,我还是回到培植学术精神这个话题,简要谈几点感想。

第一、重视史料的征集。做部门史就是征编、研究历史,故要树立实证的观念,学会应用实证的方法。历史不能复制,不能试验,但历史需要证明或证伪,故实证的方法,是史学的基本方法。人们经常说,科学重通性,历史重特性;诗贵传情,史贵传真。史学首先是求真之学,只有真实可靠的历史,才称得上是信史。这就要高度重视史料工作,要把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以史料揭示历史的真相,以史料证明历史的是非得失。搞哲学的人,重在观点的提炼,而将历史视为它的佣仆,让历史为其观点服务,搞史学则不可以这样。在史学领域内,历史是史家的主人。如果离开历史的支撑,任何经验、理念或观点的提炼,都将是苍白的。什么是史料?与历史相关的东西,都可看作是史料。过去留下的档案、文件、书报是史料。当事人、知情人和过来人的笔述和口述,也是史料。以前有一句话“六经皆史”,原意是什么且不管它,我们可引申一下,将存世的历史遗物,包括前人的著述、旧书报、残篇断简等,都当作史料读,用以说明历史,据以证明和证伪。以读史料的心情进入阅读,对所读的东西,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也往往会从中得到一些感悟,增加几分史识。有人问怎样搞史料?这没有决窍,只有自己动手,亲历亲为,持之以恒。怎样鉴别史料,这些问题有人专门会讲,我就不说了。

第二、善于思考。史学重实证,但不等于轻思辩,不能断言这个领域没有思维的空间,也不要以为搞历史用不着多动恼子。历史为思想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是思索者纵横驰骋的疆场。能不能做到善于思考,当然是能否提高学术品味重要的一环。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善于思考,具体是指要结合历史过程来分析问题,就事析理。对待历史,思考历史问题,一要有时间距离感。因为现实与历史隔着时间的长廊,不能犯时间的错误,如果犯时间的错误,那就是犯史家之大忌。西方史家将历史定位为“时间中之人事”,也是强调时间,有时间距离感,才有史学的智慧。消逝了的时间,才能衬托历史的性格。时间提炼出史学的价值,如果说真实是史学的本质的话,那么,时间就是史学特有的品格。过去有一句话说“现在不说明现在”,意思可引申为:未经时间的沉淀,无以揭示历史,未经时间的检验,也无以证明历史,今天不检验今天。“现在不说明现在”等于确立了史学的基础,有这句话,才有历史学。这句话,可以说是史家的信条。二是要有空间距离感。历史重视时间性,也重视空间性,环境对人文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环境影响人类,人类也改变环境,空间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起了变化,如果忽略空间的变化,也不可能全面认识历史。以前常讲,看问题要注意时间、地点、场合,不要犯时间、空间的错误。我们认识历史,思考历史问题,尤其应当如此。

如何培植思辨精神,是个很深奥的问题,是高要求、高难度的动作,今天讲不了很多。只就以上两点,泛泛而谈,供各位参考。

第三、勤于写作。从事史料的征集,应多学习写作,应勤于写作。因为仅仅是史料成不了学问,往事也并不是史学,只有经过历史工作者之手,史事才成为史学。历史研究是史家与史实之间的不断互动,是永无止境的古今对话。故史料征集与史事写作,应相向而行,相辅相成。

以历史为对象的写作,当然应遵循正确的修史原则,努力做到据实而录,言必有据,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然而历史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并不限制历史工作者心智的发挥,史事的写作,不乏思辨的魅力,更有文辞的隽美。时至今日,对历史的记忆,已变成了难于统计的文字,这类文字,今后还会源源不断增加。物有品类,人有群分,历史的著述,未免也有高低上下之分,优劣精粗之别。上乘之作,是史家的杰构,是诗心史笔的交会之作。它永远是一种手艺,不可能高产。

一切都说明,目前搞历史很难,搞党史更难,搞地方党史尤其困难。难就难在必须面对党史叙述的多元化、泛化和碎片化,要挽回学术精神的缺失,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但党史领域也不乏高水平之作,也产生了学问做得好的学者,如龚育之、金冲及等,龚的“党史扎记”,做得可谓炉火纯青。这说明党史虽然难做,但把党史做得很有学术品位,并不是做不到的。让党史走上学术化的道路,是我们的目标。(2014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