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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征研视野中的部门史

2016年03月10日     来源:广东党史网

一、培植学术精神

部门史这个概念,我过去没有很好想过。部门史怎样界定?为什么要修部门史?怎样修部门史?对我来说都是新问题。接受讲课任务后,才稍为作了点小小的、不成系统的思考。

我搞党史的时间不算短了。最初接触党史,有人对我说这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说它的学科属性是政治学,或者是社会学,甚至是法学。有一位同事,明明读的是中共党史专业,得到的学位却是法学。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说党史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党史的“理论”教化功能,而淡化了它的“史”特点。还有一个现象,党史研究室为什么要简称为“党研室”,而不是名正言顺地简称为“党史室”呢?这是不是某种意识、某种情绪的流露呢?也值得我们想一想。看来,党史的“史”的方面,是不被看好的,有意无意被人忽略了,淡化了,抽走了。书写得好不好,课讲得好不好,往往只看“经验”提升得怎样,“理论”归纳得怎样,与现实结合得怎样,而不看有无史实的支撑,还提出什么要“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等等。总之,这门课给人的印象就是重条理而不重史实,有结果而无过程,有宏大叙事而少细节描述,政治味、说教味浓,而学术味不足。久而久之,党史的史学色彩被淡化了,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的传统不被重视,从史中求史识的精神也被遗忘了。这种情况让本来是历史学科分支的党史,一步步从历史学中分离了出来,自我边缘化,其最终的结果,是造成党史学科学术精神的缺失。

我还有一点感受。党史这个领域有个矛盾的现象,又冷又“热”。一方面是党史这个学科比较冷落,有点萎缩,有点无奈,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是有关党史的东西,又被炒得相当“热”,很有卖点,被大量刊登在书报中,摆在书摊里,出现在屏幕上,并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被炒得很“热”这种情况,说明党史距离我们很近,正因为很近,所以有许多人加入到庞大的党史叙述的队伍中来了。特别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无数传媒工作者加入了这一叙述行列,其中有的人,对党史是一知半解的,或说不上有何了解,或甚至是对党史存有偏见的,但他们制造了难于统计的与党史相关的文字或影视作品。党史就这样被不断地、反复地以文字、口语、影视或网络的形式叙述着,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历史情况清晰了,而有的问题却更加模糊了,距离史实更远了。对这种情况,无以言之,姑且称之为党史叙述的泛化,或者叫多元化,或叫碎片化。

面对着党史叙述的多元化、泛化和碎片化,我们应当正视党史学科学术精神缺失的问题,应坚守党史学科的学术化,坚定走学术化的道路。因为只有真正学术化的党史,才是有存史价值的、对人们具有启迪借鉴意义的党史。而如何提高党史的学术化的程度,则是党史工作面临的一大问题。

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到部门史这个题目来。部门史的征编对于提高党史学科学术化程度,应当是有意义的。刚才讲过,过去的党史编纂或讲授,重条理而不重史实,重宏大叙事而轻细节描述,而部门工作的不少事,看起来好像就是皮皮毛毛、鸡零狗碎的小事,属于细流末节,往往就被忽略了。应当在此说明,重宏大叙事不仅是党史写作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也被看成是传统修史的通则,传统修史中就有“常事不书”的说法。这样,部门工作往往被忽略,不为史家所关注,也往往写不上史书。然而,各位熟知部门工作内情的人都知道,部门工作看似小事,但部门以权能职责所系,所经办的不少事是事关全局、牵动各方的,例如一些重大决策如何出台,如何组织实施等等,就与部门工作相关。在许多情况下,不了解部门工作的情况,就无法搞清楚一些重大事件是怎样酝酿、发展而成的,一些有影响历史人物是怎样打造出来的。如果部门工作不被关注,部门活动被忽略,就等于忽略了整部党史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使部门色彩隐而不彰。

以往的党史征编,党的部门工作的情况,称得上是个烟笼雾罩,能见度很低的区域。在中共党史上,在各个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区,究竟设置了哪些部门?各部门又内设了哪些机构?干部配备、人际关系如何?具体的权能职责运作情况怎么样?办事流程怎样?如此等等,都有不少不甚了了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以往党史征研的一个薄弱点或空白点。有一年中央党校搞校庆,要查党校起源于何时,中央党校专门来信问我1926年广东区委办党校的情况。这件事我了解一点,知道广东区委很早办有党刊(《我们的生活》),办了党校(1926年4月),但了解得很不细。北方区委党校和广东区委党校哪一所办得早些?哪一所算是全国最早的党校?我当时就没有把握了,不敢断定了。至于办校的具体细节,更是心中无数。当时我就感到,我们做广东党史工作做得不细致,留有不少盲点。党的纪检委当前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么在党的历史上,最早的纪检机构设于何时、何地?中共广东区委的监察委员会算不算得上是最早出现的纪检机构?这又是一个与部门史征编关系着的问题。当时任广东区委秘书长的赖先声,在他的回忆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讲到广东区委有“监委”的设置,并且列出了“监委”班子的名单,书记林伟民,是当年一位著名的工运领袖。应当说,广东区委“监委”比中央“监委”成立(1927年4月)得早,但是广东区委“监委”的设置,又有许多不明不白的情况,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今天,随着纪检工作地位的提升,党的纪检史很被看好,我已多次被咨询到有关的情况,面对各种提问,我说不清,道不明。这是我接触到的部门史史料欠缺,征编工作有所不足的两个例子。

以上说明部门史的征编有意义,有益于将党史工作引向深入,而这一工作在以往又有所不足。今天处于党史叙述多元化和不断被泛化、碎片化的环境中,部门史的征编也会面临如何防止学术精神缺失的问题。所以,今天从事部门工作史的征编,在刚启动、刚起步的时候,我认为就应当强调培植学术精神。党史姓史,部门史姓史,部门工作史也姓史,其基本属性都是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因此,历史学的一般原理及基本方法,在部门工作史的征编中,同样是适用的。只有用史学的办法,也就是隔着一定的时间距离,以经过沉淀、冷却和充分暴露了的史料,去解释和处理相关的史事,去构建史书的框架,才能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努力使整个征编工作不偏离学术轨道。